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是清朝中期權臣，因其深受乾隆皇帝的寵信，一時間權傾朝野。作為滿洲正紅旗的他，初為官時就十分精明強幹，通過李侍堯案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一躍成為朝中第一大紅人。

他先後任職三等侍衛、步軍統領等多個要職，並在粘杆處、軍機處、吏部、戶部、刑部、理藩院等多個部門，還還兼任內務府總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正總裁官、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等數十個重要職務。並且和珅還被封一等忠襄公，官拜文華殿大學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權臣，在乾隆駕崩之後，卻在新皇嘉慶始一上臺就被賜死而毫無還手之力，這是為什麼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明清時期的皇權制度背景說起。

明清君主專制高度集中

自秦始皇兼併六國、統一天下以來，中原地區就已經建立了皇權統治秩序。在完善的官僚體系下，皇帝成為國家至高無上的存在。然而在現實層面，維護皇權統治的官員們卻不是永遠站在皇帝一邊的。自漢武帝發動了數十年的對外戰爭之後，漢朝中央財政枯竭，不得不大肆加徵賦稅於百姓，窮苦的農民為了生存就只能變賣土地並賣身成為豪族的農奴或佃戶。豪族世家階層由此崛起，並長期把持了東漢、魏晉乃至南北朝時期的朝政。尤其是東晉時期，頂級世家長期把持朝政，流傳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

到了隋唐之後，科舉制度、紙張的普及和中原的數次動亂引發的北人南遷，逐漸摧毀了士族門閥存在的社會基礎。知識的普及和新的選官制度引發寒門崛起，百姓中出現了能夠讀書識字之人，並被吸納到朝廷官僚體系當中去了。這些毫無家庭和社會根基的士人，因此成為皇帝維護皇權統治最為可靠的幫手。到了明清時期，這一趨勢已經逐漸完成。明朝時期，皇權制度完備，整個朝臣都代表了皇權勢力，反而皇帝個人的權力遭到了皇權制度的束縛。正因如此，明朝皇帝常常重用身邊親近的宦官掌控朝政，以壓制皇權制度對自身的約束。

雖然明朝皇帝經常任命宦官掌權，然而明朝的宦官權力本身源於皇帝個人，故而當崇禎皇帝一紙詔令來到之後，曾經的“九千歲”魏忠賢也就走到生命的盡頭，無法做出半點反抗。到了清朝，皇帝個人權力與皇權制度之間的衝突依舊存在，然而清朝在入關前就已經形成了八旗制度和包衣奴才可供皇帝調遣驅使，並不需要分享權力給宦官，故而皇帝個人的權威更甚明朝。

和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權臣

正是因為明清兩代高度集權的君主專政制度，和珅也就無法成為傳統意義上的權臣了。此前歷史上的歷代權臣，諸如霍光、董卓、曹操、司馬昭、桓溫、王敦、宇文泰等人，或其本身就是士族門閥子弟，背後擁有龐大的世家集團的支持，可以調動巨大的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供其驅使；或者就是崛起於一方的豪強軍閥，獲得財閥資助，掌管著可以駕馭天下的雄兵。相較於他們而言，和珅一無所有。

和珅的身份資本是滿洲正紅旗，然而這也就代表著他所在的階層天然的受制於清朝皇帝的節制，八旗勢力無法成為他權傾朝野的助力。真正促使他肆無忌憚的結黨營私、大肆斂財的根本原因，源於皇帝個人對他的寵信。和珅行使的權力從本質上依舊屬於皇權的範疇，需要依附於皇帝個人權力之上。正因如此，和珅的伎倆也只能是在乾隆耳旁煽風點火，以求能夠影響皇帝的觀點，往自己所需要的方向引導。

嘉慶能夠忍辱負重

清朝時期的權力遊戲規則，和珅心裡十分清楚。他非常明白一旦乾隆駕崩，那麼自己的地位也必將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他不僅極力的限制嘉慶培養自己的親信黨羽，同時也將自己的黨羽安插在嘉慶身旁，暗中監視嘉慶的一舉一動。

身為皇帝的嘉慶同樣明白自己處在一種什麼樣的規則之中，當時嘉慶雖為皇帝，然而整個清朝最高的權力所有者依舊被身為太上皇的乾隆所把持著。只要乾隆還在世一天，嘉慶就不能對和珅下手，否則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左右乾隆對嘉慶的旨意。弄得不好，嘉慶還有可能在剪除和珅的過程中失去帝位。於是嘉慶皇帝學會了韜光養晦，在政治上不論遇到任何問題都交由和珅打理，如若遇到有人上書彈劾和珅，更會當著旁人的面大肆訓斥。時間久了，和珅也就開始信任嘉慶，漸漸的放下了防備之心。等到乾隆駕崩之後，忍辱負重了四年的嘉慶迅速出擊，一方面聯繫自己的老師朱珪進京協助主政，另一方面則架空和珅並派遣侍衛前去捉拿。此後不久，和珅在獄中被賜自盡。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清朝高度集權的君主專政制度，決定了皇帝個人權力對朝局的決定性影響。這也導致和珅相較於歷史上的其他權臣，在與皇帝的對抗中天然的處於劣勢。因此當嘉慶親政之後，和珅的敗亡也就顯得十分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