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同年12月2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指出：本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實施。這意味著，實施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徹底結束，“全面二孩”正式落地。然而，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一個問題也逐漸浮出了水面：即對那些在2016年1月1日以前生育二胎，特別是2015年生育二胎的夫妻，是否還要予以處罰？
眾所周知，在此前的“一胎化”（確切的說應當勉強算是“一胎半”，因為農村居民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政策和“一票否決”體制下，生育二胎往往要被徵收數額不菲的“社會撫養費”，而對於公職人員來說，往往還要面臨“雙開”的處分。那麼，相信很多人都會關心這個問題：在實施全面二孩的今天，以前生育的二胎是否還要處罰呢？很快，衛計委就做出了迴應：根據“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新的《計劃生育法》不適用於其生效前的行為。我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
從法的時效上來看，法學界一直奉行三條原則：“新法改廢舊法”“法不溯及既往”以及“從舊兼從輕”。一般來說，一部新的法律（或一個新的修正案）頒佈施行了，與它相對應的舊法就會自動廢止，這就是“新法改廢舊法”原則。同樣的，法律只對其實施以後的事物發生效力，而不能對其實施以前的事物發生效力，這就是所謂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這裡要注意，“新法改廢舊法”與“法不溯及既往”並不矛盾，新法實施後舊法自動廢止，但新法也只能對其實施後的事物發生效力。一般情況下，法律的時間效力就是遵循這兩個原則運行的。所以，衛計委的迴應似乎也不無道理。這時，我們就有必要引出關於時間效力的第三條原則：“從舊兼從輕”。 所謂“從舊兼從輕”原則，本義是指：對某一犯罪行為，原則上適用行為時的舊法,如果新法處罰較輕，就適用新法。當然，這是一個刑法原則，並非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但是，在當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亟需鼓勵生育的大背景下，將其擴展適用到生育領域也並無不妥。
眾所周知，“社會撫養費”雖然名義上是一種行政事業性收費，但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罰款。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行為，就是一種處罰行為。如果這還不夠明確，那麼對單位員工特別是公職人員的“雙開”處分，絕對是一種明白無誤的處罰行為。這與刑罰是對犯罪的處罰行為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只不過後者更為嚴厲。而生育權屬於基本人權，這是世界各國的共識，且“尊重和保障人權”也早已在2004年寫入我國憲法，公眾的生育權理應得到保障。立法的目的不就在於保障公民的權益嗎？誠然，國家為了長遠利益，對公眾的生育權進行“調節”，也算說的過去。但這隻能看做是公眾為了國家利益犧牲了個人利益，是“舍小家，顧大家”的義舉，這是應當表彰的行為，而不應當成為實施處罰的藉口。所以，在生育領域，應當適時引入“從舊兼從輕”原則。對2016年前生育二胎的行為，尚未處罰的，不再給予處罰。不要說什麼“如果不處罰，對以前被處罰過的人來說不公平”。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算作本文的結尾吧：甲乙丙丁均因同樣的罪行被綁縛刑場，此時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當聖旨傳到刑場時，甲乙已被行刑，丙丁尚未開刀，難道要把丙丁也一塊咔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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