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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語
在上海看了幾部華語片。知道大家都沒有看過，但又怕三個月後，我就把劇情故事忘光光了。還是寫上一篇，留個底吧。
與《寄生蟲》、《好萊塢往事》之類不能劇透的電影不同，《春潮》並不需要劇透。它的故事，就是你能想象得到，似曾相識的中國式家庭，病態共生的母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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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的出現，片中母女關係之崩壞中國家庭之病態，都不是一場突然意外
早於楊荔鈉的《春潮》，楊明明的《柔情史》、相梓的《再見南屏晚鐘》，都在探討母女共處一室之下的痛苦，撕裂，時時刻刻渴望訣別，一刀兩斷。
這三部作品，都是出自女性導演之手，且片中的父親處於缺席的狀態，（《再》的父親被設置為同性戀），母親不可避免地把“我為什麼生下你”之類的惡毒詛咒，口頭禪一般，掛在嘴邊。中老年家長逃不掉的信佛愛D唱赤歌，都有相應的篇章表現。
許多影迷會從《春潮》中，看出不少似曾相識的東西。由於關係過於緊張僵化，飾演媽媽的金燕玲和飾演女兒的郝蕾，早已沒有了溝通交流的可能。她們共居一室卻隔岸喊話，視彼此為空氣。被不少人詬病的小朋友（郝蕾的女兒）口白，就在於角色設置迫使她表現出過於早熟，不得不以小大人形象出現，充當姥姥與母親的緩衝地帶，傳話樞紐站。
如此斷言可能有些武斷，楊荔鈉大致借鑑了楊德昌《一一》中，金燕玲面對家庭生活幻滅、信佛無果的幾場掏心戲。她不相信自己是惡人，也不知道為何家庭生活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面對相似題材與前人角色，一部電影如何脫穎而出，要做的，自然不是橫豎都會看到別人影子的那種。
從夏宮東北往事走來的餘虹，她放任自己的情感漂泊，與母親保持禮貌、剋制和順從，實際上是以沉默去對抗病態親情——唯有結尾處，安排郝蕾來了一段長長的臺詞秀。在玻璃窗戶的倒影下，她對著城市的街燈，更像是在與自己傾訴對話。
也就是說，哪怕到了昏迷成植物人的關口，女兒還是無法面對母親，不願把那些赤誠或惡毒的話語，真的傳入對方耳中或潛意識。
我老了。我累了。
《春潮》裡，你聽不到這樣認輸的話，更不用奢談“我也在乎你”，“我也愛你”之類的告慰姿態。這一場經年曠日的鏖戰，只有一方死去，才會真正宣告終結。
《春潮》的最大挑戰，是把母親來比作ZG，呈現乾巴枯燥、三十年沒有性生活的病態共生。《我和我的祖G》裡，是“一刻也不能分離”，“你用你那母親的脈搏和我訴說”。結尾略顯刻意安排的告白之後，緊接著中年人大合唱，為祖G母親獻禮。顯然，痴迷赤歌、一心信佛的精神暴力犯母親，與痛苦失聲、何以為家的頭牌記者，她們雖是母女，卻無法踏入同一條歷史河流。
郝蕾的意識裡，她不希望下一代重複自己和母親的命運羈絆，又無可奈何地，只能把女兒留在自己母親身邊，撫養長大。愛如春潮湧來，似乎象徵著過去的大河冰封，得到了萬花嬉春的消解。
電影有意模糊了父親的形象。他一方面是母親口中的暴露狂和流氓犯，一方面又是女兒口中，教會她成為女人，上了女性第一課的暖心慈父。同一個男人，兩個如此衝突的形象，母女各執一詞，正是《春潮》最為矛盾的癥結所在。
是否真有一名男性，能完好地結合這兩樣人設形象，他既可以耍流氓，也可以期待女兒長大。如果母親僅是信口雌黃，睚眥必報，那麼，她的病大概已經是病入膏肓，完全不知為何而活。想想看，她揭發了丈夫，又鬥垮了女兒，這麼左的紅色老太太，不正是李南央（李銳之女）筆下，母親範元甄的噩夢形象。《春潮》中的母親，又不至於泯滅人性至此，她還會照顧孫女，也能追求夕陽紅情感。一味靠金燕玲的港臺腔臺詞去表現言語之左之惡毒，似乎還欠缺足夠的說服力。
如果說，金燕玲的南方姑娘外來者身份，實有蹊蹺。那回到東北的郝蕾，確實臉上寫滿了在輪下的疲憊。那個沒有流落南方河流，四處漂泊的女大學生，最終選擇了一份無望的媒體工作，無法發聲，搖擺於沒有責任和穩定感的生活。
同樣離譜的，還有收集海洋生物聲音，溯巨流河往北而來的臺灣人，他混搭著婁燁的《推拿》故事而來，撩動著兩個中女的心絃聲，戲份之少，功能之強，委實不可思議。楊荔鈉同樣拿了《春夢》中的神鬼狐仙之元素，不時以一紅衣女子佇立水中央之類的恐怖氣息，令本片平添某種詭異氣氛。結果，《春潮》只是一部再寫實不過，反映家庭關係無法調和、全面崩盤的劇情片。
女兒對母親的話語術嗤之以鼻孔，拒絕表達意見。導演設置了另外兩套話語術，作為排列比對。它反映在學校冒出來的一名朝鮮族小同學，他們家中恩愛，載歌載舞，自帶表演屬性。臺灣來客，以隨身聽錄製的聲音，春風化雨，溫暖疲憊女性之心靈。
只是如此刻意堆疊，令《春潮》更顯臃腫（作為結尾的潮水滿溢，無盡奔跑）。
不難發現，它的衝突故事，更多來自元素的反覆暗示，而非人物之間，真正的刀槍交鋒。一旦如此，《春潮》就陷入了昏沉的節奏，令人希望它快點結束——反正不會有結果，也不可能有結果。這一代又一代人的果子，終該由她們自己吞下，爛在肚子裡。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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