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精選自《知中•孫子兵法指南書》，讀史系授權發佈

唐朝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皇帝始設“太公尚父廟”，在此供奉周朝開國名臣呂尚（姜子牙）；隨後又從歷代名將中選出十位佼佼者配享，稱之為“十哲”。

29年後，也就是公元760年，此時唐帝國正處於“安史之亂”中，玄宗之子肅宗，為激發軍民的尚武精神，將呂尚尊封為“武成王”，與“文宣王”孔子享同等級別的祭禮。

自此，“武廟”開始興盛，將士出征沙場前，多來此祈願武運昌隆。

唐肅宗所選出的這十一顆“將星”，大名皆如雷貫耳，但是，細看這十一人的身份，其中較為純粹武將出身的卻不多。

尤其是漢朝的張良，他一生中作為將領帶兵打仗的經歷寥寥無幾，且戰功乏善可陳，單論他身為武將的“業務水平”，或許還不如秦軍的一個龍套將領，但他在武廟中的地位，卻僅次於主神呂尚，被奉為亞聖。

究其原因，還得從入選武廟的標準來分析。

通過張良、諸葛亮、田穰苴等人的經歷與身份，便不難看出，想要獲得武廟的主席位，個人武勇並不是很重要；主要的評判標準，是看此人的戰略思想高度、統帥能力，以及對於主君、國家的重要程度。

在軍事身份上，此人應該是“戰略軍事家”屬性，大於“戰術軍事家”屬性；如孫武、吳起這般，能夠二者結合的則更上一等。

“戰略軍事家”的特點，便是他們的“業績考核”，標準與國家整體興衰掛鉤，所以，他們在用兵時，必須從全局出發思考策略——戰前、戰中、戰後三個維度皆需涵蓋；與外國的政治交往、軍隊的編制設計，也是他們的分內之事。這與貪圖一城一池之功的普通將領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簡單來說，“武廟十哲”是“王佐武臣榜”，而非“武勇名將榜”。所以，興周八百年的姜子牙，開漢四百年的張子房，位居武廟主、次二席是毫無爭議的。

而以武勇蓋世聞名的關羽、張遼等武將，論戰略水平，與上述諸人相比就要遜色不少，故未能進入“配享”名單，只以“從祀”的身份位列於武廟殿外廡間。

唐朝所列的“武廟十哲”名單，到了宋代開始發生變動。

宋建國之初（公元963年），太祖趙匡胤來到武廟巡視，遍觀廟中供奉的名臣武將後，突然對其中一些人很不爽，尤其是被列於正殿、身為“十哲”之一的秦武安君——白起。

趙匡胤舉起手杖，直戳白起的畫像喝道：“這傢伙坑殺已投降的士兵，如此劣跡，也配被供奉在這裡！”

言畢，他便讓人撤去白起神位，自此降格為殿外廡間從祀。

這還沒完，不久，趙匡胤下令，對現有的武廟祭祀武將進行篩查，只有“功業始終無瑕者”才可留下。

於是，“武廟大清洗”開始了——“十哲”中，除白起外，吳起因“殺妻求將，名聲不佳”，韓信因“功高震主，屢屢造次”，也被撤出主殿。

從祀武將中，周亞夫、鄧艾、關羽、張飛等二十餘人被清退，主要原因是這些人“未得善終”。

君王設武廟，除了祭祀先賢外，很重要的一層用意，就是要為自己手下的臣子們樹立模仿的榜樣。理想狀態下，他們希望自己的臣子有能力、人品好、又忠心，那麼自然要將歷史上符合這些特質的名將高高供起，讓臣子們與之靠齊。

而與之相背的人，則要速速清退。所以趙匡胤會討厭“玩得太過火”的白起，也不喜歡個性過於強烈的韓信、吳起。

另外，還有個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孫武的“同事”伍子胥。他的能力、功績絕不會低於位列“十哲”的孫、吳之下，但他連從祀的名單都沒進去，原因就在他的“反骨”——

先事楚，楚王無道殺我父兄，那我便帶外國之兵滅楚，掘你的墓，鞭屍三百洩憤；後事吳，助成功業，吳王卻開始不聽忠言，反要我死，好，那我死後要將眼珠置於吳國城門上，看著你滅亡！

這樣的人，即使能力再強，也沒有哪個君王敢鼓勵臣子去效仿。

趙匡胤“武廟大清洗”後，又過了160年（公元1123年），宋徽宗趙佶也調整了一次武廟祭祀名單，最終確定歷代名將72人，分成殿上11人，兩廡61人，後人統將其稱為“武廟七十二子”。

這時的“十哲”中，張良被單獨列出，伴於姜子牙身旁；韓信重新歸隊；另外三個空缺，由齊相國管仲、越相國范蠡、唐汾陽郡王郭子儀補入。

到了元代，武廟的從祀規模被大幅縮減，主要祭祀的名將人數又漸漸恢復到了最初的“武廟十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