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富春 實習生 王豪 盧夢夢
80後青年教師黃超怎麼也沒想到，因為在網絡上直播課堂內容，自己一夜間成了“網紅”，迎接他的有鮮花和掌聲，更多的卻是網友的口誅筆伐。
“很多家長反映不知道孩子在學校學了什麼，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給孩子輔導。”秋季剛開學，在蘭州市西固區福利西路小學，經與家委會商議，二年級語文老師黃超將時下最火的直播搬進了課堂，在映客上分享了自己執教班級的上課情況。
“黃老師要進行課堂直播”，消息一經傳開，三百多位觀眾湧入了直播間，短短40分鐘內，參與直播的家長不斷“點亮愛心”、送出“映票”。黃超也經歷了平生第一次大規模“漲粉”，一下收穫了100個粉絲。
進行第三次直播時，有網友將直播課堂的信息轉發到微博上，令黃超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課堂直播引起了廣泛爭議，他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很快，課堂直播活動被校方緊急叫停，所有上傳視頻也一併下架。
直播課堂引爭議：教育創新還是斂財手段？
在嘗試課堂直播時，為了確保效果最佳，黃超早早在講臺上固定了手機攝像頭，保證整個教室的場景都能容納在內。此外，他還再三完善教案、設計與學生的互動環節，“努力呈現完美的課堂效果”。
“直播上課對我也是挑戰。”一堂課下來，已有8年教齡的黃超難免有點緊張。他也發現，“課堂效果不錯，學生覺得有家長關注著，上課更加認真”。
“朗讀課文時聲音洪亮，舉手也更積極了。”在第三節直播課堂，學生家長林一這樣評價兒子課堂表現，在她看來，這些改觀源於課堂直播後自己對孩子的及時引導。在第一次觀看直播時，林一發現兒子一直不敢舉手回答問題，她專門抽出時間，與孩子談心，找出並化解了因預習不足不敢參與教學互動的問題。
並不是所有家長都和林一一樣，覺得課堂直播有價值，因為直播平臺的商業屬性，甚至有個別家長對黃超直播的目的產生懷疑。
“是不是我不刷禮物，老師就不好好照顧孩子了？”黃超班上的一位家長告訴記者。這位家長還指出，課堂直播還會被家裡老人反覆觀看，從而對盯著孩子的錯誤不放，給孩子造成心理壓力。
網上留言也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為黃超的大膽創新點贊，有人則針對課堂直播提出種種疑慮。
“直播中都是小孩子，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隨便截圖，瞭解孩子的信息後，有可能會對安全存在威脅。”有家長直言自己的擔憂。
也不乏有人將黃超這一舉動定義為“變相”收禮。“以後上課是不是這樣的：家長們好，我是數學老師王大錘，各位家長們關注走一波。然後家長們，哎呀王老師真帥，先送一波贊。”一位名為“無所謂和無所謂懼”的網友發表了這樣的言論，很快得到了近200個贊，在眾多評論中遙遙領先。
面對屏幕前的激烈爭論，處在輿論旋渦的黃超感到了一絲悲傷。他有些坐不住，便拿出手機，在熱火朝天的微博評論中，寫下一條簡短的情況說明：“直播經過家長同意，並未影響上課質量”。
最讓黃超感到委屈的是“借直播斂財”的說法，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三次直播獲得的禮物兌換成現金僅有12元，其中貢獻最大的“土豪”，是同一課題組的同事。記者仔細觀察發現，在課堂直播過程中，黃超全程與參與家長沒有互動，課堂的主角始終是全班學生。
網上輿論關注度居高，黃超所在的西固福利西路小學也就此做出迴應表示，校領導班子集體約談黃超後，雙發已達成共識，將即刻停止課堂教學直播活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影響。同時，該校聲明也強調，黃超善於創新課堂教學，注重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出發點是好的”。
對於課堂直播被叫停，黃超沒有太在意，他仍然在利用課餘翻閱資料，尋找錄播案例，與周圍的老師、領導交流，思考如何讓家校共建作用最大化，切實提升教學效益。
互聯網+教育，究竟該如何實踐？
當下，互聯網直播方興未艾，網絡直播在各種場景廣泛應用。直播課堂也在多方嘗試，可在一些學校，因直播課堂卻引發了各種爭議。
今年4月，一個名為“水滴直播”的平臺中就出現了全國多地學校的課堂畫面。針對部分質疑，“水滴直播”開發方360作出相關說明，默認關閉360智能攝像機的“水滴直播”功能，開啟與否完全由用戶自己決定。同時，360官方針對課堂直播定製開發了“幼兒園模式”。該模式只有老師發送“分享碼”給家長，家長確認後才能觀看。且“分享碼”有效期僅為半小時，一人一碼，成功分享後立即失效。
操作難度的增加，讓直播課堂的推廣之路愈發坎坷。當下直播在各行各業興起，卻在中小學課堂教學中反應平淡。有報道顯示，先行者“水滴直播”已逐漸向“辦公室”“商鋪”“餐飲後廚”等場景過渡。
課堂直播是否“知難而退”，不少網友並不以為然。日前，一個關於“水滴課堂直播”的調查顯示，仍有85%的被調查人員認為課堂直播對於杜絕校園暴力、規範課堂紀律等方面有幫助作用；有90%的人認為如果老師經過家長、學生同意，可以公開進行課堂直播；此外，還有82%投票者認為“水滴課堂直播”不應該被關閉。
越來越多的人對直播課堂持肯定態度，小學教師何文文對此卻並不認同。“能直播的往往不是課堂實錄，是公開課，是作秀課。”何文文還認為，用攝像頭來替代教師營造課堂教學秩序，是“懶政”的體現，不利於教師自身在引導課堂教學、提高學生自律方面進行探索。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全面普及，很多教師其實也在不斷適應形勢發展。何文文坦言，自己也在主動出擊，積極擁抱互聯網。
“不一定要直播，家長想了解孩子渠道很多，比如和老師通過班級群直接溝通，或者在家長開放日走進課堂。”何文文會在家長群裡不定期上傳學生課堂上的照片、參加活動時的視頻，歡迎家長隨時點擊，並和家長就孩子情況隨時進行溝通交流。
在西北師範大學教育技術學院院長郭紹青看來，直播課堂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目前教育部已經面向農村地區實施了專遞課堂和同步課堂，利用直播技術，解決農村地區師資不足的問題，促進教育公平。
“直播的出發點毋庸置疑，但必須搞清楚教室是公有場所還是私人場所。”郭紹青直言，能不能借助直播進行家校互動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個模糊的命題，還要明確在什麼範圍內進行直播、如何直播等問題。
“教育系統應該主動作為，建立支持保障隊伍，對教師的創新方案有一定的審定製度以及相關的技術保障，這樣才能讓家校互動真正落到實處。”郭紹青說。
教育學家熊丙奇則建議，老師要更多尊重課堂參與者的權益，在得到學校以及學生、家長的同意後進行課堂創新，進而實現教學資源的開放共享和有效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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