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7月7日報道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一期刊登政策智庫PHP研究所代表金子將史的文章《“新現實”與有志向的現實主義》。文章認為，世界範圍內的“新現實”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內憂外患，力量轉移正在引發大國博弈，但今後的世界不會走向“新冷戰”，各國將從實用角度對社會開放性進行重新調整。文章編譯如下：
時代潮流發生了很大變化。想必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直到不久前還理所當然地存在的國際秩序似乎蒸發了一樣，失去了真實性。新的國際秩序還在形成過程中。
在這樣的時代，不應該追逐眼前的變化，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政策智庫PHP研究所成立“PHP新世界秩序研究會”，就當前國際秩序重組的本質和日本應該採取的對策進行了思考。筆者希望參考研究會成果，就新的國際秩序進行展望。
內憂外患的冷戰後國際秩序
首先，我們先確認一下冷戰後美國等發達國家主流的國際秩序觀。簡單來說，這是一種以重視自由貿易等為前提的國際秩序觀點。以蘇聯解體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單極力量為背景，或者從廣義上說，以日美歐西方發達國家壓倒性的力量為背景，這一國際秩序得以超越西方範圍在全世界廣泛推廣。更多人、物、財、信息實現跨境往來的全球化，使世界逐漸朝著這一秩序的方向統一。
然而，這種走勢如今已經失去現實意味。國際力量的變化使發達國家壓倒性的優勢逐漸瓦解。更多關於這一現有秩序的危機感，則來自於發達國家內部對其提出異議的聲音出現高漲。在作為“旗手”的歐洲和美國，民粹主義如燎原之火蔓延，排外主義和本國第一主義勢頭不斷增長。
特別是在這一秩序的領導者美國國內，主張“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上臺；一直以來與美國攜手推動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英國，則公投決定脫離歐盟，給歐洲統一造成沉痛打擊。這些都使現有國際秩序的危機嚴重加劇，使自由主義視角下的國際秩序處於內憂外患狀態。
力量轉移的進展和全球化的反論
導致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動搖的國際政治因素是力量重心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這一國際秩序的支配力不是來自其普遍性，而是來自美國的霸權和日美歐的力量優勢。
力量轉移經常在霸權國和挑戰國之間引發嚴重緊張。如何管理力量轉移帶來的不確定性是21世紀前半期的國際政治焦點。但更麻煩的是，全球化、相互依存、開放性取得進展，但導致了某種類似“反論”情況的產生。
全球化給以新興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帶來了財富。但是，在發達國家，由於開放性和相互依存的發展，越來越多人感覺在身份、就業和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了威脅，這導致了民粹主義和本國第一主義崛起。特別是人員流動容易引起敏感反應，很多歐美民粹主義與反移民情緒密切相關。
對經濟相互依存性進行政治利用的地緣經濟傾向也較為顯著。典型例子是，美國以美元力量為背景頻繁發動經濟制裁。在歐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社會開放性被利用，從而助漲了力量轉移。
對於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形成的多邊國際制度，不少人將之視為“只會制約本國行動和主權的、令人討厭的存在”，因為它們涵蓋了各種領域，且功能不斷強化。特別是在走向統一的歐洲，布魯塞爾無視人和主權決定事情的做法引發不滿，反歐盟情緒逐漸高漲。英國圍繞脫歐持續陷入混亂，也不過是這種形勢下一個明顯例子而已。在美國，人們原本對國際機構的懷疑情緒就根深蒂固，特朗普政府直接質疑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實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協定》，還對同盟體系抱以冷淡態度。
新興國家乘著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東風不斷崛起，結果是引發了力量轉移。
科技創新帶來的新現實
科技的發展可能也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形成了意料不到的逆風。“IT化”使美國在經濟和信息領域的霸權再次確立。信息和知識自由流通被認為有利於促進自由主義的普及。基本來說，科技的發展一直被設想為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和諧關係。
但是，人工智能（AI）、機器人、大數據、自動化技術等新興技術和數字經濟化帶來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並不一定對發達國家有利。在無現金化等領域，新興國家一下子達到了最先進水平，甚至趕超發達國家。它們的創新可能使美國失去在軍事領域的優勢。
“力量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變”“相互依存開放性和反論”等“新現實”有力地相互作用，向美國的霸權及其支撐的自由主義發起猛烈挑戰。創新也可能導致力量轉移加快。而力量的相對下降也則引發了美國的警惕。
避免過度反應
如果眼光只被大國之間的對立結構和外在威脅所吸引，可能看不清本質。日本等發達國家現在必須做的是，重新審視自己的實力，明確要保護什麼、以什麼為目標。在新的力量結構中，應提出可以儘可能保護經濟活動自由的國際秩序構想。重新調整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創造新的國際和國內關係。
今後，在很多領域，不管體制是否相同，人、物、財都會跨越國境持續移動，因此構築雙贏關係是可能的。這一點與冷戰時代不同，當時東西陣營處於對峙狀態，彼此幾乎沒有接觸。“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證明，如果遵守共同的規則，即使體制不同，也可以建立起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
奉行自由經濟理論的國家首先應該警惕的是，不要因過度防禦反應而喪失活力，陷入單純保護既得利益的狀態。最好儘可能減少投資限制和出口限制等。在數據社會化和新興技術領域，不應該只是譴責別人，而是應該最優先重視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
比較有利於避免反應過度的是，發達國家就瓦解自由主義秩序的動向形成共同的認識，團結應對問題。
“有志向的現實主義”
今後的國際秩序既非指單純走向美國與中國、或者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固定對峙的“新冷戰”，也非變成開放性完全倒退、被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支配的世界。今後的世界走向可能是，根據價值觀、規則和利害關係的不同，人、物、財、數據跨越國境移動的自由度也隨之呈現不同。
發達國家今後應將開放性作為基礎，但如果開放性社會自身的存在都岌岌可危，那一切都無從談起。因此，也有必要注意開放性的成本，從實用角度進行重新調整。這不僅侷限於與新興國家的關係，移民等跨境流動問題也很容易引發社會政治影響。不應該僅從經濟合理性角度推進開放，而必須充分考慮到社會影響。必須找出開放性負面影響與其優點之間的平衡。
日本無法持續做一個與國際條件毫無關係地自由運轉的國家。日本不應該遲至事後才承認“新現實”，而是應該重新思考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找出在現實制約下可能實現的國際秩序形式，日本應該追求“有志向的現實主義”。（編譯/馬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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