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釵黛之分，儒道之別'
一入紅樓，終生難醒
釵黛之爭一直以來都是《紅樓夢》經久不衰的話題，這兩朵並蒂而開的“奇葩”，一個似牡丹雍容華貴，一個若芙蓉風流別致，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紅樓夢》讀者。然筆者細究起來卻發現，釵黛二女的身上其實各自流淌著中國的兩種傳統文化血液，《紅樓夢》裡的釵黛之分，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之別。
一入紅樓，終生難醒
釵黛之爭一直以來都是《紅樓夢》經久不衰的話題，這兩朵並蒂而開的“奇葩”，一個似牡丹雍容華貴，一個若芙蓉風流別致，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紅樓夢》讀者。然筆者細究起來卻發現，釵黛二女的身上其實各自流淌著中國的兩種傳統文化血液，《紅樓夢》裡的釵黛之分，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之別。
薛寶釵——儒學文化塑造的“山中高士”
先說薛寶釵。
長久以來，寶釵都被視為《紅樓夢》中的封建“衛道士”，將這樣的評語強加在隨分從時的寶姐姐身上，似乎有失偏頗，但寶釵絕對稱得上是封建儒學思想的堅定“捍衛者”。
一來，寶釵歷來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婦德”，曹公在判詞中也用了“停機德”三個字來稱讚寶釵如樂羊子妻般賢惠通達的品格。熟讀《紅樓夢》的讀者也不難發現，圓滑世故、隨分從時、崇尚樸素的薛寶釵，一定時時刻刻都把“三從四德”、“七出九烈”銘記於心，在儒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她也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大家閨秀”。
二來，在賈寶玉不肯讀書這一問題上，薛寶釵的態度可以說是相當明確。在她看來，男人要麼就讀四書作八股，憑科舉考取一番功名，要麼就多結識官宦士大夫，多談些“仕途經濟”，這與宋明理學誕生之後的儒家士大夫的觀點如出一轍。只不過，賈寶玉向來是厭惡這些“國賊祿蠹”之氣的，他自然不會買寶釵的賬。
三來，在自身的感情與婚姻問題上，薛寶釵如絕大多數封建女子一般，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然，在《紅樓夢》裡還多了宮中賜婚）；與林黛玉相比，薛寶釵對賈寶玉的關心顯得非常“隱忍”（如寶玉被打後來送藥，為寶玉留下眼淚等等），因為她心中時刻都秉持著閨中女兒的“矜持”和“端莊”，在她看來，所謂的“兩情相悅”與朱熹等人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是背道而馳的。
四來，薛寶釵的文化知識也體現出了她對儒家文化的嚮往。她喜歡杜甫的詩，因為現實主義風格的杜工部很符合寶釵樸素、務實的生活理念；她喜歡用格調最為工整的七言律作詩，寫出來的詩也被李紈稱讚為“含蓄”、“有身份”；當看到寶琴懷古詩中的《蒲東寺懷古》和《梅花觀懷古》時，寶釵立馬指出這兩首詩“無史鑑可考”，被黛玉批評為“膠柱鼓瑟”……種種跡象都表明，寶釵心中更向往規規矩矩的、工工整整的儒家文化理念。
一入紅樓，終生難醒
釵黛之爭一直以來都是《紅樓夢》經久不衰的話題，這兩朵並蒂而開的“奇葩”，一個似牡丹雍容華貴，一個若芙蓉風流別致，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紅樓夢》讀者。然筆者細究起來卻發現，釵黛二女的身上其實各自流淌著中國的兩種傳統文化血液，《紅樓夢》裡的釵黛之分，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之別。
薛寶釵——儒學文化塑造的“山中高士”
先說薛寶釵。
長久以來，寶釵都被視為《紅樓夢》中的封建“衛道士”，將這樣的評語強加在隨分從時的寶姐姐身上，似乎有失偏頗，但寶釵絕對稱得上是封建儒學思想的堅定“捍衛者”。
一來，寶釵歷來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婦德”，曹公在判詞中也用了“停機德”三個字來稱讚寶釵如樂羊子妻般賢惠通達的品格。熟讀《紅樓夢》的讀者也不難發現，圓滑世故、隨分從時、崇尚樸素的薛寶釵，一定時時刻刻都把“三從四德”、“七出九烈”銘記於心，在儒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她也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大家閨秀”。
二來，在賈寶玉不肯讀書這一問題上，薛寶釵的態度可以說是相當明確。在她看來，男人要麼就讀四書作八股，憑科舉考取一番功名，要麼就多結識官宦士大夫，多談些“仕途經濟”，這與宋明理學誕生之後的儒家士大夫的觀點如出一轍。只不過，賈寶玉向來是厭惡這些“國賊祿蠹”之氣的，他自然不會買寶釵的賬。
三來，在自身的感情與婚姻問題上，薛寶釵如絕大多數封建女子一般，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然，在《紅樓夢》裡還多了宮中賜婚）；與林黛玉相比，薛寶釵對賈寶玉的關心顯得非常“隱忍”（如寶玉被打後來送藥，為寶玉留下眼淚等等），因為她心中時刻都秉持著閨中女兒的“矜持”和“端莊”，在她看來，所謂的“兩情相悅”與朱熹等人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是背道而馳的。
四來，薛寶釵的文化知識也體現出了她對儒家文化的嚮往。她喜歡杜甫的詩，因為現實主義風格的杜工部很符合寶釵樸素、務實的生活理念；她喜歡用格調最為工整的七言律作詩，寫出來的詩也被李紈稱讚為“含蓄”、“有身份”；當看到寶琴懷古詩中的《蒲東寺懷古》和《梅花觀懷古》時，寶釵立馬指出這兩首詩“無史鑑可考”，被黛玉批評為“膠柱鼓瑟”……種種跡象都表明，寶釵心中更向往規規矩矩的、工工整整的儒家文化理念。
林黛玉——道家文化浸染的“世外仙姝”
再說林黛玉。
與薛寶釵被稱為“衛道士”不同，林黛玉（當然還有賈寶玉）被視為是《紅樓夢》中的“小叛逆”。這是因為，林黛玉所崇尚的道家文化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學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一來，林黛玉的前世本身就帶有道家的玄幻色彩。她前世是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絳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賈寶玉的前世）雨露之恩，故下凡“還淚”報恩。因此，林黛玉的形象中也具有了一種“超凡脫俗”的“仙氣”，這樣的玄幻色彩與莊周夢蝶、逍遙遊等故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來，在讀書求取功名等問題上，林黛玉是賈寶玉的堅定支持者，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兩人也因此成為知己。在崇尚道家文化的黛玉心中，她自然希望寶玉成為阮籍、陶潛那樣的浪子或隱士，而絕非沾染官場習氣的“國賊祿蠹”。
三來，在自身感情與婚姻問題上，林黛玉更渴望一份真正的感情。所以她會與寶玉共讀《西廂》，體會那種情竇初開的美妙感；所以她會與寶玉互訴“肺腑”，視對方為值得珍愛一生的知己。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儒士大夫批為“淫詞豔曲”的《西廂記》《牡丹亭》，反而深受黛玉喜愛，因為她正如崔鶯鶯、杜麗娘等人一般，追求真正的愛情。
四來，林黛玉的文化知識同樣也體現出了她對道家文化的嚮往。她更喜歡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詞，豪放派的李太白、田園派的王摩詰都為她所愛；她作詩也喜歡“別出心裁”，相比于格調工整的七言律詩，她更喜歡七絕、五律和歌行體，洋洋灑灑的三首長篇詩作《葬花吟》《秋窗風雨夕》和《桃花行》更是體現出了其詩作的“風流別致”；此外，黛玉葬花也是道家文化的一種展現，手把花鋤、哀泣殘紅的瀟湘妃子，其實是在借落花自喻，這與莊子“天地與我並存，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物化觀”不謀而合。
自然，在討論釵黛二女的儒道之別時還是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她們都不是隻有骨架的、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形象豐滿的圓形人物。薛寶釵是儒家文化塑造的“山中高士”，但她絕非冥頑不靈、抱殘守缺的“老頑固”或者“迂腐之人”，也不是貪慕榮華富貴的“國賊祿蠹”和“拜金女”，所以她才可以在詠螃蟹時寫出“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這樣的詩句來諷刺世人；林黛玉是道家文化浸染的“世外仙姝”，但她絕非不守規矩、行為放蕩的“叛逆者”或者“沒教養的女孩兒”，也不是像迎春（迎春同樣崇尚道家文化，但她深受道家消極避世、無為而治的觀念影響）那樣的消極懦弱之人，所以她在聽到寶釵因亂說酒令一事而勸告她時也會心悅誠服。
一入紅樓，終生難醒
釵黛之爭一直以來都是《紅樓夢》經久不衰的話題，這兩朵並蒂而開的“奇葩”，一個似牡丹雍容華貴，一個若芙蓉風流別致，也影響著千千萬萬的《紅樓夢》讀者。然筆者細究起來卻發現，釵黛二女的身上其實各自流淌著中國的兩種傳統文化血液，《紅樓夢》裡的釵黛之分，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之別。
薛寶釵——儒學文化塑造的“山中高士”
先說薛寶釵。
長久以來，寶釵都被視為《紅樓夢》中的封建“衛道士”，將這樣的評語強加在隨分從時的寶姐姐身上，似乎有失偏頗，但寶釵絕對稱得上是封建儒學思想的堅定“捍衛者”。
一來，寶釵歷來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婦德”，曹公在判詞中也用了“停機德”三個字來稱讚寶釵如樂羊子妻般賢惠通達的品格。熟讀《紅樓夢》的讀者也不難發現，圓滑世故、隨分從時、崇尚樸素的薛寶釵，一定時時刻刻都把“三從四德”、“七出九烈”銘記於心，在儒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她也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大家閨秀”。
二來，在賈寶玉不肯讀書這一問題上，薛寶釵的態度可以說是相當明確。在她看來，男人要麼就讀四書作八股，憑科舉考取一番功名，要麼就多結識官宦士大夫，多談些“仕途經濟”，這與宋明理學誕生之後的儒家士大夫的觀點如出一轍。只不過，賈寶玉向來是厭惡這些“國賊祿蠹”之氣的，他自然不會買寶釵的賬。
三來，在自身的感情與婚姻問題上，薛寶釵如絕大多數封建女子一般，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然，在《紅樓夢》裡還多了宮中賜婚）；與林黛玉相比，薛寶釵對賈寶玉的關心顯得非常“隱忍”（如寶玉被打後來送藥，為寶玉留下眼淚等等），因為她心中時刻都秉持著閨中女兒的“矜持”和“端莊”，在她看來，所謂的“兩情相悅”與朱熹等人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是背道而馳的。
四來，薛寶釵的文化知識也體現出了她對儒家文化的嚮往。她喜歡杜甫的詩，因為現實主義風格的杜工部很符合寶釵樸素、務實的生活理念；她喜歡用格調最為工整的七言律作詩，寫出來的詩也被李紈稱讚為“含蓄”、“有身份”；當看到寶琴懷古詩中的《蒲東寺懷古》和《梅花觀懷古》時，寶釵立馬指出這兩首詩“無史鑑可考”，被黛玉批評為“膠柱鼓瑟”……種種跡象都表明，寶釵心中更向往規規矩矩的、工工整整的儒家文化理念。
林黛玉——道家文化浸染的“世外仙姝”
再說林黛玉。
與薛寶釵被稱為“衛道士”不同，林黛玉（當然還有賈寶玉）被視為是《紅樓夢》中的“小叛逆”。這是因為，林黛玉所崇尚的道家文化與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學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一來，林黛玉的前世本身就帶有道家的玄幻色彩。她前世是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絳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賈寶玉的前世）雨露之恩，故下凡“還淚”報恩。因此，林黛玉的形象中也具有了一種“超凡脫俗”的“仙氣”，這樣的玄幻色彩與莊周夢蝶、逍遙遊等故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來，在讀書求取功名等問題上，林黛玉是賈寶玉的堅定支持者，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兩人也因此成為知己。在崇尚道家文化的黛玉心中，她自然希望寶玉成為阮籍、陶潛那樣的浪子或隱士，而絕非沾染官場習氣的“國賊祿蠹”。
三來，在自身感情與婚姻問題上，林黛玉更渴望一份真正的感情。所以她會與寶玉共讀《西廂》，體會那種情竇初開的美妙感；所以她會與寶玉互訴“肺腑”，視對方為值得珍愛一生的知己。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儒士大夫批為“淫詞豔曲”的《西廂記》《牡丹亭》，反而深受黛玉喜愛，因為她正如崔鶯鶯、杜麗娘等人一般，追求真正的愛情。
四來，林黛玉的文化知識同樣也體現出了她對道家文化的嚮往。她更喜歡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詞，豪放派的李太白、田園派的王摩詰都為她所愛；她作詩也喜歡“別出心裁”，相比于格調工整的七言律詩，她更喜歡七絕、五律和歌行體，洋洋灑灑的三首長篇詩作《葬花吟》《秋窗風雨夕》和《桃花行》更是體現出了其詩作的“風流別致”；此外，黛玉葬花也是道家文化的一種展現，手把花鋤、哀泣殘紅的瀟湘妃子，其實是在借落花自喻，這與莊子“天地與我並存，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物化觀”不謀而合。
自然，在討論釵黛二女的儒道之別時還是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她們都不是隻有骨架的、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形象豐滿的圓形人物。薛寶釵是儒家文化塑造的“山中高士”，但她絕非冥頑不靈、抱殘守缺的“老頑固”或者“迂腐之人”，也不是貪慕榮華富貴的“國賊祿蠹”和“拜金女”，所以她才可以在詠螃蟹時寫出“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這樣的詩句來諷刺世人；林黛玉是道家文化浸染的“世外仙姝”，但她絕非不守規矩、行為放蕩的“叛逆者”或者“沒教養的女孩兒”，也不是像迎春（迎春同樣崇尚道家文化，但她深受道家消極避世、無為而治的觀念影響）那樣的消極懦弱之人，所以她在聽到寶釵因亂說酒令一事而勸告她時也會心悅誠服。
總而言之，釵黛二人雖然秉持著不同的文化理念，但她們絕非儒道兩種文化塑造出來的“畸人”，她們在尊崇各自的文化理念的同時也達到了一種較為和諧的平衡，自然也成為了《紅樓夢》中最為耀眼的一對“美神”——一個似牡丹雍容華貴，一個若芙蓉風流別致。而我們的曹公能夠將這兩種影響中華民族達幾千年的文化和諧地注入兩個女主人公體內，其文化之精深、手法之高超、安排之巧妙，也著實令人欽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