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看不信｜他憑什麼操心底層人士的幸福，敢說“我討厭韓國”？'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在澳大利亞，做藍領也不丟臉。而在韓國，桂娜就算坐辦公室，因為出身不好，也常被無視。
桂娜曾有個相戀六年的男友志明，倆人大學時代相識，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離攜手婚姻越來越遠。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雙方存在“身份差距”。
志明生在江南富人家，父親是大學教授，家中子妹個個活得體面光鮮。這樣的人家自然難以接納一個門房的女兒，桂娜與志明家人相見，志明父母沒有明著給難堪，反倒是“無聲勝有聲”。有時不聞不問，卻是響巴掌。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其他“鄙視鏈”，諸如首爾三大名校畢業者看不起地方大學畢業的人等等。
說到底，桂娜走出韓國，圖的是不止是改變經濟狀況，更是為了有尊嚴的活著。她要的是將疲於奔命的生存轉變為生活。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在澳大利亞，做藍領也不丟臉。而在韓國，桂娜就算坐辦公室，因為出身不好，也常被無視。
桂娜曾有個相戀六年的男友志明，倆人大學時代相識，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離攜手婚姻越來越遠。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雙方存在“身份差距”。
志明生在江南富人家，父親是大學教授，家中子妹個個活得體面光鮮。這樣的人家自然難以接納一個門房的女兒，桂娜與志明家人相見，志明父母沒有明著給難堪，反倒是“無聲勝有聲”。有時不聞不問，卻是響巴掌。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其他“鄙視鏈”，諸如首爾三大名校畢業者看不起地方大學畢業的人等等。
說到底，桂娜走出韓國，圖的是不止是改變經濟狀況，更是為了有尊嚴的活著。她要的是將疲於奔命的生存轉變為生活。
“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取得碩士學位後，桂娜回到韓國探親。這一趟，使她更加確信自己選擇沒錯。家裡的房子翻新過，不再有老鼠出沒，卻依然難逃螞蟻的“圍攻”。姐姐還是做著入不敷出的零工，妹妹依舊好高騖遠。閨蜜們的話題離不開婆媳矛盾與欺壓員工的惡老闆而老生常談。
熟悉的人事一陳不變，桂娜慶幸自己擺脫了死氣沉沉的固有軌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女性，獨立自醒意識也在桂娜體內覺醒。
彼時志明當上記者，收入穩定並且表明只要桂娜願意結婚，大可不必在意他家裡人是否認可。
桂娜若是嫁給志明，不用算計，用不了多久，至少也能步入中產階層，住進大房子，做個家庭主婦，享受現世安穩。可她並不想寄生在婚姻中，成為丈夫的附屬物。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在澳大利亞，做藍領也不丟臉。而在韓國，桂娜就算坐辦公室，因為出身不好，也常被無視。
桂娜曾有個相戀六年的男友志明，倆人大學時代相識，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離攜手婚姻越來越遠。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雙方存在“身份差距”。
志明生在江南富人家，父親是大學教授，家中子妹個個活得體面光鮮。這樣的人家自然難以接納一個門房的女兒，桂娜與志明家人相見，志明父母沒有明著給難堪，反倒是“無聲勝有聲”。有時不聞不問，卻是響巴掌。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其他“鄙視鏈”，諸如首爾三大名校畢業者看不起地方大學畢業的人等等。
說到底，桂娜走出韓國，圖的是不止是改變經濟狀況，更是為了有尊嚴的活著。她要的是將疲於奔命的生存轉變為生活。
“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取得碩士學位後，桂娜回到韓國探親。這一趟，使她更加確信自己選擇沒錯。家裡的房子翻新過，不再有老鼠出沒，卻依然難逃螞蟻的“圍攻”。姐姐還是做著入不敷出的零工，妹妹依舊好高騖遠。閨蜜們的話題離不開婆媳矛盾與欺壓員工的惡老闆而老生常談。
熟悉的人事一陳不變，桂娜慶幸自己擺脫了死氣沉沉的固有軌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女性，獨立自醒意識也在桂娜體內覺醒。
彼時志明當上記者，收入穩定並且表明只要桂娜願意結婚，大可不必在意他家裡人是否認可。
桂娜若是嫁給志明，不用算計，用不了多久，至少也能步入中產階層，住進大房子，做個家庭主婦，享受現世安穩。可她並不想寄生在婚姻中，成為丈夫的附屬物。
她拒絕了志明求婚，決定重返澳大利亞。
移民澳大利亞就那麼好嗎？不，澳大利亞當然不是什麼“天使”國度，即使有了綠卡，外來客的黃皮膚還是會莫名遭遇“土著民”的驅趕或恐嚇；地上也沒有白撿的金子。
桂娜這個韓國姑娘，體驗異國不易後，為什麼堅持挑戰陌生的幸福呢？對她而言，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幸福呢？
書中提出“幸福是跟錢一樣的東西”，分為兩類：“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有的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記憶當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細水長流地讓人覺得幸福，這就是資產是幸福。”這種幸福資產的利率非常高，比如志明，突破難關如願當上記者後，即使每天加班，也能堅持。
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所以他們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幸福。”他們是靠每個瞬間活著的。
在桂娜看來，她既需要資產式幸福，也離不開現金流式幸福。留在韓國，她沒有幸福資產，也很難靠平均水平創造出所需的幸福現金流，那種生存方式就好比一天只吃一頓飯。幸福不滿，所以得去創造。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在澳大利亞，做藍領也不丟臉。而在韓國，桂娜就算坐辦公室，因為出身不好，也常被無視。
桂娜曾有個相戀六年的男友志明，倆人大學時代相識，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離攜手婚姻越來越遠。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雙方存在“身份差距”。
志明生在江南富人家，父親是大學教授，家中子妹個個活得體面光鮮。這樣的人家自然難以接納一個門房的女兒，桂娜與志明家人相見，志明父母沒有明著給難堪，反倒是“無聲勝有聲”。有時不聞不問，卻是響巴掌。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其他“鄙視鏈”，諸如首爾三大名校畢業者看不起地方大學畢業的人等等。
說到底，桂娜走出韓國，圖的是不止是改變經濟狀況，更是為了有尊嚴的活著。她要的是將疲於奔命的生存轉變為生活。
“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取得碩士學位後，桂娜回到韓國探親。這一趟，使她更加確信自己選擇沒錯。家裡的房子翻新過，不再有老鼠出沒，卻依然難逃螞蟻的“圍攻”。姐姐還是做著入不敷出的零工，妹妹依舊好高騖遠。閨蜜們的話題離不開婆媳矛盾與欺壓員工的惡老闆而老生常談。
熟悉的人事一陳不變，桂娜慶幸自己擺脫了死氣沉沉的固有軌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女性，獨立自醒意識也在桂娜體內覺醒。
彼時志明當上記者，收入穩定並且表明只要桂娜願意結婚，大可不必在意他家裡人是否認可。
桂娜若是嫁給志明，不用算計，用不了多久，至少也能步入中產階層，住進大房子，做個家庭主婦，享受現世安穩。可她並不想寄生在婚姻中，成為丈夫的附屬物。
她拒絕了志明求婚，決定重返澳大利亞。
移民澳大利亞就那麼好嗎？不，澳大利亞當然不是什麼“天使”國度，即使有了綠卡，外來客的黃皮膚還是會莫名遭遇“土著民”的驅趕或恐嚇；地上也沒有白撿的金子。
桂娜這個韓國姑娘，體驗異國不易後，為什麼堅持挑戰陌生的幸福呢？對她而言，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幸福呢？
書中提出“幸福是跟錢一樣的東西”，分為兩類：“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有的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記憶當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細水長流地讓人覺得幸福，這就是資產是幸福。”這種幸福資產的利率非常高，比如志明，突破難關如願當上記者後，即使每天加班，也能堅持。
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所以他們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幸福。”他們是靠每個瞬間活著的。
在桂娜看來，她既需要資產式幸福，也離不開現金流式幸福。留在韓國，她沒有幸福資產，也很難靠平均水平創造出所需的幸福現金流，那種生存方式就好比一天只吃一頓飯。幸福不滿，所以得去創造。
桂娜不僅看明白了自己追尋的幸福模樣，更是敢於直擊韓國社會的“痛點”：人均生產總值不低的國家，國民的幸福度不高。
很多人選錯了提高幸福指數的方式，憎惡和謾罵別人，資產式幸福和現金流式幸福都不會增長。他們都把自己的幸福深埋洞中，卻把別人的不幸當做動力，以此熬過日復一日。這種做法相當於買房欠一身債，手頭沒有現金，每天焦頭爛額，過得很窘迫。
而另一些人故意製造別人的不幸，比如在服務性場所撒潑耍賴，刁難兒媳婦，辱罵員工，這些人不把人當人看，將都市變成你死我活的角鬥場。
如果帶著本性走出韓國，其實到哪兒都不快樂。到了澳大利亞，韓僑看不起留學生，留學生看不起打工族，和在韓國有什麼區別呢。要想改掉這樣的本性，就得拋棄資產式幸福，創造現金流式幸福，如此才能捕捉到平凡微小卻可持續的幸福。
01 《寄生蟲》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韓國窮人？
今夏，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上拿了“金棕櫚”獎。時值韓國電影百歲，《寄生蟲》成為首部獲此殊榮的韓國影片，算是為韓國電影產業贏了一次國際專業性“五星好評”。
然而，韓國某些本土觀眾看過此片後，心情五味雜陳。一位長居韓國的友人告訴劇小希，身邊的韓國人談及此片時說，“奉俊昊根本沒窮過，他也不瞭解窮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誇張”和製造衝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韓國低收入者階層難以接受的原因，或許在於將他們的生活目標設定成算計富人的豪宅，把窮人的命運圈定為“寄生”。
“蟲？窮人也是人，怎麼能把人說成蟲呢？”一位韓國學者告訴友人，電影的名字——《寄生蟲》——就讓他覺得帶有歧視視角。
那麼除了《寄生蟲》，韓國有沒有其他關照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並探討他們未來出口的表達呢？
友人向我推薦了韓國作家張康明所寫的小說《走出韓國》。本書曾在韓國獲得第20屆“文學村作家獎”，也是韓國某專業讀書網站網友票選的年度書籍。它從另一個維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以及窮人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02 “因為討厭韓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
中文譯名《走出韓國》一書在韓國境內出版時原題目其實是“因為討厭韓國”（한국이 싫어서），並且曾一度被媒體炒作為“我恨韓國”。在臺灣地區出版的繁體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標題《因為討厭韓國》。
眾所周知，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強烈的，土生土長的韓國人怎麼會討厭韓國呢？
小說一開篇就解釋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說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韓國生活，是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實在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就好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
換句話說，生在窮人家的桂娜不喜歡韓國，是因為覺得自己身處社會底層，幸福指數“營養不良”。
小說《走出韓國》與電影《寄生蟲》一樣，關注的對象都是底層家庭。
《寄生蟲》中的一家人住在狹促的地下室裡，而《走出韓國》中的家庭居住狀況也不樂觀。主人公桂娜二十七歲，從未擁有過自己的房間，從小就和父母及姐姐、妹妹擠在一到冬天就四處漏風的房子裡。
更糟糕的是家庭收入情況。《寄生蟲》中一家人靠糊披薩盒勉強度日，三個孩子上不起學。而《走出韓國》中的一家人也在溫飽線掙扎，一家五口，主要收入來源依靠桂娜微薄的工資，父母年邁，姐姐在星巴克打零工，妹妹整天混在網吧。
地面上有光也有陰影，有富人的地方自然有相對應的窮人。在任何一個以資產為傲、崇拜私有財富的地方，存在貧富差距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富人穿鞋，窮人光腳，窮人看到富人腳上的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腳難過。
奉俊昊安排窮人“算計”富人。一家大小完成過一系列驚險、刺激計劃後，最靠近幸福的時刻似乎是富人外出後，窮人一家在豪宅內放縱歡笑的幾分鐘。然後，這出黑色喜劇導向了最終註定的悲傷。
這種設計有點像小孩子玩的“大富翁”遊戲。“佔地蓋房”，你的可以變成我的，爭當大富翁，誰都可以。可收起遊戲紙圖之後，窮人還是沒鞋，笑話一場。就戲劇效果和觀影體驗而言，《寄生蟲》很精彩，但就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寄生富人家不夠“真實”。走出影院，假如真的如法炮製，結局只會更慘。
同時，這也是使得部分韓國觀眾不滿的地方，被生存逼迫的窮人，並非人人願為“寄生蟲”。
《走出韓國》中的主人公桂娜為自己尋找的生路是離開韓國，移民澳大利亞。桂娜把自己比作非洲草原上的瞪羚，因為不想待在原地被獅子——殘酷的現實——吃掉，只能逃離原生地。
“我在韓國工作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抹眼淚。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艱難。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二號線從阿峴站出發，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如果經歷過，你就會切身體會到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
沒有電影世界裡驚心動魄的反轉，成年人的崩潰往往是日積月累、忍了又忍後的無力感。
家境貧寒，相貌平平，非首爾三大名校畢業，桂娜曾試著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求生。就職於一家所謂的證券公司，每天干的工作不過是受理客戶信用卡額度要求，接聽客戶投訴的無趣工作。職場晉升無望，意味著不能加薪；收入原地踏步，代表階層不變。
如果不離開韓國，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有了這種意識後，桂娜不顧家人反對，義無反顧地奔向澳大利亞。不過，這不是桂娜的結局，而是從零開始的挑戰。
03 從四面夾擊的生存到一種努力的生活
學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用光怪陸離的影像手段揭示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難以逾越，有11年記者經驗的張康明則在文字世界裡以閒聊般的語調展示窮人的求生之路。如果說奉俊昊的影像世界有魔幻色彩，那麼張康明筆下窮人的求索則偏向基於時代變奏下的寫實。
張作家在寫給友人的私人郵件中曾提到，“當初創作《走出韓國》只是無意識地想要反映在韓國經歷了特殊時代的一群人，沒想到這種經歷引發各國讀者共鳴。尤其是七十、八十年代出生於韓國一代人，中國也是如此吧，在他們童年感覺敏銳之時，迎來了世界化之風，感受過各種文化與經濟形式變奏，他們和父母那一代一定是有代溝的。”
張康明作家本人
這種經歷時代之風而改變的生活觀在書中表現為桂娜的“不安分”，她不願重複父母那一輩熟悉卻不幸的人生軌跡。
“你沒錢，去澳大利亞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幸福啊！”
當桂娜決議移民時，不僅是家人，男朋友、閨蜜們也都不支持她，認為她只是換個地方受罪。
沒有神能幫人透視未來，也沒有任何一種選擇可以直通幸福。《寄生蟲》裡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得步步驚心，而《走出韓國》則是一個女性對命運的孤勇抗爭。
桂娜初到澳大利亞，的確處處不順。語言不通、被韓僑欺騙打壓、居住條件差、工作時薪低……從各方面情形看，走出韓國後似乎也沒好到哪裡去。
有趣的是，在韓國時每天想哭一場的桂娜到了澳大利亞後明朗地笑了。
自信何來？
由表面看，桂娜不再擔心自己大腿和屁股上的贅肉遭人嘲笑，在澳大利亞沒有瘦身壓力。
從心理因素來說，桂娜脫離了原有的階層鄙視體系，也就逐漸不再自卑。
在澳大利亞，做藍領也不丟臉。而在韓國，桂娜就算坐辦公室，因為出身不好，也常被無視。
桂娜曾有個相戀六年的男友志明，倆人大學時代相識，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離攜手婚姻越來越遠。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雙方存在“身份差距”。
志明生在江南富人家，父親是大學教授，家中子妹個個活得體面光鮮。這樣的人家自然難以接納一個門房的女兒，桂娜與志明家人相見，志明父母沒有明著給難堪，反倒是“無聲勝有聲”。有時不聞不問，卻是響巴掌。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其他“鄙視鏈”，諸如首爾三大名校畢業者看不起地方大學畢業的人等等。
說到底，桂娜走出韓國，圖的是不止是改變經濟狀況，更是為了有尊嚴的活著。她要的是將疲於奔命的生存轉變為生活。
“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取得碩士學位後，桂娜回到韓國探親。這一趟，使她更加確信自己選擇沒錯。家裡的房子翻新過，不再有老鼠出沒，卻依然難逃螞蟻的“圍攻”。姐姐還是做著入不敷出的零工，妹妹依舊好高騖遠。閨蜜們的話題離不開婆媳矛盾與欺壓員工的惡老闆而老生常談。
熟悉的人事一陳不變，桂娜慶幸自己擺脫了死氣沉沉的固有軌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女性，獨立自醒意識也在桂娜體內覺醒。
彼時志明當上記者，收入穩定並且表明只要桂娜願意結婚，大可不必在意他家裡人是否認可。
桂娜若是嫁給志明，不用算計，用不了多久，至少也能步入中產階層，住進大房子，做個家庭主婦，享受現世安穩。可她並不想寄生在婚姻中，成為丈夫的附屬物。
她拒絕了志明求婚，決定重返澳大利亞。
移民澳大利亞就那麼好嗎？不，澳大利亞當然不是什麼“天使”國度，即使有了綠卡，外來客的黃皮膚還是會莫名遭遇“土著民”的驅趕或恐嚇；地上也沒有白撿的金子。
桂娜這個韓國姑娘，體驗異國不易後，為什麼堅持挑戰陌生的幸福呢？對她而言，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幸福呢？
書中提出“幸福是跟錢一樣的東西”，分為兩類：“資產式幸福”與“現金流式幸福”。
“有的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記憶當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細水長流地讓人覺得幸福，這就是資產是幸福。”這種幸福資產的利率非常高，比如志明，突破難關如願當上記者後，即使每天加班，也能堅持。
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所以他們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幸福。”他們是靠每個瞬間活著的。
在桂娜看來，她既需要資產式幸福，也離不開現金流式幸福。留在韓國，她沒有幸福資產，也很難靠平均水平創造出所需的幸福現金流，那種生存方式就好比一天只吃一頓飯。幸福不滿，所以得去創造。
桂娜不僅看明白了自己追尋的幸福模樣，更是敢於直擊韓國社會的“痛點”：人均生產總值不低的國家，國民的幸福度不高。
很多人選錯了提高幸福指數的方式，憎惡和謾罵別人，資產式幸福和現金流式幸福都不會增長。他們都把自己的幸福深埋洞中，卻把別人的不幸當做動力，以此熬過日復一日。這種做法相當於買房欠一身債，手頭沒有現金，每天焦頭爛額，過得很窘迫。
而另一些人故意製造別人的不幸，比如在服務性場所撒潑耍賴，刁難兒媳婦，辱罵員工，這些人不把人當人看，將都市變成你死我活的角鬥場。
如果帶著本性走出韓國，其實到哪兒都不快樂。到了澳大利亞，韓僑看不起留學生，留學生看不起打工族，和在韓國有什麼區別呢。要想改掉這樣的本性，就得拋棄資產式幸福，創造現金流式幸福，如此才能捕捉到平凡微小卻可持續的幸福。
換句話說，幸福的根本在於思維觀念的轉變，而不僅是地理位置的移動。《走出韓國》並非煽動所有人都逃離韓國，而是告訴人們，先讓內心“動起來”，才有可能找到幸福的內核。韓國，或澳大利亞，改變命運的機會只屬於那些不被殘酷現實壓扁且認清幸福方向的人。
出走的桂娜，仍是一無所有的窮人，但是她真心覺得從現在起，一定會幸福。她的勇敢源於抱有希望的認知。
正如本書封腰上的一句話：“人即使一無所有，也可能幸福。但是，如果恐懼未來，就不會幸福。”
幸福是全球急缺貨。你想好了嗎，你需要哪種幸福？
文/沄希 圖片源於網絡
參考資料：《走出韓國》張康明（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