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關劉培麟的故事。我們覺得她是個特別的人，這種特別無關她的外貌，也不是她“被嫌棄的一生”，只因為她是這個時代少有的、具備勇氣的人。而可憐的人在嘲笑她。

非化妝不可的人

我們大多數人化妝是為了修飾自己，劉培麟相反，他化妝是為了暴露，說明自己是個女人。我們說的淡妝、裸妝在他來說根本不算妝。他的妝總是很濃，口紅要夠紅，臉要夠白，眉毛得夠黑，眼影要足夠顯它的色彩。這麼一來，他的臉就總是五顏六色的。

我在網上看到他的照片，是那張臉使我想去找他。他的語言表達很清晰，我想我可以直接問他，為什麼非得化這麼濃的妝？我有幾位跨性別的朋友，她們也並不像劉培麟這樣裝扮自己。

因為非化這樣的濃妝，劉培麟遭到歷任房東的驅趕。他打電話給認識了十多年的朋友唐冠華和黃金，兩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說你來這吧。沒有別的選擇，劉培麟就來了。

南方村莊以綿綿春雨迎接他——應該是她。

從青島飛行約3小時到福州，又坐了兩個小時的汽車。進村的路上，雨水造成大片積水，車像船一樣搖搖晃晃地開。天黑時，劉培麟才到達了在村莊盡頭、山腳下的一棟磚房。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張當桌子的竹床，一個帶抽屜的梳妝檯，一張積了灰的絨面椅子，地面和牆壁都是水泥的。

2019年3月3號，我去找她的時候，是她從家鄉青島搬到福建閩侯縣荊溪鎮關中村的第三天。我們相處了一週時間，吃飯，聊天，陪她去了幾回醫院。她得了疝氣，腹股溝有一個癤子，30年了沒錢去治。

那期間，一個25歲的女孩幫她化過一次淡妝，我們看了都覺得挺自然的，可她覺得不像話，非讓女孩給她眉心再戳個紅點。

有一次從福州市裡的醫院檢查回來，已經是下午四五點了，她還洗了把臉坐在梳妝鏡前要化妝。前一天，護士凶了她一頓，就因為她的妝濃得像個面具，問診的醫生沒法分辨她的臉色。可剛檢查完，她就偷偷補了妝，吃早飯時口紅印子留在了豆漿吸管上。

她5分鐘就能化完一整套妝。你要是像她那樣把化妝等同於上色，也能那麼快。刷刷刷刷，眉毛黑了，臉白了，嘴紅了，腮紅兩個公章似的戳在臉上。劉培麟往左往右轉她的臉照鏡子。“這叫精妝！”她嘿嘿地笑了，露出了牙床，她的牙幾乎掉光了。

現在她63歲，只要條件允許，她一定要化濃妝，還要扎辮子，穿裙子，塗指甲油，蹬高跟鞋，拎手提包，戴項鍊。全身釘釘掛掛的，每天都像出門赴宴。

她在青島的市區撿了二十年廢品，沒什麼非得如此打扮的場合。每天推著一輛鳳凰“大金鹿”出門，撿到什麼就裝進後座的筐裡。就這麼，她也非得化了濃妝、穿上裙子。怕裙子捲進自行車軲轆裡，就拿指頭捏著裙邊再跳蹬上去。

她的裙子是撿的，化妝品也是撿的。最早，她兩手空空，但也想往臉上塗點什麼，就撿了一捅紅漆回來。蘸了就往臉上抹，幹了以後跟粘了一層膠似的。用水洗了三天，差點揭了層皮。後來她撿到了眼影、口紅、粉底，就按照電視和雜誌上教的化起妝來。

只要是女人的東西她都撿，再往身上增添。她裡裡外外戴好幾層項鍊，兩隻手腕，一邊一個塑料的手環，頭髮上還紮了彩色飄帶。

有一天傍晚放晴，我們去山上走了走。其他人都穿運動鞋，只有她非要穿著至少4釐米高的靴子，還要拎著手提包，包裡有補妝的口紅和粉餅。別人擔心她，她就說，“不疼不疼”，“不累不累”。

她連破碎的耳垂上都掛著好幾串塑料珠子。那殘缺的耳朵是一次飛車搶劫造成的。匪徒連血帶肉地扯掉了她的兩隻耳環。就是這樣，她還非得用細鐵絲把墜子擰在那破碎的耳垂上，睡覺也不摘。

總而言之，你可以從這個人身上看到，她無法剋制地想往自己身上增加東西——表明自己是女人的東西，增加了也就不想脫掉、摘下。只有這樣，她才感到心滿意足，感到活著還有意思。

低頭也不會更好

除了非化濃妝不可，劉培麟對於其他事情都不太計較。要是能幹別的她也願意，要是一輩子撿廢品，她也認了。青島、福州，哪兒都一樣。在青島她也經常搬家，5平米的地下室、搭在馬路上的棚子都住過，還在河床上的水泥管子裡睡過一個冬天。半夜河水漲上來打潮了被子，她就跑到馬路上去。

在福州的偏僻村子裡，人們講話她一句都聽不懂。但從積極的方向想，這裡空氣溼潤，建築很有特色，也還沒有人反對她的形象。

在青島，相熟的公交車司機一見她這副打扮就生氣，說她礙眼。一起賣過報紙的老朋友也勸她改回來。他們不是她的朋友。一個在海邊給人照相的攤主對她說，“不好，男人就該有男人的樣。”劉培麟說，“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這樣好看、漂亮。”

劉培麟使不出假嗓子，“一說話就暴露了、露餡了”。她不想嚇著別人，但也不想為這個道歉。好在她也不是非得開口說話。

也有那麼一兩次她往回改過。那時一個“趙老闆”給她提供住所，帶她上電視節目。隔壁鄰居們反對她的形象，趙老闆就讓她剃成了平頭，擦乾淨臉，平息他們的怒火。可男裝一上身上她就渾身癢癢，沒過多久又搬回洞穴一樣的地下室，恢復了濃妝，還得出一個結論：

“低頭也不會更好。”

劉培麟就是這麼固執。可你要回過頭來問她，為什麼非得做女人不可，她也並不真的明白。她倒是能說出幾個原因，但都是別人講給她的。有人分析，“王母娘娘喝醉了，把你當成男孩投下來了”，她點頭。有人跟她解釋“跨性別”：一個人在心理上無法認同自己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別，相信自己應該屬於另一種性別。她把這個新詞寫進了日記。

劉培麟從小喜歡穿女裝。上學了，養母和父親才給她改了過來。後面工作了，就一直“壓著”，週末在家忍不住把女裝往身上套。她安慰自己，興許明天早上起來就好了，可“一醒來，還是想做女的”。

她說起1999年秋天，自己穿了一條撿來的白色連衣裙，趁街道上沒人的時候出來溜了一圈。之後就一直穿女裝，再然後就化起妝，成了現在的樣子。

她打算關起門過自己的生活，可2012年的一場大火使她暴露了。她撿廢品回來，發現自己的房子燒沒了，茫然地念叨，“我是滅了火才走的”。這些被電視鏡頭傳播了出去。人們鄙夷她、恥笑她，瞭解了她的經歷後又轉而同情她，讚賞她，叫她“大喜哥”。

大火後，人們排著隊給劉培麟送錢，她坐在房屋的廢墟上快樂地接待他們。過了一陣子，人們散開了，她打電話過去他們也不接，她心裡空空的，回到馬路上撿廢品。

馬路上認得她的人比以前多了，不管誰喊一聲“大喜”，她就“哎”一聲或招招手，算是個禮貌。他們不是真的有話跟她說。

劉培麟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可2019年初，人們把她又記起來了。在青島，有一些年輕女孩給她寫信、寄裙子和化妝品，約她逛街，給她買奶茶喝。臨告別時，她哭了，對她們說，“知己難求哇。”

如果人們對自己感興趣，劉培麟就像個小房子一樣打開自己，用她那種奇異的坦蕩迎接他們，可沒有人會長待。這一回，也還是那個規律。“人的熱情一度高漲，高漲期一過就又是一個冷卻期。”

現在還是高漲期，人們源源不斷地給她的新地址寄包裹、寫信，要跟她建立友誼。這一天，光口紅她就收到四十支——“網友這回真把我當女人了”——她很高興，一把一把地抓著它們看。

一個女中學生給她打電話，說她敬佩她。劉培麟跟她說，謝謝，你好好學習。

一個住在廈門的高個兒女孩坐了動車來看她：“我也是男變女的。”劉培麟打量她，“你變得挺好。”她問她痛不痛，說自己也想變。說來有點不好意思，她還常常做穿婚紗的夢。

“以我的建議，一個女人不愛打扮並不好，好像沒有女人的氣質。”她對簇擁著她的幾個女孩說，“年輕，年輕行！我三十來歲，我還穿袒胸的，穿超短裙。”

25歲的女孩幫她把耳垂上的鐵絲拆了下來，換上網友送的耳夾。鐵絲絞在肉裡了，劉培麟還是說，“不疼不疼。”

師出無名，很傷人、很傷心

劉培麟一拿身份證就哆嗦，一摸到新長出來的胡茬也是。證件和身體都違揹她、暴露她，再怎麼化妝都頂不住。

就拿這一天來說，她先是被護士，接著又被旅館前臺的服務員審查，她們讓她掏身份證，確認她是不是本人。她們不過是按規章辦事，漫不經心的，可她就像被扒了衣服一樣難受，貼著牆壁悶聲不響。

之前搭飛機也是，那個檢票口的小夥子舉著印章對著她笑個不停，劉培麟惱了，抬起她五顏六色的臉問，“你蓋是不蓋？”到處都是這樣的人。

住院部裡，蒼白陰沉的病患隊伍舉著吊瓶，掛著血袋、尿袋，繞著環形走廊散步，與劉培麟每隔幾分鐘互相參觀一次。“我比他們好呢。”劉培麟嘆著氣小聲說。可是，這些可憐人也笑她。我們穿過大學校園去吃快餐，那些生氣勃勃的大學生也捂著嘴，等不及她走遠就笑開了。

一個人想做女人，就按女人去生活，這有什麼可笑的呢？可人們一看到她就條件反射似的想笑。

她走進電梯，人群就以她為核心讓出一個圈，還有人拽緊了孩子。劉培麟不作聲，眼睛盯著空氣。挺奇怪的，她年輕時不怎麼在乎，年紀大了卻計較起來了。

一個路人問能不能拍她，她說，可以，但你得先給我兩百塊錢。幾個少年跟她嬉皮笑臉的,“叫你，你怎麼不說話啊？”她說，“你叫誰來？你叫我什麼來？‘大喜’是你叫的啊，你這個熊孩子吧。”

有一次，僅僅是經過別人店鋪就被當成小偷，她憤怒極了，跟人打了起來。有些時候她也拿不準該怎麼反應，“語言啊怪怪的，說不上的味道”，揣摩出來了，她就生氣。有一家自媒體來採訪她，她本來客客氣氣的，可他們連她上廁所都要拍，這可真夠不要臉的。

幾個熱心的年輕人（他們稱自己為“志願者”）簇擁著她，幫助她增強了一點信心。在醫院時，她敢徑直地走進女廁。在青島時，她既不敢進女廁，也不願去男廁，就找到無人的地方蹲下來。

你要是真對她友善，劉培麟比誰都注重禮貌。一個女孩送她水果，劉培麟站起來跟她握手，“哎呀，卻之不恭，受之有愧”。

她總看一本成語大全，學到了一個詞叫“師出無名”，指做事沒有正當的理由。她揣摩這個詞，感到她這麼個人，做很多事都沒有正當理由。

她曾經看到一個流浪漢睡在行車道上，打了電話報警。至少自己該得一句感謝吧，警察卻呵斥了她。一次路上發生車禍，她過去搭把手，也被人連聲轟走。地震、水災，她都捐款，沒人在意。扶盲人過馬路，也沒得一句感謝。統統是“師出無名”，“很傷人，很傷心”。

她重新回去撿垃圾也是因為要還母親生病欠的債。2016年，母親去世的第20年，她終於還清了，有沒有人更尊重她？好像也沒有。

尤其人到了這個歲數，同情她的比尊重她的多。是有幾個好心人可憐她，把紙殼子、塑料瓶專門給她留著，讓她每週去取。只有一個派出所民警她記在心裡，那小夥子跟她說，“你自食其力，我們尊重你。”

劉培麟寫日記這件事，我不知道這跟她想要的尊嚴有沒有關係。無論你什麼時間到她那間水泥房裡去，她總趴在桌子上寫日記，有人進來就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我們那天傍晚一起到山裡散步，一回來她就匆匆進了房間，好像寫日記有截止時間。

她的日記記錄吃穿住行，也談論世界新聞。口吻是中學生式的，偶爾有一些哲理意味的感慨，比如“現實不講道理”之類。總的來說，沒什麼特別驚人的東西。可她一天寫好幾篇，從小學二年級寫到現在，還給它們編了碼。

她對別人說，“我一輩子就留下這些東西。願意看、不願意看反正就是這些。這就看後人的了。“

確實有人因此更注意她了。比如藝術青年唐冠華和黃金。他們就是劉培麟被房東驅趕時求助的人，也是他們把她接到這個村子裡來。十一年前在青島的大學路上他們與劉培麟相識。黃金像一個搖滾樂手，穿著皮夾克、平頭、文身，看起來不客氣，實際上很溫和，寫詩也寫小說。唐冠華有一張偶像的臉，穿著空空蕩蕩的棉麻外套，長長的頭髮不怎麼洗，也很溫和。介紹和解釋他們比介紹和解釋劉培麟還難。簡單來說，他們是藝術家，但也是藝術家裡比較邊緣的一類。他們給她掃描日記，像搶救文物那樣對待那些腐壞得很快的紙張。60個志願者被組織起來參與到日記保存工程中。他們在網絡上眾籌了30萬元，要幫劉培麟出版。

當發現寫日記這個行為激起了人們很大的反應時，劉培麟似乎寫得更勤快、更投入了。你要問她每一天怎麼過，她就會說，起床吃飯化妝寫日記。如果沒記日記，劉培麟就感到沒有完成她的一天。她給她可能出版的書起名叫《我的一生》。

他們叫她“劉姐”

連日的雨停了，唐冠華提議上山走走。山沒有名字，路是他們幾個踩出來的。唐冠華和黃金走在前頭，穿著粉色的毛衣、套著粉色外套的劉培麟跟在後頭，臉上還是五顏六色的。

之前說了，即使在藝術家群體中，唐冠華和黃金也是邊緣的一類，3年前他們撤退到這山裡。他們發起了一個叫“家園計劃”的項目，“反省人類文明的發展，探討如何延續人類文明”。村裡有十來個別的方面的藝術家，各有各撤退到此的原因。在村裡、山裡，他們建造、種植、織布、做鞋、製鹽、發電、創作……在山上走著走著就遇著一個。那個嚇人一跳的傢伙在磨箭，蓬頭垢面的。見人來，抬了下頭，又繼續磨。另一個傢伙在沼澤地裡留下了一面一人高的鏡子。據說他在一個下午試圖發功把幾十根繡花針穿過這面鏡子，軟綿綿的沼澤地面嚴重影響他的發揮，可他還是做到了。

劉培麟樂呵呵地參觀著這些“遺蹟”，說這地方要有個怪人排行，她估計都排不上名。唐冠華在山上造了兩三處小屋。在一個倒扣的半球形小屋的內部，唐冠華跟劉培麟介紹他建造的旱便池的工作原理——拿稻穀皮往下衝。劉培麟覺得這些東西都很了不起。

山裡有野豬，小蛇和兔子。劉培麟晚上不敢一人住在這裡，問唐冠華怕不怕。

“我不怕，”唐冠華說，“下面壞蛋太多了，在上面我覺得比較安全。”

黃金和唐冠華這麼自然地跟劉培麟交上朋友令很多人費解，有些人還覺得可疑，在錢的事情上質疑他們。他們生氣、自證，覺得很麻煩。黃金覺得他們之間沒什麼差別，都是通過勞動換錢，只不過劉培麟那種換錢的方法越來越難，導致他越來越貧困。“覺得自己比他高一個階級或者高一個層次，這種想法很荒誕。”

唐冠華不是個非如此不可的人，他傾向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好是輕鬆的。可他和黃金承擔了劉培麟出書的夢想。每次想到要做一本書出來有多麻煩時，他都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壯舉，雖然是一本小書。”

劉培麟對活著、對寫作簡直太認真了，以至於他、黃金，他們都鄭重起來，還從她身上看到哲學意義：劉培麟啟發人們去追溯自己生存的意義。

那天，劉培麟住在醫院附近小旅館裡，已經是晚上十點了，唐冠華和黃金還跑到街上買紙和筆，因為劉培麟還沒寫她今天的日記。

以前，唐冠華總想幫劉培麟找份工作。他覺得保安不錯，可沒人要她。商場裡開兒童小火車也不錯，孩子沒準兒會喜歡劉培麟的樣子，可也沒成。劉培麟在哪兒都不對。

跟房東打仗、被驅趕，她常常打電話給他們，有時悶得不行就跑到附近的山裡哭。每次他們去看她，都發現她換到了比上次見面更小、更破的房子裡。

劉培麟有她脆弱的時候。今年除夕，她沒吃上餃子，哭了。正月初七過生日，又哭。正月十六的時候又好了，因為鄰居給了她吃剩下的湯圓。

有好幾次，包括那場大火，劉培麟覺得自己完了，結束了，但日子也沒真的到頭，她就又穿起裙子、化起妝。還有那次車禍，她騎著三輪車拉一車煤氣罐下坡，剎車失靈，她連人帶車地栽進一輛公交車。因為實在交不上醫藥費，她連夜逃出了醫院。你要說她好運也不為過，三輪車都成碎成一片一片的了，她只是嘴角留了一道疤，化妝時遮一遮也不算明顯。

過去，她在鏡子上寫，“又是美好的一天，加油！”“今年就60歲了，加油！”可撿廢品的人生加什麼油呢？她也不知道，憨笑著說，“反正就是加吧，使勁幹吧。”

是那些好的事情、真的朋友，劉培麟記得最清楚。2008年，她推著“大金鹿”撿廢品時，遇到了在同一條馬路上閒逛的黃金和唐冠華，他們那時還不到20歲。是她的濃妝讓他們跟她打了招呼。聊了幾句之後，倆人問能不能給她拍幾張照片。劉培麟說，拍吧。這是友誼的起點。

三四年前，唐冠華和黃金策劃了一場行為藝術，邀請了劉培麟一起。幾個人穿著白大褂給在商場裡的消費者“看病”，最後開幾本書、幾部電影作為精神處方。活動以劉培麟被保安架了出去告終，唐當時腿摔斷了，還滑著輪椅衝過去解救她。但過後，劉仍說這是十分開心的一天，很久沒有人帶她一起玩了。

現在，他們在同一塊山坡上了。不管其他人怎麼稱呼劉培麟，他們只叫她“劉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