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與庫斯圖裡卡的《爸爸出差時》的比較
姜文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根據王朔小說《動物凶猛》改編的，《動物凶猛》這部小說的創作背景是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北京。在新中國九十年代時期，曾經七十年代革命理想主義的激情已然褪去，此時的北京與七十年代相比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經歷過那個特殊時期的人們無法適從。書名為“動物凶猛”，以動物指代群體，指動盪年代中一人的群體。
人本身具有動物性，人又具備社會化的屬性，特殊的時代環境中尚未成年的動物在非成熟的環境下，會造成更大規模的破壞力，書中大段落的群架描寫直接映射了成年人社會動盪的現狀。埃米爾·庫斯圖裡卡作品《爸爸出差時》與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所選取的題材視角相同。影片以旁白的形式開場，主人小公馬利克講述了整個故事的背景：前南斯拉夫走出了二戰的陰霾進入全面建設時期。
1948 年-1952 年，前南斯拉夫與蘇聯斷交，前南斯拉夫全境範圍內抓捕“斯大林主義”政治犯，整個國家處於人人自危的狀態中，小主人公父親因為隨意對政治漫畫進行評論而被逮捕。由於父親的勞教，媽媽不得已對馬克利說了謊話即：爸爸出差了。整部電影以兒童的視角進行敘述，講述了在特殊的政治環境影響下家庭所經歷的動盪，表現了人與人之間以及整個社會之間的微妙關係。
兩部電影在敘事方式上有著共同點。《陽光燦爛的日子》從表象上來看是馬小軍個人的成長史，但從內在上分析是導演個人對特殊時期集體青春的一次回顧和反思。回顧體現在影片中完整的還原了特殊歲月中社會環境，一方面革命者的後代希望發生一場戰爭可以使他們登上歷史舞臺，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可能發生這樣一場戰鬥而感到失落，這樣使他們這群革命理想主義者變得既狂熱而又躁動。
這樣狂熱而躁動的群體是一群兒童，童年生活即是特殊歲月的寫照。反思體現在影片中一個一直騎著木頭的傻子古輪木的設計，這個與情節推進並無關係的設計，是劇本設計中的一個特殊元素。大院中的孩子們在呼叫古倫木的時候，期待的是歐巴的答案，但古倫木說出歐巴的狀態完全不同，有時開心，有時難過，有時機械，有時麻木。
“古倫木—歐巴”的臺詞設計隱喻了時代背景，即不必尋求真相，已然身在其中。到了影片末尾處，大院子弟費勁的想出來古倫木的名字，卻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此處的情節設計發生了最大功能的作用，就是對特歲月中荒唐的童年時光客觀的總結。回顧與反思可作為兩條敘事線索一明一暗，作為電影的最重要的表現脈絡，通過兒童的視角審視歷史，但又刻意與歷史保持著距離。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電影《爸爸出差時》同樣由兩條敘事線索構成，一條是小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另一條是小主人公眼中成年人的生活，兩條敘事線索交叉進行，使電影時刻充滿著趣味性，這種並行的反差設計，對當時嚴肅的政治環境進行了反諷。影片中作為兒童世界的主人公馬利克為了得到皮革縫製的皮球打工掙錢，在兄長的要求下不得已交給母親作為補貼。
在成人世界裡，馬利克的父親被情人舉報，馬利克的舅舅對父親進行抓捕，最後舅舅和父親的情人步入了婚禮的殿堂。父親的確成了整個家庭的災難，事實上也就是他無法得到皮革縫製的足球的首要原因。欺騙作為這部電影最重要情節的推動，成了在動盪的時局中既無可奈何又順理成章的伎倆。導演通過兩條清晰地敘事線索對影片中所表現的時代背景進行了諷刺。
兩部影片的結尾段落兩位導演用不同的方式表現了對特殊歷史時期的態度。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結尾處，時間轉到改革開放後，大多數普通民眾還是保留著宋剛老實本分掙工分的歷史慣性，發跡者仍然是軍屬大院那幫膽大手黑的孩子，古倫木簡單粗暴的答案隱喻了新的時代社會體系的到來。最後一鏡頭，攝影機以搖的方式進行運動，載著已然成熟的主人公們的汽車緩緩出畫，音樂淡入影像淡出。
電影在處理回憶之中在結尾處又增添了黑白的影像設計，給整部電影增添了悲壯的色彩。在影片《爸爸出差時》的結尾部分，馬利克向身患白血病的小女孩告別，小女孩被抬上了擔架，馬利克真誠的對女孩說：“我愛你”。整部電影複雜的視聽設計在這一刻簡化成了最直接的情感表達，這樣的結尾處理給觀眾帶來的是最直接的溫暖體驗。
《陽光燦爛的日子》作為姜文的處女作一鳴驚人，關於影片的具象化分析前文中曾多次提及筆者不再贅述。就影片取材而言，這部影片的成功在於一反之前中國導演對於特殊歷史時期的痛苦表述，以姜文充滿幸福的童年回憶作為講故事的切入點，這是該電影最富有創作力的設計。
影片中對自我以及歷史反思的符號設計，使得影片結構縝密表達完整，這部充滿誠意的電影獲得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促使姜文對我自我思考式的創作模式產生了認同，自此開始了有感而發式的電影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