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分子的失語到專家之死
《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與消亡》
作者：【美】托馬斯·M.尼科爾斯
譯者：舒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
知識分子的工作始於理念，終於理念，在理念的世界中徜徉翱翔，就算將這些知識分子發明的理念應用於現實世界，對周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與知識分子無關，因他並不對現實世界發生的後果負責
美國學者托馬斯·尼科爾斯。
思鬱
筆者一直在思考，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讓知識分子從天上跌落到地面，從神壇摔下地獄，從不食人間煙火、人人尊重的知識人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樣的落魄分子。
當然，並沒有標準的答案來解答這個疑問，我們只能先填充幾個選項，以供選擇和思考罷了。這些選項立論不同，有的側重知識分子本身，有的側重時代的變化，還有的側重大眾的文化變遷。
我們為什麼無法信任知識分子
我非常喜歡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對知識分子下的一個定義，他將其定義為“理念的處理者”。即是說，知識分子的工作始於理念，終於理念，在理念的世界中徜徉翱翔，就算將這些知識分子發明的理念應用於現實世界，對周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與知識分子無關，因他並不對現實世界發生的後果負責。
比如，亞當·斯密並不從事商業活動，弗裡德里奇·哈耶克哈耶克和凱恩斯並不對經濟危機負責，他們只是陳述了自己的理念，而這些理念恰巧被一些感興趣的人應用到改變世界的進程中，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活動。
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其實已經很鮮明地指出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哲學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如果按照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的闡述來看，知識分子很明顯就有了討人嫌的部分。
很多時候，聲譽顯赫、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為社會病症所開出的“藥方”，經常被實踐證明並非良藥，反而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但知識分子卻常常無視那些災難而固執己見。即使他們的言論判斷不符合事實，或者造成巨大災難，他們本身卻往往毫髮無損。
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在生活中需要作出無數個決定，除了日常無關痛癢的那些決定之外，很多決定涉及不熟悉的領域，需要專業層面的建議，在聽從建議的時刻，我們夢想著建議者不但要給出建議，還要對自己的建議負責，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對他們產生信任，但是如果有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只負責建議，卻並不對建議的後果負責，還如何讓我們對他們產生信任呢?
與知識分子相對的是另外一個群體：專家。專家與知識分子的區別似乎在於，專家的建議紮根於自己的領域，每個專家只對自己熟悉的領域負責，他並不對專業領域之外的言論負責。但是，專家與知識分子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很多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某個領域的專家。比如，哈耶克，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但是他還是20世紀著名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專家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大眾對知識分子和專家之間的認知產生了誤解。
這也難怪，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專家，他們共同承受這個時代最大的惡意，而這些來自時代的惡意，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原因所導致的。
用索維爾的說法，他們都是個體知識不充分的範例，明明自己只擁有某個領域內的知識，偏偏要對所有的問題發言。一個經濟學家要面對社會問題，這個還可以接受，畢竟兩者的領域有相通的部分，但是試想一下，如果一個娛樂明星要解答科學問題，一個經濟學家要解決建築問題，一個哲學家、小說家要解決人生問題，一個心理諮詢師要解決婚姻問題等。
在我們這個年代裡，每個人都面臨著無數問題，人們渴望迅速找到自己的精神導師，希望從某個偶像身上得到人生所有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問題最糟糕的地方。沒有一個人，可以擔當這種重任，一旦某位專業人士逾越了自己的領域和界限，這就意味著，他在冒著透支自己信譽的危險，行使著不屬於他的責任。最終，導致了我們對專家的絕望。
專家之死的原因
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進行去魅式的寫作，我讀過最好的一本書就是上文提到的索維爾的著述《知識分子與社會》，近期還有一本關於反智主義的書，是美國學者托馬斯·尼科爾斯著的《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在書中，尼科爾斯首先承認，某種程度上，這個時代瀰漫在社會上的對專家的普遍不信任，可能正是一種時代進步的信號。因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佔有知識的制高點，法國哲學家福柯意義上的知識即權力這種現象正在崩塌，專家的權威日益沒落，正是普通大眾有機會學習和掌握知識，參與生活建構的見證。
這本來是件好事，但效果卻偏偏事與願違。近些年社會的變革，大眾識字率的上升，大學教育的普及，中產階級的壯大，打破了階級之間的藩籬。比如，讓大眾與專家群體直面對話，應該可以解決更多的疑惑，我們需要專家的建議，幾乎把專家們的話奉為神諭。現在我們也多少懂了一些常識，可以更好地理解專家的建議，更好地理解知識。但是這種情況之下，反而滋生了不少對專家群體的懷疑，在大眾群體中間瀰漫著更多的對專家話語的不信任，各種陰謀論甚囂塵上。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
在《專家之死》中，尼科爾斯分別用幾章內容分析大眾對專家不信任的原因，比如，網絡的勃興、高等教育的商業化、溝通不暢、專家本身的原因、大眾認知上的誤讀等。這些原因裡，很多是尼科爾斯根據美國的現狀作出的情境分析，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情況，但是其中有幾個原因是符合我們的現狀的。要知道，全球化最大的諷刺在於，我們不但要分享共同的財富，還要承擔共同的危機。比如，網絡的普及，讓全球變成一個局域網，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新信息對人的大腦進行狂轟亂炸，我們除了被動的接受信息之後，如何篩選信息、分辨信息、學習真正的知識變成了一個極大的挑戰。
大部分人對網絡的認知只停留在，“眼見為實”的階段，所謂眼見，當前語境下不是親眼看到，而是在網絡上看到圖片，讀到文字，就單純的信以為真。這是紙媒時代的慣性導致。紙媒上刊登的信息，看似簡單，其實背後是大量的記者和新聞工作人員經過重複調研和書寫的，紙媒上的新聞，當然不全然都是真相，但是至少保證了真相的極大可能性，因為他們要生存下去，只能用真相來取得讀者的信任，而且一旦人們發現他們刊登的不是真相，可以追究媒體的責任，這是紙媒時代的新聞倫理。
但是，網絡時代，所有的爆款新聞背後都沒有真相，都是各種故事，真相在網絡時代裡變得極其稀缺。但是大眾並不能分辨，何為真相，何為故事，因為網絡的背後都是虛擬的個體，沒有人可以追責。這就導致了網絡時代幾乎所有的信息都是泡沫，這種泡沫呈現給我們的只是我們以為的真相而已，但是我們偏偏信以為真。
現如今，沒有人再相信專家。大部分人都覺得，如果有疑問，直接通過搜索引擎就可以找到答案，所有的知識都可以在網絡上獲得，我們根本不需要專家。相反，專家一直帶給我們的負面新聞，更加導致了我們對其認知的誤讀。
其實沒有任何專家可以保證一直正確，專家的存在只能保證他們比普通人的錯誤概率要小一些。專家作出正確的判斷，被大眾認為是理所應當，但是一旦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就被認為是不可原諒的——幾乎所有的輿論都在誇大專家的錯誤，導致大眾認知偏差，認為所謂的專家其實都是大騙子，根本沒有任何專業上的優勢。
當然，我們對專家的誤讀並不都是錯誤的。事實上，專家的錯誤與我們開篇提到的知識分子只對理念負責，不對現實發生的後果負責有著很大的關聯。
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大眾》中，專門用了一個章節來分析專家與知識分子的相似之處，其中提到了專家很容易被權力集團收買，成為利益與權力的代言。比如，每當公共領域中發生了大事件，利益集團就會利用專家的權威為自己的過失背書，或者利用專家的身份為自己的目的鋪平道路，“換句話說，專家們經常被官員召去，不是出於為官員制定的決策提供事實信息的目的，或者不是出於為官員們提供不帶偏見分析的目的，而是出於為已經制定好的決策提供政治掩護的目的……有時專家僅僅被用來裝點門面，以掩飾其他人所作出的任意的甚至是錯誤百出的決策”。
經常喪失自己獨立判斷的專家們，在長期的尷尬境遇中，使得公眾對專家的意見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信任。而這種信任的喪失導致了雪崩一樣的前景，專家成為了背鍋俠的代稱。
從知識分子的失語到專家之死，這中間橫亙著的是大眾對公共領域信任喪失的一種焦慮感。不同的階層之間，專業與個體之間，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越來越多的隔膜造成了現如今的困境，我們無法相信他人，只好相信自己的判斷，但是個體經驗的偏狹導致每個人的判斷都是膚淺和表面的。我們需要他者的判斷，需要那些真正的專家和知識分子。但前提是，我們需要建立信任紐帶，而信任則需要可以公正而理性的進行溝通交流的公共領域。這大概是最難建構起來的部分，因為紙媒已經消亡，網絡適合爭吵，不適合辯論，合適的公共空間一直在缺席狀態，這才是我們對知識分子和專家們喪失信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