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從小漁村到繁華大都市，許多人謂之奇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裡，深圳有兩處地標格外惹人注目——中英街和華強北，他們見證了風雲滄桑變化？回望來路多波折，翹首未來仍可期。這個奇蹟開始的地方，又不止是奇蹟。哪怕騰訊、華為等眾星雲集，這裡依然挑戰重重。
來源：鳳凰網財經
40年前，深圳市還叫做寶安縣，一個寶安農民一年只能掙270元，眼見隔岸的香港燈火輝煌、高樓林立，一股逃港浪潮應勢而生。從此，對標香港，成為深圳的使命。
30年前，深圳最繁華的地方是中英街，深圳和香港的距離在這裡拉到最近，全中國都來這裡買黃金，中英街的金鋪開門即被搶空。那時，萬科還在賣投影機和錄像機，中興還在加工電風扇和電話機，華為還在為香港公司代銷交換機。雖然手機、電腦還未興起，但深圳的電子基因就此深種。
20年前，深圳最中心的位置，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豎起了一座華強電子世界。同年，馬化騰在華強北的賽格科技工業園創立了騰訊。深圳從此軟硬件齊發，勢將顛覆中國大地。
10年前，伴隨著PC和移動互聯網的興起，華強北和騰訊踏上了各自的巔峰：前者成為了“中國電子第一街”，後者成為了中國首家市值過千億的互聯網公司。左手電子、右手互聯網，深圳擁抱了整個時代。
深圳的歷史從東邊開始——
以東海岸的沙頭角鎮中英街為起點，西邊直線距離十五公里處，是深圳歷史最久、客流量最多的羅湖口岸。從羅湖口岸出發，沿著深南大道繼續由東往西行駛，途經華強北商業區、騰訊大廈和前海開發區。這是一條崛起之路，每一個路標都是深圳騰飛的最好註腳。
中英街往事：金鋪一開門就被搶購一空
徐金走進了中英街後面的一家酒樓，這是他最常來的店。自從去年查出肺里長了一個瘤，他就申請了提前退休。每天吃完早茶，就和侄子在酒樓裡看看賽馬，偶爾也會賭一賭。
他不常去中英街，那裡人多嘴雜，而且大多都是遊客和水客。一街之隔的海棠街就好很多，中英街的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都在海棠街和更安靜一些的碧海路上。
徐金一家已經在沙頭角生活了50多年。他們原是惠州澳頭人，一家人以漁船為生，做著跑船拉貨的生意。1966年，徐金舉家逃至香港，託在香港呆了10年的堂哥弄來了身份證，從此成為了香港人。之所以背井離鄉，一方面是政治環境的惡化，一方面則是深港兩地的巨大差距。有人做過一個對比：1977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僅270元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農民卻有6000元港幣（約合2400元人民幣），是深圳的近30倍。巨大的收入差距誘發了一波“逃港風潮”，徐金就是其中一員。
70年代，被遣返回大陸的偷渡者。
70年代，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來，家人又沒有證件赴港，於是雙方約定日子，在沙頭角橋兩頭相會。相隔僅30米，彼此見得著，聽得著，但無法接觸，這就是沙頭角當年著名的“界河會”。
剛到香港第二年，徐金一家就來了沙頭角，他們在當地買了木屋，生活漸漸穩定下來。當時，沙頭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以打漁、種田為生。直到80年，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天熱時出海打漁，天冷時就下水泥。不同於原生態的環境和生活方式，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但迴歸前英界、華界都是“各掃門前雪”，即使同一條馬路，中間都會留有一條縫隙。
直到現在，這種隔閡仍然存在。交界處的哨所，年輕的哨兵看著往來的人群，有好事的遊客探頭望向他身後的界河，被他以手勢阻止。河的另一邊是香港警察的駐點。雖然每天都在同一個地點站崗，但除了深夜站在界河中間的小道上悄悄聊天，兩人並不會有任何交流，哨兵也絕不會跨越界河。
2018年，界河對面是香港住宅區，持有標“R”字母邊境證的當地居民，可以隨意跨越邊境。在交流的十幾分鍾內，許多居民往來，但哨兵並未檢查證件，據他所說，根據服裝舉止，就能一眼辨認哪些是居民，哪些是遊客。
徐金剛到沙頭角的時候，中英街的名氣還不大，雖然有人前來購物，但真正爆發是在80年代以後。在徐金的記憶裡，當時人們“都過來買電器”，中英街販賣的電視、錄音機、油煙機都是從香港、臺灣、日本、韓國來的貨。因地處深港交界處，且貨物免稅，這裡成了許多人買洋貨的好去處。巔峰時期，中英街曾創下日接待遊客近10萬人的記錄。
更火爆的還是金鋪。黃健明是在自家金鋪里長大的，從父親那一輩開始，他們就住在中英街。這家名為“源昌隆珠寶金飾”的金鋪，承載了祖孫三代人的回憶：父親在這裡發家，黃健明除了留學英國的8年，幾乎沒有離開過這裡，如今，孩子放假了也會來金鋪玩耍。
2018年，古榕樹對面的“源昌隆珠寶金飾”金鋪。
80、90年代，中英街掀起了一股“黃金熱”，中英街因此成為中國第一條“黃金街”。1988年達到高潮時，一天有3家金鋪同時開張。黃健明家最初並不是開金鋪的，它的前身是一家日用品雜貨店，“黃金熱”興起後才開始轉賣黃金。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盛況，“最高峰時有100多家（金鋪）”。每天有幾萬人來中英街，買金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一開門，那些人都是來搶的，幾乎每天都賣光，”一位在金鋪工作了近30年的老員工回憶道。
80、90年代，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鋪，全中國都來買黃金，因此稱為“黃金街”。
內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搶購黃金的背後，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1983年，中國頒佈了《金銀管理條例》，確定國家對黃金及黃金製品進行生產、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個人和企業自由買賣黃金。內地無金可買，而緊鄰香港的中英街不僅貨量充足，而且價格更低、成色更好，於是成為買金的首選之地。
中英街步入黃金時代，也影射著深圳駛上了第一條快車道。如同1979年從寶安縣更名為深圳市的寓意（原深圳鎮緊鄰香港），深圳誕生之初就是要對標香港，相應地，港資、外資也成了深圳這一階段的最大推手。1979年，深圳開始引進“三來一補”企業，有官員為了尋求合作，直接到酒店蹲點截堵港商，一年不到就引進了200家。1980年，蛇口工業區開始招商引資，來自瑞士、日本等地的資金相繼湧入，為深圳注入新鮮血液。
有些不同的是，中英街“一街兩制”的宿命決定了它的崛起，也註定了它的衰落。1997年，香港迴歸，中英街由此擺脫了兩國管轄的困局，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開放自由行，遊客可以直接過港購物。與此同時，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產品質量存疑，更加劇了它的衰退。
2004年，中英街博物館的志願者汪蘭進在中英街買過一個手機，後來出了質量問題，但因為錶店在香港一側，不歸深圳市消費者協會管轄，只好不了了之。
“以前一個小時走不完的中英街，現在15分鐘就走完了。”金鋪員工如此形容中英街的冷清。黃健明也感嘆，生意早已不如父親經營店鋪時好做，孩子未來是否接手金鋪也都未知。鼎盛時期的100多家金鋪，如今也只剩下“源昌隆珠寶金飾”一家。據統計，香港迴歸後的第二年，中英街的遊客人數跌至800萬人次，2002年僅有128萬人次，最冷清時，一天的遊客不足百人。
進入新世紀，中英街人流量銳減，最冷清時一天不足百人。因為沒人光顧，店員無聊間打起了呵欠。
如今的中英街，從購物中心變成了旅遊景點。每天限流1萬人，深圳居民一個月能辦一次通行證，非深圳居民三個月才能辦一次，安保人員說“這是為了控制水客，讓外地遊客有機會進去”。中英街博物館內，提著購物袋的遊客在展示窗口前駐足，已分不清是來遊玩，還是來購物。
倒是“源昌隆珠寶金飾”對街的那株古榕樹，仍似往年一般茂盛。
華強北時代：“一個鋪位的轉讓費炒到了50萬”
香港迴歸後的第二年，華強電子世界建成，這座商城位於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佔據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此後，華強北就像產生了一種磁場，以華強電子世界為中心輻射至周邊區域。都會電子、賽博宏大、桑達電子、遠望數碼等電子產品賣場拔地而起，萬佳百貨、茂業百貨、東方時尚等綜合型商場也相繼誕生。華強北形成了電子中心和商圈，也開始有了“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的說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沒有電子中心的。如果回到80年代的華強北，站在街邊，一眼就能望見天際線，周邊是正在開發的土地，超過50米的高樓幾乎不存在。巨浪掀起之前，浪花總是微小的。那時的深圳，雖然誕生了一批日後聞名世界的企業，但無論萬科、中興還是華為，它們在初創階段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貿易、加工的行當。
80年代，華強北和深南大道。
1984年，王石創辦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販賣投影機和錄像機；1985年，侯為貴創辦了中興半導體，做著從電風扇、電子琴、冷暖機到電話機無所不產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創辦了華為，最初只是一家生產用戶交換機的香港公司的銷售代理。
80年代，王石在演示萬科股份化方案，此前，萬科主要做視頻設備銷售，此後，萬科正式涉足房地產業務。
貿易、加工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三來一補”。深圳被列為經濟特區後，一系列諸如減免所得稅、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如期而至，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企業家，“三來一補”產業日漸興盛。企業集群效應下，再加上當時國內的電子元器件大多從日韓、美國進口，深圳緊靠香港，貨來得快又便宜，漸漸成為電子中心，華強北則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三來一補”開始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是在鄧小平南巡後。97年以後，深圳加速從低端消費品向高端消費品升級，華強北熱賣的音響變成了家庭影院，收音機變成了VCD、DVD，數碼相機、MP3也相繼爆發。1999年，深圳市成立了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即後來的深創投，投資與產業相輔相成，更加速了深圳的發展。
1992年，深圳，戶外巨幅宣傳牌。當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講話，主旨就是要加快改革開放。
夏海燕的第一臺電腦就是在華強北買的，花了他近一個半月的工資。1999年，他剛來深圳工作，從同事口中聽說了華強北。這個南北930米，東西1560米的區域裡，聚集了上千家店鋪，各式各樣的手機、電腦還有電子元器件都能找到。“新品、山寨品、仿品到處都是，”夏海燕記憶猶新。
最火爆的時候，華強北幾乎壟斷了全球LED市場的半壁江山。在華強電子世界員工蔡佞媧的記憶裡，成立於2009年底的華強LED國際採購交易中心，曾引發一波“價格戰”，商戶之間互相競爭，把價格從99殺到了9.9。採購商前赴後繼，這裡也漸漸變得一鋪難求。“一個邊邊角角的鋪位，轉讓費就炒到了50萬。”蔡佞媧說，雖然商場的鋪租並未上漲多少，但轉讓費仍然讓人望而卻步。
全國各地的採購商、經銷商接踵而至，華強北終於在2008年迎來了巔峰時期——第十屆高交會華強北分會場開幕儀式上，華強北被授予“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稱號，由此確定了全國電子商業界的龍頭地位。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華強北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了國外。後來，夏海燕去印度發展業務時，跑過許多城市，但無論是孟買、班加羅爾還是新德里，印度電腦城裡賣的都是“華強北來的產品”。
2009年，深圳華強北的3G手機批發中心，人潮湧動。
關於那幾年的火熱，四樓經營礦機生意的女店員也印象深刻，雖然她剛來不久，但同行總是津津樂道華強北曾經的熱鬧，而他手機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證明。“以前一樓哪裡都是人，現在沒幾個了。”
2012年，經過高壓集中整治後，華強商業圈出現“關、停、並、轉”潮，一些違法經營的商戶失去了生存土壤。除此之外，電子商務的崛起也波及了實體商鋪，傳統硬件銷售難以為繼，許多商販開始另謀出路，有人開了淘寶店，也有人黯然退場。據統計，華強北手機專業市場逾3500商戶選擇主動離開。
2017年1月，因地鐵施工封閉四年後的華強北重新復街，街道煥然一新，但盛景卻不復往日。
復街後的華強北人流量大減。
魚水共生，商戶自謀出路之際，華強北也在努力尋求轉型。2017年底，華強電子世界遷走了四樓的300家商戶，為智能家居騰出了半層樓，為了吸引商戶，甚至開出了“鋪租減半”的優惠條件。“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平米，對面的普通商鋪卻要400-500元/平米，”蔡佞媧說。
截止採訪時，已有30家商戶入駐，幾乎涵蓋了國內的主流智能家居生產商。“下個月馬上要入駐阿里巴巴投資的一家企業，叫塗鴉智能，一千多個平方。”談話間，一位從羅湖過來的智能家居商前來諮詢，蔡佞媧勸其入駐，口中不時蹦出“新零售”、“無人超市”這樣的互聯網新詞。
華強電子世界4樓的智能家居國際交易中心
“或許可以再搞一個區塊鏈專區。”她笑著指了指前方的商鋪說，“這裡還有礦機賣，全國只有華強北有。”作為全球最大的礦機銷售集散地，比特幣價格飆漲期間，華強北吸引了全球的買家，許多礦機鋪位上的廣告都印著中文、英語、韓語甚至阿拉伯語。
不管是智能家居，還是區塊鏈，華強北的身上，有著深圳崛起的原動力。緊抓時勢，自我革命，沒有一座城市可以單純依靠政策繁榮，也沒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領先。
夏海燕大學剛畢業時找工作，覺得深圳和珠海、廈門沒什麼分別，“只要是沿海都可以”。20年過去，他在這座城市買了兩套房，也成立了自己的企業，家庭和財富的收穫，是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互聯網之城：機會與挑戰並存
對於馬化騰來說，騰訊也是一個“意外”。
“馬化騰和許晨曄在跑步的時候一定不會料到，20多年後，他們能有機會在校園北面建一座39層高的騰訊大廈，從位於頂層的辦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園，追憶已經逝去的青春。”吳曉波在《騰訊傳》中如此寫道。
1998年底，青年馬化騰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工業園創立了騰訊，這間辦公室保留至今，提醒著馬化騰那段奮鬥的時光。回看騰訊的歷史，從事業群制替代業務系統制，到微信替代QQ，內部創新是其最大動力。這種做法更早的倡導者是華為，華為鼓勵內部創業，走出的創業者達幾十萬，夏海燕就是其中一員。
2004年，馬化騰在位於賽格科技創業園的辦公室中工作。
2010年，夏海燕在深圳創辦了華夏雙贏。“深圳的市場化程度高，政府對於企業干預很小，給創業者留足了空間，”夏海燕說。深圳最初只是一個小漁村，沒有固有產業和利益集團，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無需推翻重建，這決定了深圳單純開放的政策環境。良好的政商關係還有一個更顯見的案例：2015年IT領袖峰會八大趨勢報告，是市長和企業家連續兩個深夜探討出來的。
盛大COO陳大年曾感嘆，深圳互聯網的崛起就是得益於華為和騰訊。兩家公司的掌舵人——任正非和馬化騰是公認的最難採訪到的企業老闆，這與其一貫的低調姿態相關。低調、務實不僅嵌入了華為和騰訊的文化，也嵌入了深圳的基因。“華為、騰訊、中興給深圳積累了很多人才和氛圍，深圳創業者的作風都很務實。”樂逗遊戲CEO陳湘宇也這麼認為。
馬化騰剛創業時，校園裡最流行的詞語是“時不我待”，這句話他一直記到現在。從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到區塊鏈，騰訊緊跟時勢，甚至將其代入了深圳的歷史——與深圳金融辦建設金融安全大數據平臺；與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為深圳稅務局的全國首張區塊鏈發票提供底層技術。
有人曾這樣形容深圳和北京、上海的不同：“深圳的包容很強，你今天是一個平民，明天也可能發家。” 城市的包容性和無限潛力，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產業發展的政策，從製造到支付全覆蓋的產業鏈閉環，更接近香港等國際市場、資本的地理位置，讓深圳時至今日都是互聯網人才就業、創業的首選之地。
去年底，馬化騰在母校深圳大學南端，建了一座新總部大樓。它與2009年建成的騰訊大廈一南一北，將深圳大學包裹其中；新大樓運用了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集數字化、智能化於一體；三個連接層將兩座塔樓相互連接，寓意著“互聯”。人才、技術、連接，正是騰訊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動力。
2018年，建成後的騰訊濱海大廈
挑戰當然也存在。
雖然互聯網潮流掀起後，深圳以其集群效應，吸引了一批科技企業——以小米為例，雖然總部北京，但硬件生產、加工等環節多在深圳——但大多是硬件企業，軟件領域幾乎是騰訊一枝獨秀。根據胡潤髮布的獨角獸指數，截止今年一季度，深圳獨角獸企業11家，遠低於北京的66家，上海的38家，和杭州的16家。超級獨角獸如滴滴、美團、今日頭條者，則無一位於深圳。
與此同時，深圳人也面臨著和北上廣相同的生存焦慮。夏海燕經常會用自己發家致富的案例，來鼓勵在印度遇到的朋友，但面對深圳現在的房價，他也感嘆“很難再買得起第三套”；蔡佞媧則說，3年之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會到深圳周邊城市生活；汪民進也說，年紀太大之後，還是會回湖北老家。
馬化騰曾說：“深圳之於騰訊，如同硅谷之於蘋果。”要比肩硅谷，深圳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有人說，深圳，是一個沒有外地人的地方，也是一個沒有本地人的地方。這裡的一切都在過去40年建立，因為新，沒有過去的沉重，深圳迎接新事物的姿態總是更加輕盈和開放。這條發源於1978年的小溪流起於微末，途中以兼容幷蓄之勢，匯入了貿易、製造、電子、互聯網等多條支流，終於在40年後盛怒於南海之口，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時間的沖刷下，曾經繁華熱鬧的中英街已漸漸淡出歷史舞臺，變成了一個旅遊景點；曾經把手機銷遍中國的華強北，也開始謀求轉型，賣起了智能家居；而騰訊則在深圳大學南面建起了新總部，寓意著“互聯”。
風口更迭，世事流轉，深圳一直在迎接屬於自己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