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呂其明為《紅旗頌》再定新譜，透露與朱踐耳曹鵬隨軍解放上海的手槍和提琴有何來頭
中國人家喻戶曉的《紅旗頌》有了最新定稿版本，由今年90高齡的原作曲者呂其明親手譜寫而出。5日，這位國家一級作曲家，戴著一面紅旗胸章，走進上海師範大學音樂廳，將剛剛出版的這部管絃樂序曲總譜和分譜贈予音樂學院師生。作為10歲隨父抗戰的烈士之子，呂其明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年輕時完成《紅旗頌》初稿只用了7天，但修訂完善這部作品卻用了54年，這是半個多世紀來《紅旗頌》的第7版樂譜。
一手拿槍，一手拉琴，這是呂老一生成就的最大夢想。從今年開始的最近一次定稿過程中，與呂老交往20多年的上海音樂出版社社長費維耀這次也是頭一回知道，呂其明最最心愛的小手槍和小提琴究竟是怎麼來的。
【陳毅珍貴禮物，轉贈兒子小手】
“解放軍進上海，都是睡馬路的，”呂其明坦言，70年前的5月26日，也就是自己19歲生日之際，他作為華東軍區文工團一員，倒並沒有露宿街頭，全團26人在老北站候車大廳的條凳上過了第一夜。
次日，他們一行分為3個方陣，前有演員及美工，中有電影放映隊，後有他們的軍樂隊，從北站一路開拔，走在上海灘大馬路上。隊伍中，除了呂其明，還有朱踐耳、曹鵬，日後也成了音樂大家。
呂其明這個小夥子，一身戎裝，皮帶、綁腿、布鞋之外，還彆著一把號稱“掌心雷”的德制小手槍；而他的軍用揹包上，也加了一個小提琴盒子——老百姓一見驚奇：“土八路還用洋玩意？”
呂老笑著說，他的第一個夢想還真不是音樂夢，而是“小人小馬小刀槍”的夢。家在安徽無為，呂家秀才之家，呂父興學辦報，當地影響不小。那是1938年，抗戰烽火中，來了新四軍。江北遊擊縱隊張雲逸將軍拜訪父親呂惠生，商談抗日大計，為軍募集資源。
裡屋大人談著，屋外四五個警衛員就和呂其明這個七八歲的小孩呆一起。在呂其明眼中，新四軍叔叔配著手槍和彈夾很是神氣，心裡感覺癢癢的。於是，叔叔退出子彈，把槍交到他的小手上，並告訴他：咱部隊也有小兵哦。這當兵的種子，就這麼種在了心裡。
1940年，國共合作形勢告危。呂其明父親在國難當頭之際寫下絕命詩，也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名單”。於是，父親帶著全家投奔新四軍，走了20多天來到了淮南抗日根據地。說來也巧，團里正排三幕歌劇，需要一個10歲左右的小演員，來演逃難場景。在旁看戲的呂其明，被一眼相中。母親有點猶豫，徵求父親意見。呂惠生一言定調：“讓孩子去部隊裡鍛鍊鍛鍊是好事。”不僅呂其明，還有他12歲的姐姐，都加入了抗日劇團，當上文藝兵，出演農村劇。
在父親呂惠生帶兵轉戰江淮之時，陳毅軍長特意贈予他一件珍貴禮物。那就是德國製造的袖珍型手槍，多被特工置於掌心，人稱“掌心雷”。據說，彈頭還能藏毒，可以槍槍斃命。父親愛子心切，將陳毅這份大禮，連同五六十發子彈，轉送給11歲的呂其明。
“從那時起，這把槍我貼身帶了整整9年，站崗放哨全靠它，一直到跟解放軍進上海。”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瞭解到，其間，1945年，44歲的父親被捕日偽獄中，成為皖北革命一代烈士。上海解放後，按照統一軍令，全隊上交所有武器，“掌心雷”這才離開呂其明的手。
【月下聽琴賀綠汀，“趕緊讓爸爸買琴”】
在以“城市音樂文化敘事”為專題的上海師大“光啟音樂大講堂”上，與音樂師生說起音樂夢，呂其明更是壯懷激烈。“我從小喜歡音樂，算是一個天性，而走這條路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命運的安排。”但他直言，就喜歡音樂卻不愛好舞蹈，自己平生至今沒有跳過一次“澎恰恰”，“連結婚時也沒跳過，婚禮一結束就和愛人一起溜了。”
上世紀40年代，抗大搞了文化隊，才11歲的呂其明被分進普通班。但小小年紀，卻不甘心學簡譜，經常溜到音樂系聽課，“從吹笛子到吹口琴，那3個月是我最初的音樂教育。”後來，隨軍到了淮南進駐根據地。
或許天賜良緣，1942年時，賀綠汀前往延安途中，因戰時交通受阻，在淮南待了3個月。有一天，文工團團長說，“走，咱們到村頭歡迎一位教授。”呂其明就跟著去了，只見賀綠汀中等身材，著藍色中裝，很是清秀。“他騎一匹棗紅馬，馬上掛著小提琴的盒子。”這次初見，呂其明終身難忘。
賀綠汀當年身體不好，但對於組織上“開小灶”的條件堅決不要，整天和大家一起吃。從教樂理到教合唱，聽大教授的課，真是三生有幸。“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呂其明說著說著，就哼起了賀老的經典作品《游擊隊歌》，“歌裡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聲部，我現在都還記得……”
一天夜裡，皓月當空，呂其明遠遠聽到小提琴的聲音。順著琴聲，他來到一棵大樹蔭下，只見賀綠汀正在獨奏。“不敢驚動，就保持著十多米距離，”呂其明感慨萬千，“世界上還有這麼好聽的音樂……那一刻，我就入迷了，聽傻了。”
賀綠汀一曲終了，轉頭髮現一個小孩坐著，於是攀談起來：“你有多大了；爸爸幹嘛的……”聽聞呂其明12歲，正是拉琴的時候，賀綠汀說：趕快讓爸爸給你買琴。從此，對於小提琴，呂其明就得了“相思病”。“我不太敢講，賀老是我的啟蒙老師，但恐怕真是如此……”
解放戰爭期間，1946年呂其明所在部隊解放山東一縣，鋼琴、留聲機、唱片等都成了戰利品。團裡分管樂器的老師，終於有了一顯身手的機會，從《致愛麗絲》到貝多芬第六交響曲，又一次讓呂其明聽得如痴如醉。“那時就想，貝多芬太偉大了，我什麼時候也能寫曲子啊……”而且，這支文工團裡獨有的電影放映隊，放到哪兒都是人山人海。比如《列寧在1918》等前蘇聯影片，從銀幕正面到背面，上萬人集體觀看，也讓呂其明開始對電影音樂情有獨鍾。
上海解放後，根據上級安排，文工團二團繼續南下福建，而呂其明所在的一團則脫下軍裝、就地轉業，為新成立的上海電影製片廠電影配樂。後來，又組建起上影樂團，讓呂其明從小提琴師變成了著名作曲家。
至1965年上海音樂家協會黨組會議上，賀綠汀、丁善德、孟波等音樂界前輩們提議，邀請時年35歲的呂其明為當年“上海之春”音樂節創作一部歌頌祖國和人民、歌頌黨和軍隊的作品。於是呂其明攜著紅色基因，帶著家國情懷，化為每個音符，作為中國作曲家自主改造並利用西方音樂體裁，以“世界通用語”講述了這個流傳至今的“中國故事”。
不過，他謙稱“當年作曲功力還不太夠，沒有達到‘一錘定音’的級別”，考慮到“大家已經聽習慣了”，一下子改太多又會影響《紅旗頌》在群眾心目中的辨識度，就採用了循序漸進、逐步修訂的辦法，從當年的青年才俊改到了如今的耄耋老人，將《紅旗頌》定稿獻給新中國70年。
【鏈接：呂其明音樂人生】
1940年5月參加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此後九年在部隊文工團從事音樂創作，194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任電影作曲，1959-1965年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作曲和指揮。
從影以來，陸續為《鐵道游擊隊》《紅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下的哨兵》《南昌起義》《廬山戀》《城南舊事》《焦裕祿》等二百餘部（集）電影、電視連續劇作曲，同時創作了管絃樂序曲《紅旗頌》，交響詩《鐵道游擊隊》，管絃樂組曲《白求恩在晉察冀》，絃樂合奏《龍華祭》等十餘部大、中型器樂作品以及《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誰不說俺家鄉好》（合作）《大實話》等三百餘首不同題材和形式的作品。
1980年以來，獲得數十項國內重要音樂創作獎，如《城南舊事》獲1983年第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音樂獎；電視劇《秋白之死》獲1988年第八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秀音樂獎；絃樂合奏《龍華祭》獲第二屆“金鐘獎”。2007年獲中國電影音樂“終身成就獎”；2009年11月獲“上影六十年，傑出電影藝術家”稱號；2010年5月獲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特別貢獻獎”等。
欄目主編：徐瑞哲 文字編輯：徐瑞哲 題圖來源：採訪對象提供 圖片編輯：雍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