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不是影視演員的避風港


導讀:去年,上海染劇場買了東野圭吾小說《白夜行》的版權,將其改編成音樂劇,並邀請韓雪出演女主角唐澤雪穗。

演出沒有引起廣泛關注,直到一週前,#韓雪白夜行音樂劇放錄音#突然上了熱搜。

4 月 20 日,《白夜行》巡演到達寧波站,在演出前一天韓雪突發感冒失聲,就醫無效,於是在劇組未應急安排 B 角也未提前通知觀眾辦理退票的情況下,韓雪依舊上臺演出,並於開場前臨時告知觀眾將用播放錄音帶的形式代替所有演唱內容。


作者:阿鍾


1999 年初,話劇導演孟京輝來找陳建斌,想讓他主演一臺小劇場話劇《戀愛的犀牛》。

本子已經寫好了,是孟京輝的妻子廖一梅專門為陳建斌量身定製的,陳建斌也很喜歡,裡面那句經典的開場白“黃昏是我一天中視力最差的時候”,就出自他的手筆。

但是陳建斌最後還是沒有答應孟京輝,當時他剛從中戲畢業,在外面租了個筒子樓,一個月房租 800,為了交上房租,陳建斌接了部電視劇。

他把孟京輝約來小飯館說這事,對方站起來就走,“你這是鴻門宴啊”。過了幾天,陳建斌覺得還是要再談一次,又把孟京輝約來飯館裡,“我必須得去,我沒地方住啊,我也沒飯吃了,我怎麼辦呢。”

孟京輝也沒辦法,為了這齣戲,他還得把婚房抵押出去。後來上《魯豫有約》,陳建斌形容當時是分道揚鑣,“他朝那邊走,我朝這邊走。”

06 年,陳建斌終於等到《喬家大院》,在電視圈闖出了名堂,14 年他又憑藉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個勺子》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和影帝。不用再為 800 塊的房租發愁了。

17 年,臺灣戲劇導演賴聲川在他上海的劇場慶祝兩週年慶典,同時宣佈了接下來的新戲安排,其中有一部講述二戰時期地下工作者的《雕空》,確定了主演就是陳建斌和周迅。

找這兩人出演的過程都很簡單,賴聲川跟陳建斌很早就合作過,後來在頒獎禮上碰到,幾句話就敲定了出演,而周迅則是在電視節目《表演者言》上不停釋放“想出演舞臺劇”的信號,賴聲川和她聊了幾次,這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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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濮存昕 24 歲,剛從鄉下回到北京,進了部隊文工團,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出於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自覺,他把那一年所有能看的戲劇作品全看了一遍。

當時一切文藝活動剛剛被恢復,觀眾剛從”八個樣板戲“裡脫離出來,對各種作品都熱情高漲,話劇自然也不例外。有的地方把電影院騰出來,白天放映,晚上演話劇,有時候買票都要提前一兩天。

濮存昕記得當時有個詞叫“文藝的春天”,幾乎各個地方都能出一部代表作,上海的《於無聲處》、遼寧人藝的《報春花》、北京人藝的《丹心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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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聲處》是當時最轟動的話劇,先是在上海工人文化宮小劇場上演,引起全市觀眾和整個文藝界的關注,後來影響擴散至北京,至少有十幾個劇團都在排演這臺戲,最後直接轟動全國,兩千多個劇團爭相排演《於無聲處》。

這臺戲被視為中國現實主義話劇復甦和迴歸的旗幟。79 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又推出了一臺《假如我是真的》,成為“社會問題劇”的代表作。

社會問題劇也就是反思文革、揭示四人幫罪行的話劇,除了上海人藝,北京人藝也推出了不少同樣的現實主義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恢復名稱後排的第一個戲就是《丹心譜》,《丹心譜》之後人藝排了一出《小井衚衕》,因為有點“激進”,只在內部演了三場就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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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井衚衕》 81 年寫完,刊登在《劇本》月刊上,83 年曇花一現,又拖了兩年才被允許再次公演。五年時間裡,劇本被要求多次修改,重寫第一幕、改了四稿第五幕,最焦灼時連時任人藝副院長的於是之也上手跟編劇一起改。

因為不忿“為了能使一部作品搬上舞臺,作家居然要違心地改寫出多少個第一幕和第五幕。”編劇李龍雲一度被氣到“再也不寫劇本了”,後來還是有長輩一直寫信勸他,

“《小井衚衕》如果演出成功,是多少可以影響話劇不景氣狀態的。而且使人們知道,要話劇景氣,不能靠一些什麼小玩意兒,而是要靠貨真價實的作品。這不是你我個人的事,青年一代劇作家中,應有一批中流砥柱。”

85 年春節,《小井衚衕》終於被允許公演,經歷了創作者和官方的一番角力,觀眾倒是興致勃勃,幾十場的票頃刻賣光。第二年編劇劉錦雲也發表了一出同時代背景的劇《狗兒爺涅槃》,場景從城市轉到了農村。

在這些根據本土創作的作品之外,人藝還開始復排老劇,並且重新制作外國戲劇。

復排的第一臺老劇就是老舍的《茶館》,之後又是《雷雨》等作品。83 年人藝決定排演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並且請來米勒到北京親自導演,隨後又推出了《洋麻將》《譁變》《貴婦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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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話劇重回“景氣”,創作者們卯足了勁把過去十幾年封存的力量拿出來。當時 50 年代活躍在話劇舞臺上,為中國話劇成長髮力的一代創作者們正值 50 多歲,“能量都聚起來的時候”,話劇作品層出不窮。

創作者熱情和觀眾熱情一起構築了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中國話劇的井噴期,那段時間被稱為“新時期戲劇“的黃金時代。話劇的影響力滲透全國,話劇演員也擁有足夠大的舞臺去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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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90 年代,因為長期居於“藝術正殿”,話劇一度陷入低迷。話劇屆人士分成兩個流派,一派主張話劇要創新,“內向、綜合、哲理、寫意”;一派堅持要秉持“話劇藝術與生俱來的特性”。

但其實早在 82 年,林兆華就以一臺《絕對信號》開啟了小劇場話劇運動,彌合兩派矛盾。

小劇場話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革新,開始碰觸情愛、生命、痛苦這樣的主題,也更加貼近觀眾——《絕對信號》首次把舞臺延伸到了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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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輝的成名就始於這場運動。97 年他找陳建斌排《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這臺戲在中國兒童劇院和海淀劇院演了十三場,觀眾達到四萬多人次,之後又在意大利都靈、上海等地巡演。

《一個》之後,孟京輝帶來了《戀愛的犀牛》,這臺戲在青藝劇場連演 40 場,演到最後一場全場爆滿,“不知道突然從哪兒冒出來這麼多人,從劇場一直排到了衚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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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種微小的繁榮畢竟是個例,話劇演員指望不上。

孟京輝在 GQ 採訪裡講過一個事,從都靈巡演完回來,陳建斌跟當時的國家話劇院院長趙有亮一起下飛機,路過一家哈根達斯店,陳建斌就定住了,趙有亮問他怎麼了,陳建斌說想吃冰淇淋,對方說“那你吃啊”,陳建斌回答他“我沒錢”。

不光是他這樣的散兵遊勇為錢發愁,有組織有編制的話劇演員,一樣愁。08 年影視大腕葛優在文工團的工資是 2000 元,這還是國家一級演員的標準,北京人藝比文工團還要再低一點,演員固定工資是 1500,一場演出給 280 元補貼,排練的話只有幾十。

對比一下陝西省人藝劇院,主演每場 30 元,群演 10 元,北京人藝的待遇已經“很優厚”了,但也優厚不過劇院裡的行政人員,據說平均工資能有 5000 元。

薪資低,最要緊還得熬。07 年三聯生活週刊採訪人藝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形容人藝的戲有一個“槽”:“導演起碼要在人藝待上15年,演員起碼要5年,才能入這個‘槽’。”

曾經是人藝演員的王姬形容自己就是“跑龍套的”,有時一人身兼 5 個龍套,有回好不容易演了一次主角,“我衝進廁所號啕大哭,覺得我被埋沒太久了。出來一看,龍套還要繼續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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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熬,創作者也熬,導演李六乙 5 年沒有排戲,劇本交上去,“沒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人說了算,“人藝不到 300 人,有 13 個處,28 個處長。”這樣的狀況導致人藝經常劇本荒,排來排去都是老戲。

“正統”話劇難出新品,難出精品,小劇場話劇又逐漸被商業化和喜劇化。觀眾追捧,但不少話劇演員並不認可。沒錢吃飯、沒戲可排,無疑在“激勵”話劇演員投身影視圈。

而 90 年代中國電視劇正逢時,電視劇成為電視臺的工作重心,很多以拍電視劇為主的影視製作公司先後成立,四大名著劇、歷史劇,還有各種刑偵劇、情景喜劇、都市家庭劇......

2007年,愛爭第一的中國總算湊齊了三個世界第一:電視劇生產數量、播出數量、觀眾數量。

這其中話劇演員貢獻了不少作品,尤其人藝基本傾巢出動,樑冠華(《貧嘴張大民》《神探狄仁傑》)、何冰(《大宋提刑官》)、濮存昕(《來來往往》《三國演義》)、馮遠征(《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06 年人藝打算用全院最好的陣容來排一出經典話劇《北京人》,最後發現不可能,“全在外面拍戲,叫都叫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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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兩年,突然就有不少非話劇出身的影視演員,愛上了話劇表演。

講個人原因的話有很多,最常出現的一種是磨練演技。比如《愛情公寓》兩大“異類,王傳君和金世佳。

曾經 11 個月沒工作的王傳君,在採訪裡自述那段時間常跑去話劇工作坊幫人讀劇本,話劇團的人跟他說沒有報酬給他,王傳君解釋自己不想要錢,“就想免費讀寫好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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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他出演話劇《抄寫員巴特比》,2 萬多句臺詞,90 分鐘時長,在上海連演了 11 場,算是經住了考驗。

而他的好友金世佳從日本留學歸來,在上海演了兩年話劇,知乎上還有人爆料說上表演訓練課時碰到過他。

17 年導演田沁鑫復排《狂飆》,金世佳說自己毛遂自薦拿到了“田漢”的角色,但最後的表現並沒有達到讓人驚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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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他們的參演,話劇的關注度飆升,尤其演完《抄寫員巴特比》後三個月,王傳君就憑《我不是藥神》殺回大眾視野,更讓人給他演話劇這事安上了光環。

而前段時間《都挺好》裡飾演蘇大強的演員倪大紅,以出色的表演,又給話劇多加了一層高光,“話劇出身”或“經過話劇檢驗”除了被當成一種含金量認證,話劇圈還要承擔“拯救中華影視圈”的美譽。

這種美譽,對處於弱勢的話劇圈來說可不是啥好事。

因為這赫赫聲名,以及近兩年影視圈補稅、限薪、審查、靠口碑的難捱日子,引來了不少想鍍金的影視熟臉,他們選在這個時間點去話劇、音樂劇圈“沉澱一下,免得自己被電視劇掏空”。

而他們一旦踏入,獲得的資源還都是話劇圈的“頂配”。

倪妮、趙薇、張若昀、陳妍希,首部話劇就挑大樑,前三位還分別搭檔導演賴聲川、田壯壯、林兆華,這是大部分話劇演員求不來的待遇。當然,出演音樂劇《白夜行》的韓雪也是其中之一,跟她搭檔的男演員是上海音樂劇圈“頂流”劉令飛。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突然出現的影視演員並不能保證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反而還在不停侵犯話劇圈多年來的既有模式,這些試錯成本和後遺症卻都得由話劇圈承擔。

17 年張若昀接受林兆華邀請排演《三姐妹 等待戈多》,媒體用的標題噱頭是“張若昀為他放棄千萬收入”。收入雖然放棄了,但團隊並沒有放棄宣傳,於是各種排練花絮和排演心得都鋪天蓋地。

舞臺劇首演後,澎湃新聞刊登了一篇劇評文章,給出了演員發揮穩定、整體對 19 年前的原版有所超越的評價;而豆瓣上則有 801 位用戶給出了 6.6 分的評價,整體評論兩極分化。

跟張若昀情況相似的還有出演話劇《求證》的趙薇,除了排練期較短,團隊在排練期間還拍攝了各種出於個人宣傳目的的側拍花絮和媒體群訪。雖然後期在輿論上做了一些導向,但正式巡演後,主演表現和作品帶來的滿足感有所欠缺,這個共識也是大部分觀眾能達成的。

不過好在沒多久,《白夜行》劇組和韓雪就挺身而出幫忙墊底,直接挑戰行業底線。

這些事接連出現並不是巧合。當本來該守著底線的劇作方都去遷就影視明星,話劇圈早晚會步,或者說正在步電影圈後塵,唯流量與賣票事大。

只是現在劇作方和演員自己,都不介意這回事,唯一介意的是買票成了買教訓的觀眾。但不管他們能幫忙賣出多少票,有一句話還是得說,話劇不該成為影視演員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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