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黃洋界時，雨住了。雲也薄了淡了，天空和地上便有了亮光。剛剛從井岡山主峰下來，心存一縷遺憾，一大早乘車攀上井岡山最高處，想觀瞻類似握緊拳頭的五指峰，不料剛走出東門，便是傾覆狂潑的大雨，黑雲壓在頭頂，濃霧把遠近的山峰溝谷全都遮蔽起來。我站在被朱德稱為“天下第一山”的井岡山上，對著雨霧裡的拳頭主峰，聽著如排山倒海般的雨的嘯聲。
站在黃洋界上，我已經排解了那一縷遺憾而興奮起來了。“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幾十年前記住的毛澤東的《西江月·井岡山》詞，那隆隆作響的炮聲，就一直神祕地潛存在記憶深處。我現在就看見這門迫擊炮了，靜靜地支在黃洋界窄窄巴巴的坪頭上。儘管被告知說這已經不是原來的那門迫擊炮，是代用品，遊人仍然興致不減，倚在炮身或炮筒前留影拍照。我也瞅著空隙，撫摸迫擊炮冰涼的炮管，留一張存念照。那一瞬，即在我的手撫摸著炮管的時候，心頭掠過一陣悸顫，當年操縱這門迫擊炮發出致命致勝一炮的紅軍戰士，他們是誰？有誰還活著？
那場戰事發生在1928年8月30日。紅軍在井岡山剛剛扎住腳，跟蹤而至的“會剿”就連續發生。8月中旬，毛澤東率31團3營去湘南迎還紅軍大隊，只留下第1營守衛井岡山。湘贛敵軍調集7個團的兵力乘虛而來。7個團對1個營有怎樣懸殊的差距，還不說武器裝備的優劣。紅軍1營戰士守衛的措施有5道，竹釘，籬笆，滾木雷石，壕溝，最後一道是有真槍實彈的射擊掩體，這是紅軍當年所能採取的防禦手段。用埋在草叢裡的竹釘和樹枝間的籬笆和險隘口的壕溝，製造障礙；夾道兩邊的滾木雷石，是可以砸死敵人的攻擊型武器；只在最後關口，備有槍炮。憑著這些最原始的防衛措施，居然在8月30日上午阻擊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今天想來真有點不可思議。
更富於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下午。在敵軍發動新的一輪進攻之先，紅軍戰士把一門在茨坪剛剛修理好的迫擊炮搬上黃洋界瞭望哨來了，有了一種更具威力的重武器，可惜只有三發炮彈。在最緊要關頭，紅軍戰士才把炮彈發射出去。誰也想不到，炮彈因為受潮而沒有打響，第二發還是一顆臭彈，令人焦急乃至喪氣。所幸最後一顆終於打響了，不偏不倚打到敵指揮部裡，炸得那些指揮官人仰馬翻。藉著這顆炮彈爆炸的威風威勢，兩邊山崖上埋伏的赤衛隊員暴動隊員一齊開了火，吶喊聲震盪山谷；更有在煤油筒裡燃放的鞭炮，製造出機槍連發的音響效果，攻山的敵軍以為紅軍主力迴歸，連夜收兵撤離了。
這真是神奇的一炮。這一炮發出的神威，毛澤東是之後從湘南迴歸井岡山的半途中聽到的，抑止不住勝利的喜悅，便寫出這首詞來。我原先初讀這首詞時，以為有許多門大炮，不然怎麼會有隆隆轟響的效果，直到站在這門迫擊炮跟前，才把幾十年的錯覺糾正過來，不僅是一門炮，而且只打響了一發炮彈。毛澤東把這一發炮彈填進了詩詞。
更讓我意料不到的是，黃洋界守衛戰的兩位最高指揮員之一的何挺穎，是我的陝西鄉黨。他是31團黨代表，團長叫朱雲卿，他們兩人負責指揮這個團第1營的紅軍戰士，守住了黃洋界，也守住了井岡山根據地。我查找有關何挺穎的資料，想了解這位紅軍早期領導人的情況，所得十分簡單，卻也有了一個大致清楚的輪廓。何挺穎是漢中地區南鄭縣人，20歲時考入上海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參加北伐戰爭，參加毛澤東發起的“秋收起義”。在黃洋界保衛戰之後不到半年，在進軍贛南閩西的大餘戰鬥中犧牲，年僅24歲。
我早都熟知在陝西關中和陝北鬧紅的劉志丹等先烈的名字，卻幾乎沒有聽說過何挺穎。在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創時期，何挺穎和毛澤東一起戰鬥，併成為師級首長，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該是怎樣舉足輕重的一位領導人物。我又從另一個角度設想，何挺穎能從閉塞的南鄭縣考入上海大學，非得具備兩個基本條件，既要有一顆天資聰慧的腦袋，還要有一個能供給得起學費的較為富足的家庭。在上世紀的中國，能進入大學學習，無論如何是不愁錢和地位的。這個人卻選擇了革命，投身革命，從“秋收起義”到初創井岡山根據地，其艱苦卓絕危機四伏之險惡，與一個堂堂的上海大學學生的生活形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便相信一個基本的一點，信仰的神聖和志士的抱負。他信仰了共產主義，就神聖在整個人生價值取向上，就自覺承擔起改變中國命運的責任，不惜以24歲的年輕生命作為新中國的祭禮。
當人們輕淡隨意地嘲笑信仰和精神的時候，顯示了什麼呢？比何挺穎們聰明瞭還是混了？重了還是輕了……
我有一點小小的狹隘的地域性私念，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黃洋界保衛戰裡那神奇的一炮，是一位年僅23歲的陝西南鄭籍的紅軍指揮員何挺穎和朱雲卿（省籍不詳）的傑作。這僅僅是我附著在敬仰欽佩情感裡的一縷私念，與何挺穎包括犧牲在內的整個生命意義無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