'「思想中國」黃少安：新中國政治經濟學70年回顧與展望'

導語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騰飛的70年。為展示70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烘托學術界百家爭鳴之良好氛圍、勾勒各學科研究前景與發展趨勢，《思想中國》欄目推出《70年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回顧與展望》系列文章，並按照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約請各領域權威專家撰寫文章，簡要回顧成就與不足，重在對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探索。文章儘可能吸收同行專家盲評意見修改完善同時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觀點，文末附推薦意見，既可視為讀者瞭解該學科的導讀性論著，也可視為廣大黨員幹部勤學習、強本領、長才乾的鮮活教材。今日刊發70年學科發展系列文章之十一，敬請垂注。

新中國政治經濟學70年回顧與展望

黃少安

作者簡介：黃少安，男，經濟學博士，著名經濟學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現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中心）院長，山東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學科組專家和國家社科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中國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和法經濟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重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創建和組織“中國法經濟學論壇”、“中國語言經濟學論壇”和“中國製度經濟學論壇”。

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由現實的需要推動的，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如此。我們把70年分成改革開放前、後兩個階段，考察和描述不同階段的不同現實需要如何影響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以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運用如何影響中國經濟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未來我們將基於中國的經驗事實和麵臨的國內國際現實，講好中國故事，構建科學意義上、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那樣：“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一、改革開放以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新中國製度選擇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依據

為什麼要建立新中國、為什麼能夠建立新中國、新中國怎麼建設？這實際上是一組關於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動態選擇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我們選擇的理論依據。《資本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其哲學基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集中地、邏輯嚴密地闡述了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關係及其上層建築為什麼不再適合人類社會、為什麼必然滅亡、為什麼必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併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上層建築所取代。中國共產黨面對當時積弱積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後，找到了領導工農革命、推翻舊的經濟政治體制、建立新中國的理論依據。中國當時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符合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勝利論”。但是，列寧審時度勢，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少數資本主義不發達、經濟落後國家“首先勝利”，而且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實踐，使得中國共產黨視“首先勝利論”為“為什麼要”和“為什麼能”建立新中國的理論依據。新中國建成什麼樣、怎樣建？列寧和斯大林等的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理論，也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然成為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經濟體制選擇和經濟建設的理論依據，包括“過渡時期理論”、“社會主義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管理+按勞分配”的經濟體制、重工業優先發展等理論。所以，新中國初期30年、甚至更早的時期內，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主線就是學習、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著以及斯大林組織編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即所謂的“蘇聯教科書”。一大批經濟學家畢生翻譯、研讀、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少數從西方國家留學回來的學者，也重新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批判西方經濟學。他們為新中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人才培養以及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主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創新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儘管因學習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單一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管理+單一按勞分配的經濟體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恢復、重工業（包括軍事工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新中國初期3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也不低，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發現這種體制的弊端很大，不適合仍然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於是，新中國又一次面臨重大的現實問題：如何審視和判斷已經運行了30年左右的經濟體制？實際上這又是一次重大的經濟體制選擇和經濟發展問題。所以，1978年以後的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其核心問題是：“為什麼要改革、改成什麼樣、怎樣改革”、“中國經濟怎樣發展和運行”以及“怎樣解釋中國經濟發展”。

改革意味著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和轉型，是需要理論依據的，甚至需要重大的理論創新。理論依據大致有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是最基本的理論依據，它要從根本上闡明中國為什麼要改革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或總體目標是什麼。最基本的理論依據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判斷也許讓人迷惑：傳統的經濟體制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論依據怎麼還是它？我們之所以要改革，是因為傳統的體制是適合比較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的，相對於生產力發展需要高配了、超前了，而我們現在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於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成為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科學而準確的確認，這意味著：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公有制，但不能是單一公有制；需要計劃管理，但不能只靠計劃管理、更不能靠指令性計劃管理；可以有而且必須有按勞分配，但不能單一按勞分配，也得有其它分配依據和方式；最關鍵的是，必須主要依靠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所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寫得非常明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有社會主義又有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初級階段的。依據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原理改革傳統的經濟體制，不合適就改革，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嗎？唯物史觀不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不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具體化和發展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一種思想、一種理論，也是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長期認識和總結的結果。對此，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裡面，早就已經有了認識和論述，只不過具體分為幾個階段、具體每個階段的界定不同而已。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在20世紀50-60年代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總結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時，在一系列文件和講話中，都曾提到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和發達階段的劃分問題以及相關觀點。但是，既要堅持（初級階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一致的，理論上需要重大創新。改革開放以後，眾多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並且從邏輯上論證了 “公有制可以與市場經濟統一”，這一集體創新的成果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得到了體現，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當然，這一理論創新，與改革開放前以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孫冶方、顧準和卓炯等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商品貨幣關係”的思想有關，他們雖然沒有論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內在統一的，只是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和可以有商品貨幣關係、需要價值規律，而且立足於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裡找依據，但是在那個時代，這些思想足以成為後來理論創新的思想先驅，足以讓人敬佩。

第二個層面的理論依據就是具體怎麼解析傳統經濟體制、怎麼設計改革目標和怎麼改革的理論，其中又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是學習借鑑東歐經濟學，二是中國經濟學家們創造性提出或總結出自己的新理論。

東歐國家上個世紀50年代就開始探索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一大批東歐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和基本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張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都傾向於引入市場機制。歸納起來，他們就是研究：為什麼要改革、改成什麼樣、怎樣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標和改革方式問題。這也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們面臨和必須回答的問題。所以，20世紀80-90年代，眾多中國經濟學家關注、學習、研究東歐經濟學，並且運用於中國改革現實，對中國改革實踐產生過重要影響。東歐經濟學既沒有超出或遠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體系，又接受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實在是既符合中國的現實需要，又容易被中國理論界和決策者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和經濟改革實踐，受到東歐經濟學的影響或啟示，本質上還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起作用。

當然，後來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在改革目標、改革方式等方面，在理論上超越了東歐經濟學，使得中國的改革實踐也比東歐國家更加成功。前面已經介紹過，中國經濟學家們創造性提出並論證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可以統一，並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在如何改革方面，中國經濟學家們並沒有接受和借鑑所謂的“薩克斯療法”和“華盛頓共識”，而是創造性提出並論證了漸進式轉軌或改革理論，體現在一系列改革方略或建議上，主要有：改革與開放並舉，以開放促進改革；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舉，以增量改革促進或倒逼存量改革；先易後難、先農村後城市地推進改革；在尊重民眾改革積極性的同時，依靠政府力量在一定限度內以非市場化手段推進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始終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無論農村土地制度的承包制還是近期的“三權分置”，以及城市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承包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以政治體制穩定從而政治、社會穩定作為經濟體制轉軌穩定推進和經濟增長的條件。這些都是真正的、經過實踐證實了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創造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老中青三代眾多的經濟學家們為之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個層面是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借鑑和運用。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意義上就是學習、借鑑西方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技術，不可能不學習和借鑑現代西方經濟學。因此，借鑑西方經濟學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對中國經濟運行實踐影響最大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是也有波動，擺脫不了週期規律，也會有經濟危機或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影響的風險，因此，中國也需要應對經濟危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有經濟危機理論，但是它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性原因，並沒有提供短期的反危機理論和政策主張，而是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問題。這種危機理論顯然不適合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中國。不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如何，其反危機的政策主張是明確的，短期內是管用的。中國在應對經濟危機時，儘管開始由於體制基礎和操作經驗的原因，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工具運用不太熟練，但是，後來就用得越來越好，關鍵是要結合中國國情，有所創新和改進。除此之外，還有西方產權理論和企業理論與中國產權改革、企業的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理論與中國的全面開放和融入全球化，收入分配理論與中國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等，都被中國經濟學家一定程度地借鑑和運用，都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運行產生了影響，也一定程度上被中國的經驗事實所證實。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學界在借鑑和運用時，都結合中國實踐有所創新。

三、展望未來：構建以“合作”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現在的中國雖然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有些問題的難度還很大，但是，畢竟經過70年的艱苦努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體制和技術創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NI也達到了中等發達水平，綜合國力有了巨大的、跨越性的提高。經濟增長方式也基本告別了資源消耗型、勞動密集型、環境汙染型、中低檔產品大量出口型，正在轉型到“創新驅動高質量增長”的階段。幾十年經濟體制演變和經濟發展的故事足以為經濟學的重大發展提供經驗基礎，中國未來發展及其影響力，也呼喚中國為世界貢獻經濟學的智慧。當下，我們能否講好中國經濟發展的故事、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首先，這取決於我們對自身的認知，包括確認國內社會狀態、在新的國際關係中國的定位和作為等。回顧過去，我們可以自信但是不能自滿：雖然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還是有許多不足；審視現在，我們必須理性：雖然我們不再是弱國弱民，但還沒有足夠強大，還不是現代化強國，還有許多問題困擾我們，例如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創新機制還不夠健全、創新動力還有待強化，還有更突出的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引起的環境壓力、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等，中等收入階段的幾乎所有可能的問題我們都存在；展望未來，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和能力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把中國置於國際關係中來看，我們曾經長期繁榮強大卻沒有欺負過別的國家和民族，我們曾經落後受盡欺辱，但是我們沒有屈服、沒有趴下，依靠自己又重新站起來、強大起來，而且沒有想著要報復誰。中國將一如既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尋求與各個國家和民族平等合作和共同發展，永遠不尋求霸權和取代霸權地位，希望世界和諧，力求與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次，要從更高的境界理解經濟科學。經濟科學有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但是，其共同的科學精神或科學價值觀，應該是追求“節約、互利和均衡”，即使有些具體的經濟學理論揭示的是資源浪費、利益衝突和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不均衡，但是，其價值取向應該還是尋求節約、互利和均衡。這也正是中國自古至今到未來都堅持和履行的立國和發展的理念。中國經濟發展的故事也就是節約和充分利用資源、尋求互利發展和均衡和諧發展的故事。

最後，我們呼喚構建以中國和諧文化為哲學基礎、以“合作”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已有經濟學基本上是建立在自利的經濟人假設前提下的、以“競爭”為主線的經濟學。這不是經濟學的錯誤，而是它的貢獻。因為這一經濟學體系相信並且認可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通過合法競爭能夠很大程度上促使資源優化配置，從而節約和充分利用資源，增加社會總福利。很大程度上這是事實。已有經濟學體系對人類競爭的規律及其作用已經揭示和解釋得很好，但是還不夠。人性除開競爭的一面，還有合作的一面，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一樣，而經濟學對人類合作規律及其作用這一方面的揭示和解釋還遠遠不夠。這既是已有經濟學的缺憾，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遇（當然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有這樣的機遇）。更重要的是：第一，古今中外，現實中人和人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企業之間總是有那麼多不必要的衝突、競爭甚至戰爭，為什麼不合作呢？為什麼不相信可以合作呢？可見這是社會普遍現象，是經濟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的。第二，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發展實踐，一直崇尚和踐行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第三，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和諧”、“和為貴”、“天人合一”等，可以說是“和”文化或“和諧文化”，包含人與人和諧以及人與自然和諧，與經濟學的科學價值觀也高度吻合。可以說，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很容易提煉出與“合作”的經濟學體系吻合、與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已有經濟學不同的哲學基礎或基本方法論。

所以，我們在已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它經濟學的知識積累基礎上，可以基於中國傳統文化提煉出基本方法論，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理念和經濟發展的故事放在以“合作”為主線的經濟學框架裡儘量講好，講好了就是構建了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以“合作”為主線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基本構想應該是包含基本方法論、基本假設前提以及基本概念的可解釋中國和世界重要的新問題新現象的理論假說。基本方法論層面，在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下，從中國的和諧文化中提煉出與個人主義不同的方法論基礎；合作與競爭的關係、合作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合作與社會福利的關係、如何促進不同主體合作、什麼是和如何實現“可置信合作”等，將是一組主要的需要闡明的理論原理或假說；“合作”與“競爭”、“合作動機”、“合作行為”、“合作類型”、“合作剩餘”等將是一組基本的概念。

【專家推薦意見】：用不多的文字把70年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基本描述清楚，觀點正確，論述較全面，三部分的內容具有內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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