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後，1932年2月，又侵佔了哈爾濱，日軍進城後到處放槍，搶東西，各商鋪、店家、居民驚恐萬狀，採取各種方法頂門擋窗戶，過了很久，オ敢悄悄地恢復生活，開門營業。
哈爾濱同記公司成立時，恰逢全面抗戰爆發，一些市民都以為有兩年時間就可以打敗日本。在1937至1938兩年間，雖說在戰爭時期，但工商業還可以維持經營，到了1939年，交通受到封鎖，經濟也受到統制，侵略者把魔爪伸到廣大民眾中間。
1937年11月間，同記工廠在全體職員中籌集資本50萬元，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經二年苦心經營，成績顯著，每年能獲利五六十萬元，每股股東僅20元的投資，年分紅利可得6元。
從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就想盡辦法搜刮民眾錢財。向市民拋擲2500萬元的“防水公債”，按指定攤派的數字，無一家倖免。當時雙合盛攤派了80萬元，同記商場20萬元。剛把這項款交完，接著就是攤派儲蓄、各式各樣的公債、公司股票等。不到二年，許多工商戶的資本都變成了公債、儲蓄、股票等。同記商場資金百萬，各項債券竟達120萬。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大中商店相繼倒閉，全市足有兩千家。如很有名的大屋子糧業代理店、雜貨代理店等，都賠本倒閉關門。有歷史性的老店，僅存數家。僅極少數想方設法將資本轉移到華北等地。同記商場和工廠等一些零小企業，難以躲藏，只盼著日寇早日滾出中國。一般店員，因躲避抓丁當兵，紛紛辭職回家，因此同記、大羅新日趨縮小。
同記創始人武百祥
1939年春，全體董事和主要職員商議決定，同記前途必須有個定向，否則數十年經營將付諸流水。於是大家同意設法逃避一部分資金，以之備用。擬定將整齊貨物賣出一部分，所得款項不入賣貨帳。按此計劃共籌出偽幣25萬元。由於全國抗戰匯兌不通，同記多措並舉將資金帶到上海，全額購買棉布百餘匹，存在倉庫，準備時局好轉運回哈爾濱。
當時內部不少人知道此事，在這年秋，有一位叫顧夢符的職員，勾結日本特務，說同記商場有逃避資本的事實。特務們給他出主意：讓他給幾個相關的機關寫信，拿著信找到同記負責人李明遠，威脅敲詐。李明遠害怕此事張揚出去，同意給幾萬元平息此事，顧夢符說：“明說了吧，我還有幾個朋友，都商量好了，同記如不給10萬元，這些信就送到上面去，要是給了錢馬上燒掉，限你一天時間，看著辦吧。”經過數次爭討，以7.5萬元了事。
顧夢符與幾個特務分完錢後決定，必須離開哈爾濱。一個特務把顧夢符送到天津某日本特務機關就職後，回到哈爾濱又策劃第二步敲詐同記的陰謀。
一天晚上，3個特務，找到李明遠說：“顧夢符已到天津特務機關上任，以後也可能調回哈爾濱，但在哈爾濱他還有幾萬元的債務，委託我們給你捎個信，幫他還上。”李明遠聽了這話，當即拒絕。3個特務一看李明遠不買賬，便氣沖沖地說：“好！那就等顧夢符回來再說。”
1940年春，同記突然接到顧夢符的一封來信，說他在景陽街某家旅館居住，令同記給他送幾萬元錢以備零用，其他事情見面再談。同記上層管理商議，不能讓顧沒完沒了地敲詐，必須和他從根本上解決。於是，就把這件事公開向特務機關報告。特務機關長說：“這批布存在上海，你們肯定運不回來，莫不如給關東軍，顧夢符由我們處理。同記無奈，只求平安無事。所以當即就答應在上海撥給關東軍，特務機關給同記一張20萬元的收據。立即，令憲兵逮捕顧夢符，可是顧夢符出示天津特務機關所發證件，憲兵一看是自家人，就命顧夢符趕快回天津，同記逃避資本25萬元全部落入虎口。
日偽時期的同濟商場
同記遭此一劫的鬧心事，並未向所有職員通報。這件事以後，幾位管理職員在一起商討，今後言行要特別謹慎，千萬別再出個顧夢符，一旦出現恐怕性命難保。此後，凡工商界職員多的人家，都用各種方法收買日偽人員作“朋友”，一旦有事也好關照。
1942年以後，日本侵略者進一步加緊對東北民眾的壓迫和盤剝。特務、警察到處橫行，工廠、商店、飯館、酒樓、戲院、影院、妓院等處任意出入，買貨、吃飯、喝酒，多數都不給錢，稍有應酬不周，就會大難臨頭。
當年老百姓不懂政治，也不敢過問政治，憑特務一張嘴，說不好就會被打成“思想犯”，說誰思想不良誰就犯罪。稍有規模的工商業，誰也不願擔任經理、部長、主任等職。一旦來電話都沒人願接，恐怕接到特務、憲兵的身上；因此同記商場、大羅新高級職員，多數辭職回鄉，一去不返。中年人也先後都離開了同記，剩下幾個年齡大的，領導幾十個下級店員，勉強維持。
偽香坊警察署經濟保安系的警尉黃喜南，外號人稱“黃扒皮”設圈套抓了一位姓曲的大夫，曲大夫承受不了皮肉之苦，就胡亂說：“我買同記的藥，又給了他們若干錢。”同記張、王兩位夥計被抓去吃盡了苦頭，受刑不過，也只得承認賣貨另外要錢，寫了供詞簽了字，被打成“經濟犯”押了起來。二人身體不好，受刑得病。偽警署來電話讓同記去人把張、王二人帶回，又通知罰款10萬元，同記無奈交錢領人以了此事。經過折騰一些職員更加恐慌，都怕生若是非，所以陸陸續續又走了幾位。
1943至1944年間，製鞋廠因缺乏原料，將工人全部解散，工廠倉庫空閒。而此時日本人正到處找房儲存物資，就將鞋廠大部分房屋強佔，在裡面存放竹槓子、勞工服之類，由日本人看管，同記僅有兩個人看守院子及破爛器具等。這時大羅新已將四樓全部封閉，僅用樓底營業。日本人看到大羅新閒房多，就要利用樓上作軍人後援會的俱樂部及食堂，並要大羅新給組織起來。經過很長時間，一再解釋，實在無力組織，又無各種器具，又缺少專業人員，好話說盡，總算敷衍了過去。緊接著又命大羅新改為綜合配給店，並說有五六家配給店都合在一起，大家花錢，並且還給租金。大羅新又一再解釋設備不適用賣油、米、面等類，又把那幾家找到大羅新看後證實的確不適用，大羅新總算得到解脫，但市公署對此非常不滿，經常來找事。
在日偽統治的險惡環境下，同記的生意是越做越賠錢，當時重要的是如何減輕開支。因同記商場房屋面積大，冬季柴費過多，決定暫把同記商場關門，移到大羅新樓下營業。同記一個數百人的商戶，到1944年末僅剩下四十餘人，尚且每天虧賠。市上有些字號或單幫，做些黑市交易，皆有利可圖，同記卻不幹甘願賠本，只求保住同記和大羅新的招牌。
在日偽統治時期，哈爾濱廣大民眾及所有商戶所受的盤剝壓榨，馨竹難書。
參考資料：吉林人民出版社《經濟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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