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起
今年戛納電影節午夜展映單元的韓國犯罪動作片《惡人傳》，在戛納上映時大獲好評。影片在韓國本土也獲得了不錯的票房，上映首周觀影人次超過百萬。隨即，好萊塢製片公司第一時間搶先買下該片的翻拍版權，進一步提升了這部韓國類型片的關注度。
《惡人傳》有著一個打破犯罪片常規的情節設定——刑警、黑幫老大聯手追捕連環殺手。刑警質疑：「一個壞人會去抓另一個壞人嗎？」黑幫老大則說，這是「兩個壞人會抓住更壞的人」。
正是這一在類型電影敘事框架中做出的創新，才使這部類型片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惡人傳》（2019）
與此同時，《惡人傳》的成功，也在於劇本創作嚴格遵循類型敘事規則，其戲劇衝突、人物關係、敘事結構、情節模式工整嚴謹，處處精心設計，確保能夠達成預設的情感效果。
一個熱血固執的爆烈刑警（The Cop）、一個暴力冷酷的黑幫老大（The Gangster）、一個冷血變態的連環殺手（The Devil），這三個人物，構成了一個三角關係的戲劇衝突。
這並非打破了警匪犯罪片的二元對立，而是通過三角關係構建出三組二元對立，大大增加了類型敘事的複雜度和層次感。作者試圖在一個灰色的三角關係中探討誰才是惡人？究竟何為正義？
這一帶有創新性的劇情設定，是如何增加了文本的敘事強度，其獨特的趣味又是什麼？
《惡人傳》把通常警匪片中刑警與黑幫的矛盾對立關係，變成了合作互助關係。原本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正義警察與邪惡黑幫，最終變成了並肩攜手、配合無間的夥伴。
雙方為什麼會聯手？如何才會走到一起？一個是原因，一個是過程，這兩點，一定要在劇作中給出高度合理的情節設定，才能對觀眾具有說服力。此處，劇作的嚴謹與層層推進，體現出了韓國類型片寫作的高度成熟。
主角刑警鄭泰錫，絕不是與黑幫沆瀣一氣的黑警。一開始就表現他是一個嫉惡如仇、視黑幫為眼中釘的火爆刑警。辦案途中堵車，他也會順道去踢了黑幫攤子，教訓一頓看不順眼的黑幫小嘍囉。
黑幫老大張東秀，也絕非良善之輩，而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黑幫頭目。影片開始，通過一場他暴打人肉沙袋的練拳戲，展現出這個人物的狠勁與殘酷。
一個無差別殺人的變態連環殺手，成為原本互相對立的兩人建立合作的原因。
黑幫老大偶遇連環殺手，毫無防備的他差一點成了連環殺手的又一個屠殺對象。憑藉強壯體格和矯健身手才僥倖脫險。為了找出殺手並復仇，他召集黑幫手下展開追捕。
而爆烈刑警鄭泰錫，對接二連三的凶殺案件心急如焚。上司的不作為，制度帶來的各種限制（刑警不能去追查轄區外的其他案件），嚴重阻礙了他偵破案件。
本來，兩人各自追查殺手，井水不犯河水，也不一定要合作。
然而，黑幫老大因為被刺殺，開始逐漸失去在黑幫中的地位和震懾力。刑警因為上司的不積極，導致人手不足、案件遲遲沒有進展、無辜的受害者在不斷增加。雙方的追查受到的重重阻礙，才導致兩人最終選擇聯手，借用對方的資源來加快查案的速度。
雖然兩方選擇合作，正/邪雙方卻又如同磁鐵的正負兩極，其中存在巨大的反作用力。由此建構了一種包含著兩種反向力量的人物關係，合作是正向的吸引力，互相的懷疑、敵視、對抗則是反向的排斥力。
《惡人傳》的另一重戲劇張力來自刑警與黑幫在目標、行動方式上的徹底相反、無法兼容。
刑警的行動嚴格依照法律、維護社會規則與伸張正義。黑幫的行動則徹底觸犯法律、破壞規則與反正義。
然而，大部分人，在面對一種極端的惡或暴力時，往往不再希望以法律或規則來解決，而是希望這種惡和暴力受到超越法律限度的、更嚴苛的懲罰。或者，當人們對法律不夠信任時，或者法律存在漏洞時，以暴制暴就成為一種潛在的心理需求。
以往的類型警匪片中，比起正義、守規矩的警察，那種有些暴力、不守規則、遊走在法律邊緣灰色地帶的爆烈刑警，反而更有吸引力和戲劇性，也往往成為推動故事的動力。比如《老手》中那組行為暴力但目標正義的刑警，總會讓觀眾大呼過癮。
《老手》（2015）
所以，《惡人傳》中黑幫破案打破規則、無所顧忌、以暴制暴，也因此更直接、更高效、也更符合觀眾的心理期待。
更重要的是，刑警、黑幫老大聯手追捕連環殺手的設定，也構建一個充滿張力的三角關係，形成三組相互對立的戲劇衝突，警察—殺手、黑幫—殺手、警察—黑幫。
通常在警匪片或犯罪片中，戲劇衝突建立在警察與罪犯的二元對立之上，為了集中展現大量動作場面，犯罪片往往較少設置幾組人物關係。所以，《惡人傳》中的三組關係，情節強度遠遠超過二元對立的警匪片。
更值得稱道的是，《惡人傳》中每一組對立的人物之間的戲劇衝突，又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層次的、豐富的，同時包含正反兩種力量。
除了警察—殺手這一組警匪片中的常規人物關係，創作者在另外兩組人物關係中，精心構建了複雜、曖昧的矛盾。
黑幫—殺手這一組人物關係中，黑幫老大為了復仇去追捕變態殺手，是正義的理由。但黑幫老大為了除掉黑幫內部的對手，用凶手的刀殺了黑幫對手並栽贓嫁禍給凶手，這又是不正義的理由。
警察—黑幫這一組人物關係中，刑警打擊犯罪和違法生意，是符合常規的。刑警與黑幫合作破案，則是反常規的。這兩人的合作，既包含正義的理由（找凶手），也包含不正義的理由（警察幫黑幫老大殺了他的對手）。
這三組人物關係之中，最核心的是警察—黑幫這組人物關係，其合作又對立的關係也並非一直穩定不變，而是在整個敘事進程中反轉了幾次，對立——合作——再對立——再合作。
開始，警察一心想要打擊黑幫組織的非法營利機構（對立）。之後與黑幫一起追捕殺手（合作）。再後來與黑幫爭奪凶手、並藉機打擊黑幫（對立）。最後，為了將凶手繩之以法再次合作（合作）。
片名為《惡人傳》，其字面意義就帶有某種群像描寫的意味。影片中主角是警察與黑幫，同時有一個存在感很強的連環殺手。那麼，究竟誰是惡人？
首先，連環殺手是毫無疑問的惡人。一種泯滅人性的、絕對的惡。與此同時，影片也告訴我們，他身上的惡來源於另一個惡——父親對幼年他的虐待家暴。我們看到，惡帶有某種傳染性和破壞性。
黑幫老大當然也是惡人，影片表現了他的幾次暴力行為。一開場，他暴力的毆打一個人形沙袋。在與黑幫競爭對手談判過程中，徒手掰斷了對方小弟的牙齒，形成了巨大威懾。為了鞏固自己的黑幫地位，殘忍的暗殺了競爭對手。後來，用暴力威脅對他不服氣的黑幫同夥。
雖然警察通常是正義的化身，但在《惡人傳》中，創作者暗示警察身上也有某種惡。比如警察局長收受黑幫賄賂、對黑幫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成為黑幫的保護傘。主角鄭泰錫雖然心存正義，但也經常濫用暴力，欺負黑幫小混混。有一句臺詞，黑幫小混混對警察說，你們跟我們有什麼區別。
但影片又拍出了人性的錯綜複雜、善惡莫辨，拍出了黑白混淆不清的灰色地帶。
黑幫老大對黑幫內部對手的暴力殘忍，是惡的。
但對一個陌生的路人，又體現出某種善。他把自己的傘送給初中女生，自己淋雨。凶神惡煞的馬東錫在這個情境中，產生了某種反差萌。
結尾，為了不讓連環殺手逍遙法外，被通緝的黑幫老大，犧牲自由向警察自首，以便作為證人上法庭指證殺手。這種犧牲是為維護正義，是某種善。
但這種善又包含惡的種子。黑幫老大對警察提出自首的交換要求，把他與連環殺手關入同一個監獄，暗自想要殺死連環殺手報仇。雖然對方罪有應得，但已經被判死刑，所以黑幫老大用私刑殺人，又回到了某種惡。
影片的這一結尾，表現出了某種曖昧不清、模稜兩可的對於正義的態度。
這就是觀眾對於以暴制暴的心理需求。當一種惡（連環殺手的無差別殺人）太過人性泯滅，太過殘忍，以暴制暴就有了某種程度上的正當性。
觀眾知道以暴制暴的危險性，但又期待正義以這種方式彰顯。而在虛構的電影中，這種以暴制暴對於現實則是安全的，既滿足觀眾潛在的期待又不使他們的內心產生某種愧疚。
《惡人傳》中，也能找到一些經典類型電影的痕跡。比如一開始刑警去老虎機地下室威脅黑幫老大的場景，與杜琪峰《PTU》的一個場景頗為相似。而雨夜作案的連環殺手，與奉俊昊《殺人回憶》裡的罪犯也有某種呼應。
《惡人傳》（2019）
《PTU》（2003）
雖然本片在破案這一情節主線上，某些戲劇轉折略顯倉促潦草，對於人物性格和人物動機的刻劃，也存在不夠深入不夠合理的問題，但這種正義警察與邪惡黑幫合作的模式，無疑為犯罪類型片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思路，也增加了犯罪片類型敘事的文本複雜性，更為犯罪片包含的道德困境與人性拷問，提供一個並非黑白分明的切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