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後如何博弈？

文章摘自：人民網，作者：張家康。

重慶談判剛剛結束不久，蔣介石便仗著擁有數倍於我黨武裝力量的所謂美式裝備的國軍，向我黨發起挑戰，內戰已是迫在眉睫。毛澤東本著和平民主團結的民族大義，尊重美國其間所作的斡旋與調停，力求和平解決國共之間的爭端。面對蔣介石的步步緊逼，毛澤東針鋒相對，有效地將反擊蔣介石“圍剿”“清剿”的自衛戰爭，導向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進程。

毛澤東和蔣介石

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

在應蔣介石之邀前往重慶進行國共和談前，毛澤東對和平就有著真誠的期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對戰後中國形勢和國共兩黨的地位及得失，作了認真精闢的分析。他說：“我們現在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過去是抗戰、團結、進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為蘇美英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內戰；中國人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它的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無論如何弱於日軍加偽軍，加上解放區的存在，我們不易被消滅，人民與國際反對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與必須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是有現實基礎的。”

正是帶著和平、民主、團結的誠意，我黨才會在談判中主動讓步：同意在全國軍隊合理整編的條件下，將我黨的軍隊縮編到24個師以至20個師的數目；在承認解放區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可重新進行普選，選出的各級政府由國民政府加以委任；等等。同時，願意將分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中等8個省區的解放區讓出來。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終於坐到一起，簽定《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作為國民黨方面簽字代表之一的張治中對這個紀要表示出這樣的意見：“第一，中共在這個會談紀要和以前多次所提條款裡，始終表示願意接受蔣的領導，實行三民主義，這是使國民黨內大多數人認為非常滿意的。第二，政治協商會議終將召開，就可協商討論和平建國方案了。第三，軍隊數字始終是最棘手的問題，但也有了結果，中共願意由48個師減到20個師，這是很大的讓步。第四，解放區問題，在歷次協商中始終沒有達成協議，這次雖然沒有解決，但雙方都表示繼續商談的誠意。實在說起來，凡是具有遠見的人，對於這個協議，應該感到滿足。”

這個大家“應該感到滿足”的協定，卻被蔣介石置之腦後，他一面與中共談判，施以煙幕彈，一面又命令部屬：“遵照中正所訂剿共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功於國家者必得膺賜，其遲滯貽誤者必執法以罪。”

毛澤東十分清楚，在美英蘇大國都主張國共和談、國內人民渴望休養生息的大背景下，蔣介石不敢貿然發動全面內戰。“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仍不可避免。”正是如此，毛澤東才提出“自衛戰爭”的概念，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1945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聲明，主張由中國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開全國會議，商討和平團結的有效辦法。20日，享有國際聲望的五星上將馬歇爾，作為杜魯門的特使來到中國，調停國共之間的軍事衝突。在馬歇爾的敦促下，1946年1月10日，毛澤東和蔣介石同時向所屬的武裝部隊下達停戰令。全國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協商會議，也是這一天在重慶國民政府大禮堂開幕，與會代表38人，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黨代表5人，無黨派代表9人。蔣介石在會上鄭重宣佈四項諾言：保證人民自由，各政黨一律平等，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釋放政治犯。政治協商會議於1月31日閉幕。

政協會議後，毛澤東對形勢充滿樂觀的情緒，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全黨同志“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並指出，原先的“武裝鬥爭”，已經“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同時提醒：“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但是，個別地方的國民黨“向我們進行武裝襲擊”的事實還是存在的，所以，“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敵人破壞”。

中共中央開始考慮派員參加憲草委員會和政府內閣的名單。2月6日，中共中央致電重慶中共代表團，同意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和何思敬為憲草審議委員的中共人選，同意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範明樞（如範不能去則提彭真）、張聞天為國民政府委員的中共人選，並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部長及不管部。”

毛澤東對政協會議後的中國，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深沉的擔憂。他在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時說：政協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今後當然還有困難，但相信各種障礙都可以掃除。表示：“各黨當前的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復興。共產黨於此準備出力擁護。”

東北是中國革命鞏固的基礎

東北舊稱滿洲，又叫關外，即今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把東北劃分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和興安9省。它的東北西三面同朝鮮、蘇聯、蒙古接壤；南面，陸地同華北地區相連，隔渤海灣又同山東半島相望。當時人口3000萬。這裡資源豐富，重工業發達，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毛澤東早就注意到東北的戰略地位。他在中共七大期間曾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中共中央決定派林彪帶部隊進入東北，去掌握這一至關重要的戰略要地。但是，在東北問題上，蔣介石明顯佔了優勢，毛澤東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他說：“蔣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的地位與大城市。”正是依仗這一優勢，蔣介石公開聲稱：“我們中央，對於東北的職責，現在只有接收領土，恢復主權的完整。”

戰後的中國，國共兩黨客觀上存在著內戰的危險，而這種危險又直接受影響於美蘇兩個大國。美國打著調停的旗幟，派來了馬歇爾，而其對華政策又是那麼的出爾反爾、自相矛盾，根本上還是支持蔣介石，甚至派艦派飛機，幫助運送國民黨軍前往內戰前線。

按照中蘇條約的規定，“日本投降以後，蘇軍在3個月內全部從中國的東北三省撤完”。可是，當斯大林看到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時，便立即遲緩撤軍。這種馬拉松似的撤軍，一直拖到1946年5月3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系美籍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在其頗有影響的《毛澤東》中指出：

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給予中國共產黨大量援助以鞏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位，允許朱德的部隊進入重要地區，不讓國民黨進入。到11月，莫斯科又一反上述作法，允許蔣的部隊佔領以前由中共控制的某些地方。然而，1946年3月和4月蘇聯最終撤退的前夕，又把援助給共產黨。

施拉姆接著說，出現這些很不正常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全神貫注於蘇維埃國家的安全”，而對中共領導的革命“缺乏熱情”。

1946年3月27日，國共好不容易達成《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可是，蔣介石眼看著四平、長春和哈爾濱等城市被東北民主聯軍所控制，怎麼也不能答應真正意義上的停火。這些城市的戰略地位，用他的話說，那是“中國革命的歸宿地”。他提出只有在這些城市和中長路為他所控制後，才能談停戰問題。與此同時，他調集重兵向這些城市推進。

毛澤東又豈能放棄東北。3月23日，他致電東北局，第一次明確提出，要不惜任何犧牲，以戰爭換取和平。“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越多越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1萬至2萬人），以阻滯國民黨軍隊的北進，只有這樣才有利於談判，真正實現東北的停戰。”

國民黨軍北進步步緊逼，3月下旬，新一軍、第七十一軍逼近四平市，四平之戰已是箭在弦上。3月24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指示：“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四平開戰在即，毛澤東又多次致電林彪等：“望加強四平守備兵力，鼓勵堅守，挫敵銳氣，爭取時間。”“我軍必須死守四平，寸土必爭。”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依據國民黨軍的進攻態勢，林彪將主要兵力部署在東起火石嶺、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戰線。5月14日，國民黨新六軍增援至四平前線，並在第二天以10個師的精銳兵力，從正面和兩翼迂迴進攻。儘管東北民主聯軍頑強抗擊，仍然擋不住國民黨軍從陸地到空中的狂轟濫炸，塔子山陷落後，四平的整個防禦系統瀕於崩潰。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致電中共中央和東北局：“守城部隊處於被敵切斷的威脅下，現正進行退出戰鬥。”

毛澤東同意林彪的請示電：“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的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毛澤東高度評價四平之戰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就是“我軍必能從目前的被動與不利地位轉變到主動與有利地位；而敵人越前進，兵力越分散，糧源越困難，其力量必然會減弱下來”。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國民黨軍攻佔四平後，又向北推進，先後佔領了公主嶺、長春、德惠，待抵至松花江南岸時，兵力早已不敷，再也沒有力量渡江攻佔哈爾濱了。這就實際造成了東北停戰的局面，四平失守本是不利，而將不利變為有利，其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在4月至10月的漫長時間裡，中共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完成土改，創建了鞏固的北滿根據地。

這是一塊完整的戰略基地，東北民主聯軍在往後的作戰中，益加彰顯其突出的戰鬥力。到1947年，北滿根據地創造了殲敵30萬人的戰績，而自身也得到發展，野戰部隊發展到53個師，加上地方部隊已超過100萬人。震驚中外的大決戰就是從東北戰場開始的。

我大打必須在彼大打之後

當時，國民黨軍兵力總數達430萬人，而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裝，總數127萬人。國共兵力為3．37∶1。國民黨軍多是美械和日械裝備，陸海空三軍建制齊全；共產黨軍隊只有繳自日軍的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國民黨控制了幾乎全國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並擁有現代工業、軍火工業；共產黨只有哈爾濱一個大城市，所領導的多是貧窮落後的山區城鎮，沒有工業，沒有現代意義的交通，軍工生產也僅能製造戰時需要的槍彈、手榴彈、炸藥和極少的迫擊炮。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可以得到美國的物資援助。僅1946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就提供了價值13．5億美元的各種物資。日本投降後，由美國海、空軍幫助輸送到內戰前線的國民黨軍達54萬人。美國還準備把儲存在西太平洋的價值20億美元的戰爭剩餘物資，以5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國民黨。

蔣介石有著如此明顯的優勢，自然是氣壯如牛，他說：“我們軍隊的長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有特種兵以及空軍、海軍，而共產黨沒有這些兵種。”他堅信“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1946年6月17日，蔣介石提出了強橫的5項要求，限令中共退出下列地區：1.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2.膠濟全線；3.承德及其以南地區；4.東北的大部分地區；5.1945年6月7日以後，中共軍隊在山東、山西省從日偽軍手裡收復的一切地區。

國民黨軍佔領長春後，蔣介石的手伸得更長，口也張得更大，恨不得一掌把人民軍隊擊死，一口把解放區吞下。他蠻橫地要求：“膠濟鐵路線的中共軍隊在8月1日前，撤退到鐵路兩側30公里以外的地區，中共交出哈爾濱、佳木斯、牡丹江、白城子、熱河、察哈爾、威海衛等地。”

大戰在即，毛澤東對形勢做出明確的判斷：“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6個月內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介石大勝，則不能議和。”“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同時又明確指示：我不先開一槍一彈，“我大打必須在彼大打之後，以示釁由彼啟”。

1946年6月22日，蔣介石密令劉峙率領30萬大軍，向中原軍區發動突然進攻。中原軍區迅速避敵鋒芒，主動由平漢路向東轉移到以宣化店為中心的東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不到25公里的狹小地區待命。蔣介石又迅速調集11個正規軍26個師，並構築6000多座碉堡，把中原軍區的3個軍分區，分割成“品”字形包圍。

蔣介石怎麼也想不到，在如此嚴絲合縫的鐵桶中，中原部隊竟神奇般地突出重圍：王震率主力部隊轉入陝甘寧地區，另一部主力勝利地進入蘇皖解放區，其餘主力則進入陝南、鄂西邊境，創建了遊擊根據地。精心設計的合圍，竟竹籃打水一場空。6月26日，蔣介石又集中兵力，大舉向中原解放區進犯，全國性的內戰由此爆發。

蔣介石宣稱：“在48小時內殲滅中原共軍，兩個星期佔領蘇北，3個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膠濟路，3至6個月完全消滅共軍。”他命令：程潛率21萬正規軍和十幾個保安團，進攻中原解放區；薛嶽、吳奇偉率46萬正規軍進犯蘇皖及山東解放區；劉峙率24萬正規軍進攻冀魯豫解放區；孫連仲、傅作義率16萬正規軍進攻晉察冀解放區；閻錫山率9萬正規軍進攻晉綏解放區；胡宗南率15萬正規軍進攻陝甘寧邊區；杜聿明率18萬正規軍進攻東北解放區；另派7萬正規軍進攻廣東及海南島解放區。

這段時間忙壞了馬歇爾，一面要應付中共的抗議，一面又要勸蔣停火。當時蔣介石在廬山，馬歇爾八上廬山，搖脣鼓舌，辛勞奔走。一門心思要以武力解決“共黨問題”的蔣介石，根本聽不進馬歇爾的遊說。馬歇爾惱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國共兩黨拉扯到政協會議，並達成和平民主的協議，頃刻間就這樣成了肥皂泡沫。馬歇爾沒有辦法，只能宣佈調停失敗，對國共兩黨各打五十大板，將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國共雙方的“極端派”。

馬歇爾對軍事“剿共”一直悲觀，在國共和談結束後的1945年12月1日，他曾勸蔣介石不可忽視中共力量，一旦內戰全面打起來，將會導致中國經濟的崩潰。蔣介石當然聽不進去，可又不好拂馬歇爾的面子，過後，曾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即便沒有美援，他也可以在10個月內消滅中共。

在國民黨軍向張家口發起進攻時，毛澤東仍不願意國共真的走到最後決裂的地步，1946年9月29日，他在為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團並告中共駐北平軍調部的指示中說：“請向國、美提備忘錄，如彼方攻張家口，即表示最後決裂，一切後果由彼方負之，並公佈備忘錄。”正在囂張勢頭的蔣介石，怎麼會聽進這樣的警告。10月11日，國民黨軍攻佔張家口，11月15日，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大”。“釁由彼啟”，蔣介石最先開槍，全面內戰已然呈現在國人的面前。

小米加步槍比飛機加坦克還要強

蔣介石與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交手，從江西“剿共”算起，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他應該想想，當年對中央蘇區的五次“圍剿”，其中就有四次失敗，第五次“圍剿”如不是洋顧問李德從中插了一腳，毛澤東被髮配靠邊，還不知是怎麼個結局。蔣介石是個唯武器論者，自以為裝備先進，拳頭把子狠，就可以逼迫毛澤東率眾向他投降。

臺灣著名學者汪榮祖、李敖在《蔣介石評傳》中說，蔣介石發動內戰是毫無自知之明。他們分析維繫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四根臺柱：CC系與黃埔系，孫、宋家族。前兩根無能，後兩根貪汙，讓他們支撐大廈將傾之頹勢，確是難乎其難。他們說：“蔣介石的檯面就靠這四根柱子撐著，既無群眾基礎，又不顧戰後通貨膨脹、農村經濟破產、工商衰退、失業日益嚴重、民生凋敝、工人罷工、學生紛起遊行示威、鄉村民變時起、人心厭戰、知識分子盼望和平建設，竟乃發動全面內戰，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萬軍隊，但他的軍隊實際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並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應趁馬歇爾調停之便，適可而止，切實履行政協決議，組織民主開明的聯合政府，則國民黨雖不再能一黨專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權，維持中華民國的名號以及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蔣介石根本看不到這個黨這個政府是如此的不得人心，是不能把戰爭進行下去的，就連他的軍事顧問魏德邁將軍都說：國民黨“反動的領導、鎮壓和腐敗，已經使大眾對政府失去了信任”。司徒雷登說的更是切中事理，他說：“這個黨幾乎從它掌權起就容忍它的各級官員貪得無厭、懶散和無能、搞裙帶關係和派系鬥爭——簡言之，它所推翻的腐敗的官僚機構具有的一切弊端它都應有盡有。這些弊端在抗日勝利後更加明顯。”

不僅這些援蔣的美國大員不看好國民黨，就是國民黨上層也有不少人對它的貪汙腐敗感同身受、深惡痛絕。閻錫山曾對一個外國記者說：“那麼多人信奉他們（共產黨）的道理是，我們的政府，國民政府的行政管理太壞了。”孫科也不得不承認：“本黨在過去最大之錯誤，即系黨內若干人士過分迷信武力，對內則爭權傾軋，坐貽敵人分化離間之機會。”馮玉祥更是疾言厲色：“我從12歲當兵到1946年退休，共當了55年兵，我還從來沒聽說，一個靠綁架補充兵員的軍隊能夠戰鬥，能打贏。”

就在蔣介石卯足了勁，大舉向解放區進攻的時候，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會見了美國著名記者斯特朗，他在談話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他還告訴斯特朗：“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

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蔣介石，把他視為“紙老虎”，一捅就破，而在戰術上又重視蔣介石，把他當做“真老虎”，慎重應戰。經過80餘次的作戰，國民黨軍的杜聿明、湯恩伯、顧祝同、薛嶽、閻錫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繼受到不同程度的重挫。蔣介石狂熱的頭腦，方才從大夢中初醒，國民黨軍雖然奪得了包括張家口在內的100多座城市，可卻損兵折將，戰線越拉越長。他開始提醒國民黨軍將領：共產黨“在軍事方面的作戰綱領，主要是消耗戰。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們的兵力，使我們的兵力削弱，而他們的兵力逐漸強大，到了他們的兵力和我們平衡以後，再來和我們作主力決戰，以期一鼓擊潰我軍，消滅我軍”。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國共和談的大門被嚴嚴實實地關閉了。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指出： “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的軍隊在被我殲滅了35個旅之後，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佔領延安，亦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毛澤東首次以“人民解放戰爭”取代之前所稱的“自衛戰爭”。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聽完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的彙報，認真而又嚴肅地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一無自由，二要消滅，他是不允許共產黨在保持一塊地方的條件下籤訂城下之盟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戰爭的方針，這是確定了的”。由自衛戰爭向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歷史性的大轉折將由此而掀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