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覺：接受自己平庸，沒什麼可恥的
和大部分演員相比，黃覺沒有一根筋要出頭的執著和對錶演生涯的潔癖，他更貼近普通人的真實。他維持著四口之家，接受開公司，做投資，拍網劇，把自己的職業範圍拉得很寬，是在生活裡解決問題的人。換一個職業，他可以是守門的保安，餐館裡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後的夜晚》裡不停在尋找失蹤情人的羅紘武。
文｜馬拉拉
編輯｜劉斌
攝影｜尹夕遠
黃覺敞開著胳膊坐在咖啡廳進門最顯眼的位置，昏暗的燈光下，他的頭髮是花白的。這是《地球最後的夜晚》全國上映的當月，他是裡面的男主角。
人到中年，他開始發胖，年輕的時候為了演一個角色，他需要吃牛羊肉增肥，但現在他需要減肥，在凱里（《地球最後的夜晚》的拍攝地）扔掉的20斤悉數長了回去，還多送了三兩斤。他不是因此才在咖啡館裡沒有被認出，出道17年了，他仍可以獨自去超市買菜，不需要保鏢。
在《路邊野餐》拿到臺灣最佳新人導演和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處女作之後，畢贛的第二部電影統共吸納了近5000萬的投資，主角加入了專業演員。「湯唯都能請到，他可以請到他想要的人。」最終，畢贛選了夾在主流和邊緣之間的黃覺。
在作為演員的路上，黃覺是含著「金湯匙」出現的。第一部戲就在大銀幕上和周迅演對手戲，陳坤當配角。2006年，他參演徐靜蕾自導自演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2008年，在央視播放的《傾城之戀》給他帶來了大量的粉絲，粉絲小組一度被擠爆。在21世紀的頭10年，黃覺這兩個字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新聞。
影迷以為他會越來越紅，但他沒有。2011年「不婚主義」的他選擇和一位芭蕾舞演員麥子結婚，那之後他的社交網絡更多是關於生活。他還在繼續拍戲，有的有質量卻沒大的影響力，有的則被老影迷們在小組裡吐槽：「他都沒有什麼事業心，把演戲當成賺錢的工具……早就對黃覺沒感覺了，覺得他結婚後特別沒勁。」
黃覺早先接了一個金融產品的廣告，在裡面他的臺詞是：「我是個loser嗎？有時候我會問自己。一個演員，沒得過獎，也不紅，出門不用戴墨鏡。有人請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應是，找我？別把客戶給耽誤了。我今年40，有一個老婆，倆孩子，一個三歲，一個一歲，還有一條狗。我當然焦慮……一個平凡的演員，撐著一個還算合格的男人，和一個挺安全的家庭，我覺得我還行。」據說是這條廣告，讓畢贛選擇了他。
和大部分演員相比，黃覺沒有一根筋要出頭的執著和對錶演生涯的潔癖，他更貼近普通人的真實。他維持著四口之家，接受開公司，做投資，拍網劇，把自己的職業範圍拉得很寬，是在生活裡解決問題的人。換一個職業，他可以是守門的保安，餐館裡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後的夜晚》裡不停在尋找失蹤情人的羅紘武。
黃覺已經43歲了，2014年初在一次常規的腸鏡胃鏡檢查中，他被誤診為腸癌，陪著他的是小他14歲的妻子，兩個孩子。「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和醫生確認手術方案，如果來得及的話，我下面還接了一個戲約，是不是能趕上給拍了，把錢掙了，也算有個交代。這輩子就算到這了，剩下來的時間我就自由了。」
所幸那是一場誤會，這之後的黃覺更加在意生活本身。在與《人物》記者對話的過程中，黃覺說自己確實看重演員這個身份，但他更願意把它視為一份工作。曾經有人問他，什麼時候覺得最幸福，他說抱著兒子給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間是幸福的，「我是一個比較實際，活在當下的人。」
以下是黃覺的口述。
大銀幕上的藝術電影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演這部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的主角。
畢贛的《路邊野餐》剛出來我就看了，轉發了一條微博，找人聯繫畢贛想要一個角色，這是我人生裡第一次主動找戲拍。因為看到最後《小茉莉》歌出來，鏡頭切到髮廊女身上，那個場景讓我有點想哭。
有的時候人被一樣東西感動了，可能不是因為高興，難過，或者感慨，還有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東西，它很難被概括，但電影作為一個整體，到了那個點就會讓人有那樣的感覺。後來我身在其中，拍攝結束了依然不知道怎麼說，但知道那種東西在我身體裡，它往外亂冒，整個人都被它弄得變形，和最初感動我的是同一種東西。
2016年冬天畢贛打電話給我，那時候還在長白山拍戲，他說：「覺哥，我那個劇本里你的部分越寫越重了，但是我沒見過你本人，我想見見你。」他正好在寫一場雪的戲，就帶著妻子和他公司的全部員工過來了。
下班之後，我們在酒店見面，他說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最終改成了「萬綺雯」）。導演跟演員聊戲，說出第一個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這本身就是一種詩的語言，把我之前對電影的認知全部推翻。我們在長白山只吃過兩次飯，他一直在酒店裡寫劇本。他寫的是場假雪的戲，因為羅紘武是一個泡沫廠工人。萬綺雯在電影裡一直唱《薊花姑娘搖籃曲》，因為畢贛喜歡唱這首歌的歌手名字裡面有個雪字，他喜歡雪。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覺得他讓我做什麼，我都會幫他。
《地球最後的夜晚》這部電影一共花了我11個月的時間，正常來說，我一部電影的檔期是3個月。2017年4月我就去了凱里，從北京飛去貴陽，從貴陽到凱里要坐2個小時20分鐘的汽車，去那兒的路上，和我的家鄉南寧一樣全是山，我知道離那個（把我感動的）東西越來越近了。
一開始我被安排在畢贛外婆家裡，山上車子上不去，我自己拎著箱子走，經紀人在後面拍照片，就覺得我去參加了《變形計》（一檔真人秀節目）。到了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減肥，每天喝牛奶，或者吃根香蕉。畢贛派了副導演當語言老師，每天讓我掏出一本小說叫《八月星期天》用凱里話讀。他家裡有一隻很凶的土狗，我怎麼討好它都吠，晚上聽著它在外面一聲聲地叫。
電影中間因為資金的問題「假殺青」過一次，那個鏡頭停在礦洞裡，當時沒有一個人說話，所有人臉都是陰的。中途一個場記生病了，後來她想回來，免費上班都可以，但劇組說：「就算你免費，我們連一個人的吃住都承擔不起了。」
最後一個長鏡頭，我們當時只有兩天時間，一天只能拍三次。沒有一個人心裡面是有底的，如果說過不了，那這部電影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拍完，因為所有人的檔期都到了，過幾天就是春節。作為一個專業演員，我從來沒在以前的拍攝裡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按照常規來說，藝術電影不走大銀幕，商業片有自己的劇本邏輯，但《地球最後的夜晚》是試圖進入主流世界的藝術片，所以導致它成了票房最成功的一部藝術電影，也成了被罵得最慘的一部藝術電影。
我記得票是12月初開始預售，因為趕在跨年場，宣傳起了一個現象級的效果，高到別的電影不敢開預售，開影前到達了2個多億的票房。結果第二天，它果然就出現了一個坡度的下滑。它不是文藝片，對於這個結果我們心裡都有預期。
畢贛他應該是希望大眾看過會有之前他看塔可夫斯基的感覺。第一次看覺得這是什麼垃圾電影，之後才能慢慢去回味。就像有個外星人經過，人們看到它，「這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然後細想了發現，從頭頂上飛過的是飛碟。
任何的藝術形式都是如此，在冗長的生活裡突然間擦出一個洞，然後那些帶頭人說，其實這個世界還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照
沒有那麼強烈的表達欲
電影拍完之後，要在戛納首映，畢贛叫我去。那是我第一次有資格去戛納現場，但沒有等到宣佈獲獎，就回來了。當時我在橫店拍電視劇，因為工期什麼的，一走可能會對劇組帶來影響，不能拖累人家。
那天我是帶著麥子（黃覺妻子）一起去的，紅毯比我想象中的要短得多，特別怕尷尬，就一陣風過去一樣，走得特別快，以至於都忽略了當時麥子穿的鞋子不太方便，沒照顧到她。
戛納在我心裡一直是一個符號，看起來是一個同類人的聚會，但其實裡面各式各樣的人，懷揣著各式各樣的慾望——表達慾望，創作慾望，或者是在電影上一些附著的名利上的慾望，權力上的慾望，在那裡面很完整。
很多導演會一而再，再而三渴望入圍，上電影節，其實我覺得就是為了去感受那裡所帶來的會滋生他們拍電影的慾望，但其實我不大願意出席這種（活動）。
演員這個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它是一份工作。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強烈的表達欲，也沒有對錶演這件事情很強的執念。湯唯是一個很棒的演員，電影裡有一個鏡頭需要後背有一個紅印子，化妝效果不好，就直接拿了一塊瓦片去割。但如果是我，我可能會先想有沒有別的辦法，我沒有她那麼快決定，只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那樣。
有的人對電影很熱愛，比如就像你說的，胡波導演寧願捱餓也不去拍廣告餬口，我很尊重這些人。可對我自己來說，我是一個目標不怎麼明確，去處不怎麼明確，也不知道自己最終要走到哪裡的人。之前有記者問我什麼時候覺得最幸福，我當時的回答是抱著我兒子給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間是幸福的。我是一個比較實際，活在當下的人。
那麼極端幹嘛？如果我確信自己有一個明確必須要去到什麼地方，那我就極端點。但我本來就是走到哪兒是哪兒的人，讓我有極端的心態，那就跟我自己完全不一樣了。
剛做演員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概念。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周迅，她跟同學看到我和另一個朋友穿皮夾克，緊身牛仔褲，扭著胯，然後好奇這倆男的長啥樣，就派周迅跑到前頭看一眼這倆男的的樣子，就是這麼認識的。後來，李少紅問她：「身邊有沒有一個男孩跟這個城市很貼近，像塊青苔一樣，扔在哪兒，都能夠存活。」她推薦了我，後來就有了《戀愛中的寶貝》。
我基本不找導演要戲拍，朋友安慰我，演員掙的就是一份等的錢。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接到的角色很多都是重複的，在這種高密度的重複裡面，我覺得自己也獲得了快樂。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電視劇這個項目，每個人都是裡面的一部分，導演，場記，然後演員等等，我在裡面也就是做一份工作。我太在意演員這個稱呼了，說我怎麼享受或者是對這個職業有慾望，我說不出口。但我演了17年戲，至少熟練了一些。
我之前接過一個網劇，那部劇的女主角網絡紅人南笙是朋友介紹到我們公司的。她也是廣西人，來北京找公司簽約，沒談妥。我就幫了一下忙，後來合作了一部劇。在商業和藝術的抉擇上，我沒有什麼潔癖。大部分時間來說，我也不太在意那個角色是不是我，不論一個戲是不是我願意去做的，我都應該把它做好。
畢贛能看出來，說：覺哥，你是一個不爭的人，要麼你就做個藝術家吧。我說，不行，我還要掙錢養家，我不能只做一個藝術家。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奢侈品，一般情況下都在不停地拍戲掙錢。之前我開玩笑說，一般別人會買一輛跑車度過中年危機，那我就拍畢贛的電影。
《戀愛中的寶貝》劇照
無需扮演憤怒
這次竇靖童幫《地球最後的夜晚》發佈了一個宣傳曲，挺巧的是，十七八歲我來北京其實是奔著竇唯他們過來的。
那之前，我畢業被分配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歌舞團，定期下鄉演出，自治區裡有什麼活動，市裡有什麼活動，我就會過去。
但我從來都不安分，是學校裡第一個穿破洞牛仔褲的人，自己給自己打了耳釘，然後騎著摩托車參加公路賽，聽各種打口帶。廣西很多人聽粵語歌，後來我接觸了達明一派，又知道了他們的風格來自哪兒。再回過去聽之前那些歌就覺得，什麼玩意兒，有了這種判斷力。但判斷力說白了，就是那種很幼稚的優越感吧。
自己聽過流行音樂，被搖滾音樂洗禮過，學的又是舞蹈藝術，畢業了就想自己do something，不能只下鄉去跳舞，就開始在市裡的歌廳裡面「炒更」。
後來突然出現了「黑豹」風潮的時候，就覺得自己被藝術給點燃了，它會讓你去尋找。我就很想去北京，至少能去看一下竇唯、唐朝樂隊的現場。因為在南寧的時候，覺得自己超級孤獨，整個學校就我一個人那麼打扮，做那些事情。以前的發小慢慢也變成社會青年，跟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以前一起出來說跟誰打架，或者去哪兒泡妞，但慢慢的就好像不能融入了，那算是我青春末期的精神危機吧。
我帶著在南寧和我一起的哥們在北京繼續「炒更」，兩個月之後，他就被家人給薅回去了。但那時候我已經認識了一大群和我一樣的人，我們經常在一個地方演出，演完出去吃宵夜。就在美術館后街的一個川菜館裡頭，當時就坐滿了我那樣的人，大家都長頭髮，披著頭，戴著各種丁丁當當的東西。看大家都這樣，然後看自己，放心了，那種孤獨感一下子就被消解了。
剛來北京的時候，我每天下午四五點排練舞蹈，排到晚上十一二點演出，演完出洗完澡，吃個宵夜，跟朋友打個岔天就亮了。我是沒有正常生活的，只有夜間生活。過了幾年之後，我突然發現根本沒辦法做任何事情。剛好有人找我做模特，也算是有一點固定的收入。但我又不善交際，做模特賺的錢越來越少，生存成了一個問題。
身邊玩音樂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瘋掉，我覺得自己繼續玩下去也會那樣，就不想在地下混了，我要回到正常的世界，就是讓我去一個公司上班都行。然後李少紅導演打電話給我，拍了第一部戲，我和公司簽了10年合約。
當演員比拍照片和唱歌穩定。做音樂人就得必須24小時專注在創作上，必須拿著一股勁，起到範兒，要保持這種狀態，但這種東西很容易讓人崩潰。而且那股勁在那個年代空間也不是很大，屬於邊緣文化，就很容易把自己折損。演員不同，它只需要在角色裡的時候繃勁，但是人總有角色下來的時候吧。
我做演員久了，認識了一些很優秀的導演和演員，發現他們身上都有一個特徵——他跟你張嘴，不管從什麼事情開始聊，他說什麼生活，最近你過得怎麼樣都是點綴，不出三句，都會回到創作上去。我就知道了，如果要真的做出點事情，要有明確的目標，這是一個必須的特質。但我並不是那樣的人，慢慢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我承認自己比較喜歡舒服，混地下的時候在望京租了一個一千三的房子，再窮也會有阿姨幫洗衣服，收拾房子。這沒什麼羞恥的。
我玩音樂那會兒，有個俱樂部叫88號，放最前沿的電子音樂的舞曲。還有另外一個叫Banana，放的歌都很商業，很口水的那種。別人都只能在一個裡面覺得開心，這個嫌棄那個，但我發現自己去那兩個地方我都玩得很開心。
對我這樣一個人來說，真正去做一件關注自己內心的事情，要放棄的是很大的利益。拍電影花那麼長時間，拿那麼少的錢，是一個很需要說服自己的事情。但好在之前拍了很多戲有積累，如果當時沒有掙足夠多的錢，按照我的性格可能就沒有這次拿11個月去拍戲的從容。
我不太介意《地球最後的夜晚》的票房，也不介意大家對它的評價。我在乎的是長鏡頭拍完的那一刻，這個東西可能我此後的人生都不會有了，但是那一刻我拿到了，也不再遺憾了。
去紐約參加頒獎的時候，有個關注過我很久的女孩走過來，說這部電影拍得好，她說：「黃覺，恭喜你，終於你拍了一部你想要的電影。」我很高興，覺得有這麼一個人說，我就夠了，就是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