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歲作曲家呂其明：《紅旗頌》反覆修改終成定稿，一顆真心獻給祖國

我10歲參軍，15歲入黨，在紅旗下前行，在黨的懷抱裡成長。今年我89歲了，回過頭去看，我的創作永遠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祖國為人民創作。70年來，我和我的祖國血肉相連，休慼與共。

父親犧牲那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的父親呂惠生，192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農學院，後回鄉辦學校、辦報紙。七七事變後，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初，在敵人的追捕中，父親帶領我們全家投奔新四軍，來到新四軍二師淮南抗日根據地。他曾任淮南抗日根據地儀徵縣縣長、皖江抗日根據地行政公署主任。

我10歲就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當時母親覺得我們太小了，很捨不得。但父親堅決地說，要讓孩子們去革命的大熔爐好好鍛鍊。時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我們文工團跟著部隊每日行軍，到了營地，就為戰士和老百姓演出。

在一部三幕抗日題材小歌劇《農村曲》中，我演一個逃難的男孩小毛。有一次我們走了一天的路，到了晚上開始準備演出。第三幕間奏曲響了兩遍了，我還沒上場，大家著急地到處找我，最後發現我躲在桌子搭成的佈景底下睡著了。我心裡不好受，但團長沒有批評我，說大人都累，孩子就更累了。從那以後，每次演出前，團裡都會請一位老大哥或老大姐給我講故事，直到我上臺。還有一次演出讓我印象深刻，我們到了一個村子，發現鬼子放火燒了村莊剛剛離開，於是一邊幫助村民救火，一邊搭臺準備演出。演到高潮的時候，臺上的“王大哥”要去參軍，臺下也跳出來兩個小夥子，要和王大哥一起去參軍。我當時非常激動，感到我們的抗日宣傳工作充滿了力量。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軍戰略轉移時，父親由於重病無法隨大部隊行動，決定從長江水路祕密轉移，但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面對敵人引誘和拷打，他始終堅貞不屈。他在獄中寫下絕命詩，最終走上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父親犧牲時年僅43歲，而我只有15歲。就在那一年，我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對自己說，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參加革命70多年來，我一直踏著父親的足跡在前行。

1949年到上海，脫下軍裝迎接新挑戰

1949年5月26日，我們華東軍區文工團進入上海，當晚在老北站大廳的條凳上過了一夜，第二天，上海宣佈解放，我揹著一把小提琴，走到上海的街頭。到了11月，我們集體轉業到上海電影製片廠。雖然脫下軍裝非常不捨，很懷念過去的戰鬥生活，但在上海，我們面臨著新的艱鉅的任務，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呂其明創作《永恆的懷念》。

1951年，21歲的我走上了電影作曲的崗位。以前在文工團我是拉小提琴的，要為電影作曲，我面對的是一支龐大的交響樂團，怎麼才能寫出好的作品呢？剛開始，我每天夜不能寐，一面翻書一面寫，不斷向有經驗的同志請教。1956年，我26歲，為電影《鐵道游擊戰》配樂，寫出了《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這首歌至今沒有被人們遺忘。這是我第二部電影配樂，裡面用到了許多山東民歌的元素，這歸功於解放戰爭時期，我在山東渡過的幾年時光。當時，我用業餘時間蒐集了大量的山東民歌、戲曲，研究當地音樂的調性和語言，成為寶貴的創作素材。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文藝離不開生活，離不開人民，這是我1944年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一直牢記不忘的信條。還要一條是，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服務。這些思想早已滲透到我的血液中，不斷生根發芽。

上世紀60年代，我為電影《紅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燈下的哨兵》《首戰平型關》等電影寫下配樂，196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交響樂作品《鄭成功》。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迎來創作的春天，為電影《廬山戀》《城南舊事》《雷雨》《子夜》等電影配樂。90年代，還有《焦裕祿》。2012年，82歲的我與作曲家陳新光合作，譜寫了交響組曲《使命》。

《紅旗頌》定稿，獻禮共和國70週年

我今年89歲了，每天都會花上一段時間在書房裡，整理和修訂自己的作品。我的管絃樂序曲《紅旗頌》剛剛完成定稿，很快就要重新出版。這部作品直到今天，還常常在中外舞臺上被不斷演繹。

說實話，當初接到這個創作任務，我並沒有自信。那是1965年2月，在上海音樂家協會黨組會議上，音樂界的老前輩們給了我一個任務，寫一部歌頌祖國的音樂作品，定名為《紅旗頌》，在當年5月的“上海之春”首演。

面對突如其來的命題作文，我既興奮又緊張，一方面擔心時間緊、任務重，怕難以完成人物，但另一方面又感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不想辜負前輩的信任和厚望。於是我毅然接下任務，決定背水一戰。

呂其明在新樂路家中創作《紅旗頌》

《紅旗頌》描繪了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動人一幕。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天安門廣場國歌嘹亮、禮炮齊鳴、人潮湧動。雖然沒有親眼見證開國大典，但在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了幾年，每年勞動節和國慶節都會去天安門廣場參加盛大的遊行，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高呼口號跟隨人群前進，熱淚盈眶。這些真實的經歷，對我寫作《紅旗頌》幫助很大。在《紅旗頌》中，紅旗飄揚的形象，從頭到尾貫穿在音樂裡，我還用到了進行曲式，好像一個巨人的步伐，無法阻擋地向前。

看著天安門升起的五星紅旗，我想到的是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其中也有我的父親呂惠生，我對紅旗有著無比深厚的感情。就這樣，我熱血沸騰，眼含熱淚，埋頭書寫，經過一個星期的日夜拼搏，寫就了管絃樂序曲《紅旗頌》。我把我真實的體驗，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全都融進了音符。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開幕式上，《紅旗頌》由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電影樂團、上海管弦樂團聯合首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50多年來，我對這首短短的樂曲進行了反覆修改，如今終於定稿了。這是我送給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禮物，祝願我的祖國繁榮富強。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施晨露 圖片編輯：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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