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都要加薪？曼聯22歲小將要求漲薪三倍，否則拒絕續約
自從曼聯簽下桑切斯之後，曼聯隊內許多球員都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此前就有媒體報道，博格巴和德赫亞兩人都索要了匹配桑切斯的50萬英鎊的週薪，而拉什福德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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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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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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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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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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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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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汪建孤獨嗎？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汪建孤獨嗎？
劉健稱，儘管他和團隊被汪建罵了很多次，但還是願意死心塌地追隨汪。
“要麼出局，要麼出眾。”2015年10月，前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華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場行業論壇上宣佈離職創業。此前，他曾在微博寫道。
作為16歲就考入北大的技術天才，王俊在1999年參與了華大基因的創立，並曾為這家公司立下汗馬功勞。
公開資料顯示，他是人類基因組計劃、水稻基因組計劃等重大項目的主要參與者，組建了華大生物信息平臺，參與了杭州華大的成立，帶領團隊完成了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大熊貓基因組、千人基因組、人體腸道元基因組等系列標杆性項目，幫助華大實現了對CG的收購，以及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的融資和重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雲智能宣稱要“讀懂生命”，其聯合創始人還包括原華大基因首席運營官吳淳、首席科學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
華大內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年輕氣盛是王俊從華大離職的根本原因，“覺得汪建還不夠放權，有些東西他還得向汪建彙報，不能自己拍板。”
這位人士還向《中國企業家》透露，王俊出走後，汪建專門組織開了一場閉門會，來評估王俊離職對整個華大集團的影響。王石也在採訪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這位二把手，華大基因經歷了痛苦的轉型。
在王俊出走前後，華大還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門戶，甚至在某些業務領域與華大分庭抗禮。
比如，創立於2010年5月的貝瑞和康，是華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該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殼*ST天儀登陸A股，其聯合創始人高揚、董事蔡大慶、股東任媛媛，均出自華大健康，曾分別任華大健康總經理、CFO和測序部門經理。2011年初，原華大科技總裁李瑞強創立“諾禾致源”，這家公司成了華大基因在科研服務上最大的勁敵。2018年底，該公司已經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招股說明書。
有數據顯示，創始團隊出自華大，並在基因測序領域創業的公司，超過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終究是少數的。在這些少數派中，還有很多已經離他而去。汪建會因此覺得孤獨嗎？
“高處不勝寒，孤獨肯定是有的。汪老師的這種孤獨，除了大家的不理解，可能還與我們一些在執行上的不到位有關。而且，隨著企業越大，壓力和責任越大，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張國成說，汪建看到國際上有新的理論或技術出現，他就非常希望在華大內部儘快落實。如果底下的人執行緩慢，跟不上他的節奏，他會非常著急。
劉健見過很多次汪建發脾氣，基本汪每一次都是責怪他帶領的產品研發團隊做得慢。“對華大智造，他有很多期盼”，劉健回憶，汪建經常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產品能不能提前一個月上市？能不能提前一個季度上市？“他其實想表達的是，產品越早上市，將有越多人受益。”
“他罵研發團隊和我不知道罵了多少次，但大家還是死心塌地願意追隨他做這件事情。”劉健稱。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汪建孤獨嗎？
劉健稱，儘管他和團隊被汪建罵了很多次，但還是願意死心塌地追隨汪。
“要麼出局，要麼出眾。”2015年10月，前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華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場行業論壇上宣佈離職創業。此前，他曾在微博寫道。
作為16歲就考入北大的技術天才，王俊在1999年參與了華大基因的創立，並曾為這家公司立下汗馬功勞。
公開資料顯示，他是人類基因組計劃、水稻基因組計劃等重大項目的主要參與者，組建了華大生物信息平臺，參與了杭州華大的成立，帶領團隊完成了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大熊貓基因組、千人基因組、人體腸道元基因組等系列標杆性項目，幫助華大實現了對CG的收購，以及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的融資和重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雲智能宣稱要“讀懂生命”，其聯合創始人還包括原華大基因首席運營官吳淳、首席科學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
華大內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年輕氣盛是王俊從華大離職的根本原因，“覺得汪建還不夠放權，有些東西他還得向汪建彙報，不能自己拍板。”
這位人士還向《中國企業家》透露，王俊出走後，汪建專門組織開了一場閉門會，來評估王俊離職對整個華大集團的影響。王石也在採訪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這位二把手，華大基因經歷了痛苦的轉型。
在王俊出走前後，華大還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門戶，甚至在某些業務領域與華大分庭抗禮。
比如，創立於2010年5月的貝瑞和康，是華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該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殼*ST天儀登陸A股，其聯合創始人高揚、董事蔡大慶、股東任媛媛，均出自華大健康，曾分別任華大健康總經理、CFO和測序部門經理。2011年初，原華大科技總裁李瑞強創立“諾禾致源”，這家公司成了華大基因在科研服務上最大的勁敵。2018年底，該公司已經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招股說明書。
有數據顯示，創始團隊出自華大，並在基因測序領域創業的公司，超過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終究是少數的。在這些少數派中，還有很多已經離他而去。汪建會因此覺得孤獨嗎？
“高處不勝寒，孤獨肯定是有的。汪老師的這種孤獨，除了大家的不理解，可能還與我們一些在執行上的不到位有關。而且，隨著企業越大，壓力和責任越大，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張國成說，汪建看到國際上有新的理論或技術出現，他就非常希望在華大內部儘快落實。如果底下的人執行緩慢，跟不上他的節奏，他會非常著急。
劉健見過很多次汪建發脾氣，基本汪每一次都是責怪他帶領的產品研發團隊做得慢。“對華大智造，他有很多期盼”，劉健回憶，汪建經常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產品能不能提前一個月上市？能不能提前一個季度上市？“他其實想表達的是，產品越早上市，將有越多人受益。”
“他罵研發團隊和我不知道罵了多少次，但大家還是死心塌地願意追隨他做這件事情。”劉健稱。
"
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汪建孤獨嗎？
劉健稱，儘管他和團隊被汪建罵了很多次，但還是願意死心塌地追隨汪。
“要麼出局，要麼出眾。”2015年10月，前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華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場行業論壇上宣佈離職創業。此前，他曾在微博寫道。
作為16歲就考入北大的技術天才，王俊在1999年參與了華大基因的創立，並曾為這家公司立下汗馬功勞。
公開資料顯示，他是人類基因組計劃、水稻基因組計劃等重大項目的主要參與者，組建了華大生物信息平臺，參與了杭州華大的成立，帶領團隊完成了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大熊貓基因組、千人基因組、人體腸道元基因組等系列標杆性項目，幫助華大實現了對CG的收購，以及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的融資和重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雲智能宣稱要“讀懂生命”，其聯合創始人還包括原華大基因首席運營官吳淳、首席科學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
華大內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年輕氣盛是王俊從華大離職的根本原因，“覺得汪建還不夠放權，有些東西他還得向汪建彙報，不能自己拍板。”
這位人士還向《中國企業家》透露，王俊出走後，汪建專門組織開了一場閉門會，來評估王俊離職對整個華大集團的影響。王石也在採訪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這位二把手，華大基因經歷了痛苦的轉型。
在王俊出走前後，華大還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門戶，甚至在某些業務領域與華大分庭抗禮。
比如，創立於2010年5月的貝瑞和康，是華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該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殼*ST天儀登陸A股，其聯合創始人高揚、董事蔡大慶、股東任媛媛，均出自華大健康，曾分別任華大健康總經理、CFO和測序部門經理。2011年初，原華大科技總裁李瑞強創立“諾禾致源”，這家公司成了華大基因在科研服務上最大的勁敵。2018年底，該公司已經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招股說明書。
有數據顯示，創始團隊出自華大，並在基因測序領域創業的公司，超過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終究是少數的。在這些少數派中，還有很多已經離他而去。汪建會因此覺得孤獨嗎？
“高處不勝寒，孤獨肯定是有的。汪老師的這種孤獨，除了大家的不理解，可能還與我們一些在執行上的不到位有關。而且，隨著企業越大，壓力和責任越大，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張國成說，汪建看到國際上有新的理論或技術出現，他就非常希望在華大內部儘快落實。如果底下的人執行緩慢，跟不上他的節奏，他會非常著急。
劉健見過很多次汪建發脾氣，基本汪每一次都是責怪他帶領的產品研發團隊做得慢。“對華大智造，他有很多期盼”，劉健回憶，汪建經常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產品能不能提前一個月上市？能不能提前一個季度上市？“他其實想表達的是，產品越早上市，將有越多人受益。”
“他罵研發團隊和我不知道罵了多少次，但大家還是死心塌地願意追隨他做這件事情。”劉健稱。
“宿命就宿命，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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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熱衷於拐著彎講話，習慣性地藏在衝突性極強的談話方式背後，他不斷強調自己貪生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普世的慾念才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秀芝
編輯 | 董力瀚
攝影 | 史小兵
場面一度尷尬起來，起因也簡單，因為在座的沒人再去接話，看來汪建又生氣了，怒氣挑在眉尖兒上。他把木桌拍得梆梆作響，並厲聲道，“如果誰認為我應該被燒死，你儘管來燒，可想把我關進籠子裡面去，我看誰敢？”
身為上市公司老闆，言談和情緒曾給汪建、給華大帶來過的麻煩事不可勝數，而眼下他卻仍然會為一些偶發的措辭、字眼而動怒，比如當談及“公司上市就是把企業家關進籠子”這種話題的時候。
但你想象不到，幾分鐘後他又樂得眉眼全開。此人很早就宣稱活到120歲沒難度，後來接受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建議改為100歲不封頂，於是要求華大員工都要活到100歲。或許為證實起碼體能儲備得充分，他把兩手拄緊座椅扶手，將身體穩穩撐在半空，努努下巴，興致高昂得很。
喜怒情緒交織的矛盾，只能算汪建人生中經歷的衝突、乃至如今身上承載的錯位裡最不突出的一類。他出身幹部家庭，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在少年時卻結結實實地撞上了整個困難時期；父母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他說頭天早晨還有保姆伺候吃飯，第二天就要跑去河邊光腳拉縴掙錢；他七八十年代就在國內接受了高等教育，隨後留洋，在德州大學、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從事科研工作多年，但如今談及海外同業，他仍然堅持稱其為“洋人”；他被公司內部的一些員工視為精神乃至時代的領袖，在一些股民眼裡，他卻是與某個被認為聲名狼藉的商人一般無二的大說謊家。
很多媒體同儕無數次試圖弄清楚此人的“真實”面目，最終描繪出來的那張臉卻大相徑庭，只留下了信息量巨大的人生經歷與傳奇故事；他在採訪中不斷告訴記者他一直站在時代最前沿處，因此根本不在乎來自背後的是非曲直議論，但隔天卻在微信上發來大量為華大正名的文章；當我們帶著某些看上去頗為精彩的故事與旺盛的好奇心，向一年前開始擔任華大集團聯席董事長的王石求證時，他卻表達了不予置評、不方便置評的態度，只在離開之前突然轉身問到，“你們真的以為你們能看懂汪建嗎？”
他熱衷於拐著彎講話，自詡為“貪生怕死，自私自利，好逸惡勞，貪婪懶惰”，然後又會用管理理念和科技信仰來解釋給你聽，說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德，例如他不斷強調自己怕死，彷彿正是這種慾念塑造了他對生命科學的信仰。
我們分明已經在漫長的採訪週期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與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完成了持續一整天的當面交談，可最終卻發現，他仍然藏在眼前這些言談、情緒、資料、觀點背後難以窺見的某個地方。汪建也得意於其塑造出的複雜性，他告訴很多人說，他根本不在乎自己隨便被定義為一個什麼人，商人、科學家，妖魔、網紅？沒關係，都可以。他的員工則用讚歎的口氣告訴《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媒體能在談話中戰勝汪老師，“連許知遠也不行”。
要有效地理解汪建，事業或許是唯一一條可行的路徑。作為事業的一部分，華大基因近幾年被擺到檯面上之後，與汪建個人的關係愈發值得玩味起來，其邊界不斷觸碰汪建的自我——或者用企業界時髦的話講叫“ego”。
當代社會成員中，懷揣著追求最高層次目標的人，往往有一種創造理想國的執念，這在企業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汪建不例外，經濟學家周其仁誇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其個人理念與身後時代的鴻溝，他表示得意並且認同，就好像他的理想國就在這個時代前方不遠處。
按理說，由20多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汪建便得到了那個創造屬於自己的理想國的機會。他不必箍在大學實驗室的板凳上，或者囿於中科院那個小院子裡，他可以自由選擇友善的城市，穿喜歡的服裝，與最酷的人共事。看上去，他將得以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創造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病痛的理想世界。可現實地說，如今連資本市場波動這一關口，汪建都還沒有順利邁過去，反而上市公司華大基因由千億市值跌落到最高點的近四分之一之後，《中國企業家》得到了關於華大集團裁員的消息，此外該集團還剝離了一部分資產，如華大農業、華大海洋，以及華大健康旗下的顏質項目等。同時，被裁員工手上工分和華大幣難以提現。
華大集團公關部對此迴應稱：從今年年初開始，集團就制定了“戰略聚焦”的經營策略，即聚焦在對旗下兩大業務板塊——上市公司華大基因和華大智造的支持上。至於華大農業和華大海洋，集團希望採取與別人優勢互補的模式繼續推進業務。華大提供技術，合作伙伴提供資金等資源。
而當採訪進行到此處，汪建又一次陷入了與記者在兩個字眼上的爭奪。
第一次爭奪，在於他並不承認關於華大集團“戰略聚焦”的說法，最終被其首肯的說法叫做“調整節奏”。
緊跟而來的第二次爭奪看上去更加激烈，當被問及調節奏是否是一種妥協的時候，他對“妥協”這個字眼反應異常強烈，他不斷地擺出論據並進行反問，“我們走正道，做正事，說正確的話，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妥協，丟掉的是華大的發展機遇和國家的發展機遇，這個事情我問心無愧，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做的是對自己對人類都百益無一害的事情，我為什麼要妥協呢？我要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我為什麼要妥協呢？”
藏在矛盾、衝突與激昂口號背後的汪建真的從未妥協嗎？抑或只是仍然在爭奪關於自我的話語權？至少這件事，王石是保有自己的看法的。“一再地強調，實際上他就已經妥協了，他對別人的看法太在乎了，他說不妥協也是一種妥協。”
王石來了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
2018年8月，在辭去萬科董事會主席一年多後，王石宣佈成為華大集團的聯席董事長。華大集團的官方公告稱，“王石將發揮其在經營管理、制度建設、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和卓越能力，協助汪建董事長管理華大集團。”
一年過去，這個已走過35年商業旅程的84派企業家，給華大帶來了哪些改變呢？這是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於是我們問汪建：“王石給華大幫了哪些具體的忙？”
“多了去了。”他說。稍作停頓後，他又故作嚴肅地表示，“惹的麻煩也不少。比如他一來，人家就說我們搞房地產了。”
當把這個問題拋給王石，他的答案是，以前作為華大基因的獨董和顧問，主要關注其中小股東的權益問題。成為集團聯席董事長後，他更多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介入。“比如，一個新興的企業在發展中，往往很容易在乎速度，導致經營出現不集中，那我就來把握這個東西。”
“無論行業多新興，都要有一個從培養到建立的過程，不會因為你是基因科技、互聯網、AI或者別的而特殊。收縮，是當今各行各業普遍要做的。”王石對《中國企業家》說。
據華大集團管理層透露，華大的“聚焦戰略”確實出自於王石的推動。哦，不，在使用這個辭藻上，汪建是決不妥協的，他只認可“調整節奏”的說法。
汪建稱，不錯的方向要堅持，但中間的節奏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比如科技成熟度、市場成熟度、經濟支撐力、團隊執行力。“誰去蠻幹呢，我登山都不蠻幹。”
其實，王石來了之後，華大的很多變化還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華大智造是華大集團旗下主要從事測序儀研產銷的公司，其執行副總裁劉健告訴《中國企業家》，以往集團在開戰略研討會時，對華大智造更關注的是技術的領先性，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包括汪建在內的集團領導，也會關注其日常運營指標，比如庫存週轉、人均產出、單位面積產出等。
“不說這和王石主席的加盟有沒有關係，但他加盟後，有些事情可能會潛移默化。”劉健舉例稱，華大集團開2018年終會時，他和其他業務負責人依次上臺做總結。王石全程認真聽了整場彙報。
“當大家發言完畢後，王石提到自己詳細計算了每個人的報告時間，比如報告時間是30分鐘，誰在此時間內完成了報告，誰用了35分鐘，誰用了40分鐘，還誰用了50分鐘。王石在點評後還表示，他驚訝並尊重華大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突破、領先和自信，但對於一個公司的運營來說，時間觀念也很重要。”
華大的商業成熟度似乎也在提高。
華大集團首席執行官徐訊曾向記者坦陳，華大商業化運作經驗不足，運營管理不成熟，尤其早期參與國家基因庫運營的隊伍以科研和技術背景為主。
譽馬生物是一家從事幹細胞存儲和相關試劑研發的公司，曾在2015年底與華大集團旗下華大研究院運營的國家基因庫開展合作。2018年初，華大研究院給包括譽馬生物在內的11家合作商發送瞭解除合同通知，理由包括“多次違規使用國家基因庫、華大品牌，甚至冒名發表相關言論”和“未完成合同約定目標”。
這11家有7家是華大與其協商不成、單方面解約的，譽馬生物是7家之一。
根據譽馬生物總經理樑鬆等人的說法，“2017年沒有完成目標”，很大原因是“華大基因在籌備IPO上市時，沒有向證監會申報細胞業務，要求我們暫停推廣”。在合作商們看來，細胞存儲儘管有助於未來的臨床疾病治療、抗衰老等，但沒得到政策的明確支持，處於灰色地帶。尤其2016年4月發生了“魏則西事件”後，衛計委叫停所有細胞免疫治療在臨床中的應用。為了順利上市，華大基因不得不暫停推廣細胞存儲業務。
樑鬆告訴《中國企業家》，因華大單方面解約，其細胞存儲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由於華大方項目負責人的頻繁更替，合同無法落實引發的財務問題，其和公司的一位副總被刑事拘留了37天。
儘管樑鬆對當時與華大的合作多有不滿，但時隔一年多，他有了跟華大重新合作的契機：他一位小學同學的母親患上了晚期乳腺癌，為了吃靶向藥，要做全基因組外顯子區域腫瘤方向的測序。但這套測序費用高昂，同學的家庭條件難以支付。樑鬆向華大尋求幫助後，華大給樑的同學的母親免費做了這一測序。
通過這件事，樑鬆對華大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向其表示希望再次在細胞存儲方面合作。再次合作後，樑鬆對華大的印象也有了很大不同：“不像以前那麼亂了，比如面向客戶的宣傳文字、LOGO的使用都相當規範，人員的對接也很順暢。”
資本雙刃劍
還原在華大展廳的聯合實驗室。
在採訪汪建之前，我們以為他聲如洪鐘，鏗鏘急促，渾身燃燒著革命者的反叛和激情，我們甚至準備好了被“炮轟”。實際上，他語速很慢，經常停頓很久才接下一句，聲音又小，就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也許是從另一個星球也不一定，因為我們的對話常常不在一個頻道上。
採訪結束後，華大的公關團隊給記者發來了一篇文章——《那些年被誤解的老汪》。看起來，對於汪建來說，對話中的鴻溝一直都有。
一個例子是，在2017年底接受騰訊《財約你》的採訪中，汪建公開反對HPV（人乳頭瘤病毒）疫苗接種。“接種疫苗一次價格在4000元左右，隔5年需要重新注射。如果換成基因檢測，則只需要每3年花50塊錢做一次。”他還提出一個觀點：“外國人的亞型和中國人不一樣，不一定適合中國人，不能信它。”
此言一出，引來無數網絡討伐。
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率先發難，他在微頭條稱：“HPV疫苗接種是為了預防高危型HPV感染進而預防宮頸癌、咽喉癌，而基因檢測最多隻是查有沒有被HPV感染，二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查到了也沒什麼用。華大基因董事長為了推銷基因檢測而反對疫苗接種，要害死人的。”
德傳投資董事長姜廣策也在朋友圈表示，“只能說這個董事長很無知，這個股票很高估，買這股的投資者很可憐！”
華大的一位公關人員將其定義為溝通偏差，她向《中國企業家》辯解稱：“那次《財約你》的團隊和汪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問打疫苗的話題，汪老師也願意回答。但在採訪中，雙方並沒有說透，就剪輯播出去了。”
其實，特立獨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罷，都屬於個人選擇範疇。但2017年，華大基因上市了，身份從民營企業轉變成了公眾公司，隨之公司和創始人都陷入到輿論的泥沼中。
“錯就錯在，我是一個公眾公司（負責人），所以我才擺脫不了（輿論）。”汪建對《中國企業家》說。
“你為融資上市這件事後悔過嗎？”記者問汪建。他沒有直接回答，但他稱，“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資本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對汪建和華大來說，與資本進行合作，是在全球競爭環境裡勝出的唯一選擇，並且絕無回頭路可走。
汪建告訴我們，到2012年時，在非人類（尤其是農作物）的基因科學研究領域，中國的數據量已經佔到全球70%。這70%裡的70%則來自於華大。這得益於，2010年華大基因從美國製造商Illumina購買了128臺第二代基因測序儀。這個在當時堪稱基因測序儀買賣中的全球最大訂單，使華大基因成為全球基因測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機構。
對於Illumina來說，來自華大基因的訂單，需其將一整年的全部產能投入。它感受到了威脅，開始停止向華大基因出售新的測序儀、抬高試劑售價以及中斷設備維修服務。
汪建想過與Illumina合資，與對方溝通多年，依然遭到了拒絕。汪建體會到，“要變成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企業，靠買武器，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從根本上擺脫Illumina的掣肘，華大基因出價1.176億美元向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公司發出收購要約，這是一家曾與Illumina公司實力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不過，其製造的測序儀器並不出售，而是用以提供測序服務。但金融危機以及其單一的收入來源讓該公司逐漸陷入泥潭，進而掛牌出售。
為了收購CG，汪建向資本敞開了大門。2012年年底，華大科技以42%的股權換取了包括紅杉、軟銀等多家投資公司共計約14億元現金。為了滿足投資公司的退出需求，華大又走向了創業板。
如今，華大集團旗下的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呼之欲出。
就在5月9日，華大智造披露首輪募資規模超過2億美元，投資人為中信金石、鬆禾資本、東證資本等。華大智造表示，上市計劃將會根據公司發展情況作出規劃。這家成立於2016年4月的公司，最早孵化於華大研究院，在華大集團收購CG後，又疊加了後者的資源和技術。
“策劃人”
（從左至右）汪建與劉斯奇、于軍、楊煥明。來源：被訪者
關於汪建和華大，有一個被雕刻進歷史的記錄總被頻繁提到：中華世紀壇，一條262米長的青銅甬道，記載了從300萬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華民族700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一條記錄是“我國科學家成功破譯人類3號染色體部分遺傳密碼”。
但在當時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科學家中，汪建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位。
1984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於軍，來到紐約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醫學科學博士，正好遇上美國乃至世界的生物學界醞釀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這一計劃旨在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全部DNA序列（由30億對鹼基組成），瞭解人類所有與癌症相關的基因。
HGP的領導者和設計者之一的Maynard V.Olson，是美國著名基因組學家，亦是于軍的博士後導師。1993年，于軍受邀加入了以Maynard V.Olson實驗室為主體組成的“華盛頓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這一年2月，于軍從紐約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在西雅圖的華人並不多。于軍在一個朋友的家裡，認識了同在華盛頓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汪建。汪的研究方向是細胞分化與增殖，與于軍的專業領域不完全相同，但兩人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下鄉，且汪建女兒比于軍的兒子僅大一歲，有不少共同話題，便常常聚在一起。“他是一個性格比較坦率的人。”于軍向《中國企業家》形容汪建。
HGP進程之快，出乎所有人預料。早期，英、法、日、德都積極參與了HGP。這一國際合作計劃被認為是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科學史上的又一個偉大工程。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加速了HGP。“我剛到美國時，一個博士候選人要用近一年時間來解讀2000個鹼基對。兩年後，一年就可以測2萬個鹼基對了。”于軍說。1993年，自動化基因測序儀誕生，推動HGP進入了實質性的運作階段。
時至1996年，于軍所在的實驗室還在進行HGP的前期準備時，已經回國創業的汪建，也看到了生物科學與計算機技術融合的趨勢。汪找到於，建議一起做點更大更有意義的事，並介紹其與楊煥明認識。楊在丹麥奧爾胡斯大學人類遺傳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實際上，中國要不要參與HGP？中國的基因組研究計劃是什麼？中國的科學家將如何面對這一新的發展領域？這些問題一直在於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Maynard V.Olson也一直支持於把所學帶回中國，推動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發展。
1997年11月，于軍應邀參加了在湖南張家界召開的遺傳學研討會，向國內學界同行詳細地介紹了HGP的進展和前景。也是在此會議上，于軍、汪建、楊煥明等人提出了中國HGP的戰略構想，這成為他們共同事業的起點。
當他們向中科院申請參加HGP時，並沒有得到同意，中國科學界沒有人相信他們能成功。楊煥明依靠個人關係和學界的聲譽，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對HGP的負責人說：“我們代表中國加入計劃。”最終人類基因組計劃項目組宣佈，中國團隊承擔項目的1%。
為了有足夠的資源和經費參與HGP，1999年9月9日，在北京空港開發區一棟舊廠房裡，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宣佈成立，並以此身份承擔1%的HGP任務。于軍、汪建、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成為華大的聯合創始人。
“我佩服汪建，不是說他作為科學家的成績有多大。在這方面，于軍和楊煥明更典型。嚴格來講，汪建是那個策劃人。”王石在接受《中國企業家》採訪時評論。
汪建“策劃人”的角色，在日後得到了放大。
2003年中國爆發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華大基因在拿到病原體36小時內，迅速破譯四株該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並將全部共計30萬份診斷試劑捐給政府。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聽說後參觀了華大基因。隨即，中國科學院與華大基因聯合組建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國家給予其90人的正式編制，任命楊煥明為所長，汪建為副所長，按照局級幹部發放薪酬。
可沒想到的是，華大基因與中科院的關係在2006年底便幾近破裂。
這一年，美國公司宣稱一種能夠將基因測序的速度提高一百倍的機器已經誕生。該設備將機器人學、化學、光學和計算科學融為一體，尤其是工業數碼相機技術的巨大進展使得人們可以拍攝用於“讀取”基因微小序列的熒光分子。理想狀態下，這種設備的規模化應用甚至會將測序成本降低至過去的百萬分之一。
這令汪建興奮不已，他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他以慷慨激昂的措辭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一份長達30多頁的報告，希望得到支持以購買這種設備。汪建寫道：“中國人近代第一次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如果抓住這個機會，中國將盡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
中科院的專家認為他的計劃過於激進。更糟糕的是，汪建對採購這種昂貴設備表現出的急切，被懷疑想借機貪汙吃回扣。他被人匿名舉報，中科院隨即成立調查組調查汪建。
調查結果最終洗刷了冤情，但“報國無門”的汪建決定脫離體制。臨走之前的中午，汪建向華大的員工宣佈：“我們要去深圳了。要想一下的就別去，趕得上今晚6點火車的就跟我一起走。”那像是一個典型的、戲劇化的決定，但依然還是讓汪建從北京帶走了近百人的團隊南下。
張勇毅在大學還未畢業時，就進入華大體系，至今已在該集團工作近10年。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假如當年他也處在那樣的情境之下，且沒有家庭的牽絆，會考慮跟汪建南下。“他是一個能聚人氣的人，身上有濃厚的家國情懷，責任感很強，熱衷一件事就要把它做成，這樣容易籠絡很多人。”
汪建決定南下的同時，華大的幾位創始人也面臨著分道揚鑣。由於家庭原因以及對科研和產業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側重，于軍選擇留在北京基因組。楊煥明和後來加入的劉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項目結題後，離開中科院去了深圳。
“接地氣的高手”
汪建在國家基因庫。
“我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唱衰者，這一時期最輝煌也最短命，生物科學、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很快取代工業文明。在未來的生命科技時代，人們的生老病死可能將不再聽天由命。”7月中旬，在2019年灣區青年創新論壇上，作為演講嘉賓，汪建說道。
如同過去很多次的公開演講，汪建的這些言論聽起來總像是高談闊論，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距甚遠。
“汪建是一個不接地氣的人嗎？”我們問王石。
“你們都產生誤解了。論接地氣，汪老師是高手。”王石笑答。
王石與汪建是通過登山相識的，這是兩人的共同愛好。在一起登山的過程中，汪建的團隊會建立一些與人類基因組織學有關的實驗。比如，人在登山中缺氧會瀕臨死亡，在這種特殊狀態下抽的血，有利於對現代高原運動的研究。汪建和王石常常願意在實驗中扮演大白鼠的角色，這使得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對汪老師的欣賞，更多源於他是一個公共衛生專家。他的理想追求非常純粹，就是如何為公共衛生事業做事情。”王石告訴《中國企業家》。
當2007年初汪建決心離開北京時，王石建議他們來深圳。“我們在深圳兩眼一抹黑，有沒有關係給介紹？”汪建問王石。後者回答：“你有能力、幹好了，政府會主動找你，不需要關係。這正是深圳的好處。”
儘管是王石介紹汪建來的深圳，但在日後，汪建與政府的緊密程度卻超過了“遠離政治”的王石。初來乍到時，他就問深圳政府是否願意支持他們繪製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又稱“炎黃一號”，這也是第一個亞洲人全基因序列圖譜）。他還向對方表示，如果發表了，沒準是《Nature》雜誌的封面，不過這需要數千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2007年10月，這一項目宣告完成，並在《Nature》封面文章發表。同年12月，《Science》雜誌也報道了“第一個中國人基因圖譜”工作。
後來，汪建向深圳政府炫稱，將為這座城市在未來5年內帶來十篇《自然》、《科學》雜誌的論文。時任深圳市市長的許勤隨即向其許諾，如果得以發表，論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將獲得100萬元的獎勵。
到2011年時，華大基因發表的論文已多達81篇。讚歎之餘，許勤覺得難以兌現獎金。他邀請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親自下廚做了一頓紅燒肉，以示鼓勵。
王石認為，從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來看，華大要比萬科接地氣得多。這種接地氣貫穿了華大的發展史。
就拿1999年來說，在中國參與的1%HGP項目中，除了華大基因，還有另外兩家機構共同參與——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北京）和南方研究中心（上海），他們都是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國家基因組研究基地。
而位於深圳大鵬新區的國家基因庫，號稱繼NCBI（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DDBJ（日本基因數據庫）和EBI（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之後，全球第四個建成的國家級基因數據庫，其背後的組建和運營方是華大研究院，這是2011年10月，經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覆的。
“一個民營企業家，一家民營機構，如果你不接地氣，憑什麼讓你參與國家級項目呢？”王石的話，與汪建對自己的形容如出一轍：“我空著兩個手，從北京搬到深圳，做到這麼大一塊（產業），不接地氣能生存下來嗎？”
“我是天下最接地氣的！”汪建咧嘴。
關於利益
2017年7月，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合併後的華大基因，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市值一度突破1000億元，成為A股第二高價股。
採訪當天，汪建在華大內部的餐廳與《中國企業家》記者吃了一頓午飯。他胃口很好，但吃得很快，似乎吃飯是件頂不重要的事。席間，他跟我們聊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早上被保姆叫起來吃好吃的，晚上父母就被抓走了，保姆也被趕走了，家裡只剩14歲的他和兩個弟弟妹妹。一分錢也沒有，飯不會做，火不會生，搞到晚上八九點，餓得不得了。最後，把飯煮糊了，再加上水做成稀飯。沒菜，就去菜市場門口撿別人扔掉不要的菜幫子。
這種極端的物質條件變化，或許也給後來汪建對物質偏執的輕視埋下某種伏筆。
用王石的話來說，“到哪都穿著T恤衫，冬天再套上一個夾克。不單是這樣，一看別人西裝革履，還要攻擊對方，這就是汪建。”而在華大一位在職高管的描述中，汪建到現在，還在深圳租房子住。“生活非常簡單，也不購置太多東西，如果要搬家，倆小時就收拾好了。”
張國成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2001年加入GBI（吉比愛）。這是汪建回國後創立的第一家公司，主要從事體外診斷試劑的研產銷。張國成從市場經理、銷售總監，一直做到了該公司的總經理。
他清楚地記得，在SARS事件中，華大內部實際承擔診斷試劑研發的公司，正是GBI。由於國內外沒有類似的診斷試劑，GBI的診斷試劑研製出來後，銷售部電話、傳真機響個不停。“各個地方的訂單，像雪片一樣就飛來了”。
作為當時的銷售負責人，張國成心裡想，GBI可能就要發展起來，要賺大錢了。銷售計劃還在擬定中，汪建就組織該公司的員工開了個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考慮企業利益，不能發國難財。”
之後，GBI向國家免費捐出了30萬盒SARS診斷試劑。“一人份試劑賣好幾百塊錢，30萬人份試劑盒，賣幾個億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發財夢”落空了，但張國成的內心還是非常開心，並開始愈發佩服和尊敬他的這位老闆，並追隨至今。
3年前，為了吸引更多人才，華大集團設立了同行者合夥人計劃，並以工分作為長期激勵。
但就是這些工分，日後惹了不少麻煩。
林湘在2018年下半年入職華大集團，在試用期之內就離開了。她告訴我們，“HR跟你談薪資時，你報年薪100萬（元），他給你砍到80萬。而這80萬里，大概有50萬算成月薪發到你的賬上。另外30萬是給你工分。他跟你說，工分可以兌換成現金，而且還會漲，類似股票。兌換現金的話，每年可以兌換25%。但自始至終，工分沒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承諾。”
林湘曾聽說前年有同事兌換過，但最多隻兌換了5%。“若跟HR去理論，他會說經濟不好，現在也沒有錢給你兌之類的。”在她看來，工分引起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兩點：一是變相降薪，二是影響員工的發展。“有人想離開，又礙於有工分，只能繼續在這裡耗著。很多華大中高層都面臨這個問題，有的人在華大工作了多年，工分有好幾百萬的。”
華大集團一位職級為L9的中高層也透露，工分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落地的標準或制度。華大每年會給各個體系分配工分，各個體系分給各個部門，部門負責人再往下分配。“每個體系分多少，每個人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至於分配的原則，沒有。純粹就是一層層領導自己說了算。”
幾百萬工分沒得兌，他們不會找汪建反饋嗎？汪建不知道嗎？在深圳鬧市的一家咖啡廳中，張勇毅提高聲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老汪當然知道。他如果真想管這事，就應該拿出真金白銀來說，我現在有這麼一部分基金，你們來兌（工分）。如果大家一次兌可能宕機，那就約定每年哪些人兌、兌多少。還不行的話，搖號兌我們都支持。但這些（說法）統統沒有啊。”
汪建似乎應該為員工再做些什麼，但上述華大在職高管為他鳴不平，“這些股份可都是從他個人的股份中分出來的啊。”
汪建孤獨嗎？
劉健稱，儘管他和團隊被汪建罵了很多次，但還是願意死心塌地追隨汪。
“要麼出局，要麼出眾。”2015年10月，前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華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場行業論壇上宣佈離職創業。此前，他曾在微博寫道。
作為16歲就考入北大的技術天才，王俊在1999年參與了華大基因的創立，並曾為這家公司立下汗馬功勞。
公開資料顯示，他是人類基因組計劃、水稻基因組計劃等重大項目的主要參與者，組建了華大生物信息平臺，參與了杭州華大的成立，帶領團隊完成了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大熊貓基因組、千人基因組、人體腸道元基因組等系列標杆性項目，幫助華大實現了對CG的收購，以及華大科技與華大醫學的融資和重組等。
王俊的新公司碳雲智能宣稱要“讀懂生命”，其聯合創始人還包括原華大基因首席運營官吳淳、首席科學家李英睿、首席信息官黎浩等人。
華大內部一位曾接近王俊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年輕氣盛是王俊從華大離職的根本原因，“覺得汪建還不夠放權，有些東西他還得向汪建彙報，不能自己拍板。”
這位人士還向《中國企業家》透露，王俊出走後，汪建專門組織開了一場閉門會，來評估王俊離職對整個華大集團的影響。王石也在採訪中表示，因上市前夕失去這位二把手，華大基因經歷了痛苦的轉型。
在王俊出走前後，華大還有多位重要人物自立門戶，甚至在某些業務領域與華大分庭抗禮。
比如，創立於2010年5月的貝瑞和康，是華大基因在生育健康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該公司2017年8月正式借殼*ST天儀登陸A股，其聯合創始人高揚、董事蔡大慶、股東任媛媛，均出自華大健康，曾分別任華大健康總經理、CFO和測序部門經理。2011年初，原華大科技總裁李瑞強創立“諾禾致源”，這家公司成了華大基因在科研服務上最大的勁敵。2018年底，該公司已經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的招股說明書。
有數據顯示，創始團隊出自華大，並在基因測序領域創業的公司，超過30家。
理解汪建的人，終究是少數的。在這些少數派中，還有很多已經離他而去。汪建會因此覺得孤獨嗎？
“高處不勝寒，孤獨肯定是有的。汪老師的這種孤獨，除了大家的不理解，可能還與我們一些在執行上的不到位有關。而且，隨著企業越大，壓力和責任越大，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張國成說，汪建看到國際上有新的理論或技術出現，他就非常希望在華大內部儘快落實。如果底下的人執行緩慢，跟不上他的節奏，他會非常著急。
劉健見過很多次汪建發脾氣，基本汪每一次都是責怪他帶領的產品研發團隊做得慢。“對華大智造，他有很多期盼”，劉健回憶，汪建經常跟他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產品能不能提前一個月上市？能不能提前一個季度上市？“他其實想表達的是，產品越早上市，將有越多人受益。”
“他罵研發團隊和我不知道罵了多少次，但大家還是死心塌地願意追隨他做這件事情。”劉健稱。
“宿命就宿命，有什麼關係”
談到宿命的話題時，汪建語氣平靜：“很多人為了活著而活著，有的人是為了有意義地活著而活著。”
汪建覺得自己還年輕得很。他是想活到120歲的人——他給自己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刻著：汪建，1954~2074。他不僅希望自己活到120歲，還希望更多人活到120歲。
汪建喜歡運動，他的工位上方，懸掛了兩個黑色的吊環。他常常在工作間隙，用它們來做引體向上。據說他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公開的引體向上表演，是多少年齡就做多少個。
“汪老師經常跟我們說，男的就應該每天做20個深蹲，洗澡的時候也要做。我悄悄聽了他的話，每天做了，結果我腿毛又重新長出來了！你們知道我多大嗎？五十歲啦。”在這次和汪建的午飯上，一位蔣姓的華大員工偶然加入了我們，他情緒高漲地說。
當然，運動，或說體能只是活到120歲的必要條件之一，用汪建的話來說，它屬於主動健康。除此之外，還需進行精準預防和精準醫療，即通過精準預防，先把一些疾病去掉。剩下沒有去掉的病，通過精準醫療進行診斷和治療。
為此，華大提出了“生、活、染”三個90%的目標：在出生缺陷、腫瘤、傳染性疾病這三個主要領域，做到90％可知、90％可預、90%可治。
“這些年，華大人生了1500多個孩子，出生缺陷基本控制住了”，汪建透露，華大人中也發現了幾個早期腫瘤病人。“一位最終去世的，他從華大離職後，去了另一家單位。對方發現他有腫瘤，就不要他了。華大把他收了回來，他通過數據分析為自己找到了靶向藥物，延長了他的生命。”
人為什麼一定要活那麼長？汪建的答案是：“活著才是硬道理。”
在今年上半年的微軟CEO年會上，汪建又見到了“股神”巴菲特。這個90多歲的老人坐在一堆四五十歲人中間，神情專注，從頭聽到尾。
這令他想起了另一位朋友——卡爾·哈恩，這位大眾汽車前CEO今年已經95歲了，仍在管理著大眾汽車400億歐元的慈善基金、一個博物館、一大堆幼兒園，以及開著300匹馬力的跑車。
在汪建看來，巴菲特和哈恩屬於同類人。“相比之下，中國90歲的老人中，很少能見到像這樣有著強壯的身體、開放的思想和全世界的視野的。”
2018年1月23日，北京水立方，王石、汪建以及當時86歲的馬靜芬，曾有一場“生死對談”。其實，雖然都是王石的摯友，但汪建與褚氏夫婦並不熟。
他去過哀牢山（褚橙種植地），但沒去見褚時健。“他是工業時代最典型的代表，我們是代表前沿科技的，完全是站在時代前沿去思考未來是什麼。”
可是，在那場對談中，當馬靜芬提出活到“100歲上不封頂”時，汪建表示贊同，“這是可以實現的。”
然而，2019年3月，褚時健因糖尿病併發症去世，享年91歲。這是一個充滿宿命感的結局，有時候不論你怎麼想、怎麼做，生命的答案就寫在那裡。
我們確實聊了宿命的話題，想委婉地提醒汪建，活到120歲這個目標放在心裡就好，又何必非要說出去。但汪建語氣平靜：“宿命就宿命，有什麼關係？很多人為了活著而活著，有的人是為了有意義的活著而活著。”
(文中張勇毅、林湘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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