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獲13個博士學位，卻說他來是為了王的下葬'
20世紀初，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東方三大殿分別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廟的大成殿；泰山岱廟的天貺(kuang)殿。
三大殿是中國建築的精華，而辜鴻銘則是中國的傳奇。
概括辜鴻銘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
這位一生留著一根小辮子的前清遺老，一生捍衛中國傳統文化，與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大打出手”，但他的西方文化功底卻能甩出對手幾條街。他曾嘲笑胡適的英語發音是下里巴人的口音，說不好就閉嘴。這便與那些故步自封的遺老遺少們的捍衛不同，他懂得甚至精通西方那一套，因此他對於傳統文化的捍衛便顯得更有根據，也更有力量。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
20世紀初，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東方三大殿分別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廟的大成殿；泰山岱廟的天貺(kuang)殿。
三大殿是中國建築的精華，而辜鴻銘則是中國的傳奇。
概括辜鴻銘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
這位一生留著一根小辮子的前清遺老，一生捍衛中國傳統文化，與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大打出手”，但他的西方文化功底卻能甩出對手幾條街。他曾嘲笑胡適的英語發音是下里巴人的口音，說不好就閉嘴。這便與那些故步自封的遺老遺少們的捍衛不同，他懂得甚至精通西方那一套，因此他對於傳統文化的捍衛便顯得更有根據，也更有力量。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
辜鴻銘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據說先祖在福建誤殺了人，下南洋避禍，後來做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母親是葡萄牙人，能講英語和葡萄牙語。
辜鴻銘的語言天賦的確得益於他的家庭構成。
和辜鴻銘父親一起經營橡膠園的英國人布朗非常喜歡他，認做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並在他14歲時，帶他去英國求學。
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辜鴻銘一定要在房間裡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
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麼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
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
這令對方瞠目結舌。
1877年，21歲的辜鴻銘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布朗對辜鴻銘的呵護是精心的，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又送他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僅一年時間，辜鴻銘便獲得土木工程師文憑。課餘，他精研德國文學、哲學經典。
三十年後，蔡元培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在德國的聲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後，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的著作已列為哥廷根等大學哲學系學生的必讀書了。
萊比錫大學畢業後，辜鴻銘又至巴黎大學留學。令他吃驚的是，義父刻意將他安排與巴黎一個名妓女作鄰居。目的是不僅讓他學法語，更讓他藉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鴻銘在染缸中領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軍人、富商們的伎倆，練就了"金臉罩，鐵嘴皮"的功夫。他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識的。
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九種語言。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氏手筆。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馬來西亞的檳城。1881年，他遇到中國大儒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學習中國文化。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祕書）。辜鴻銘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進士出身，滿腹經綸的嘉興才子沈曾植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兩年後，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麼？”
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的前身），得到欽準。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英語)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908年宣統即位，辜鴻銘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後，在全國大剪辮子的熱潮中，辜鴻銘仍對清室念念不忘，始終留著一根辮子，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展開對戰。
辜鴻銘說：“許多人笑我痴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實非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
慈禧太后過生日，兩湖地區各衙門張燈結綵，並唱新編的“愛國歌”以示慶祝。
時在張之洞幕中的辜鴻銘對樑鼎芬說：“滿街都在唱‘愛國歌’，竟未聞‘愛民歌’的。”
樑鼎芬回答說：“那你就編出歌詞來給人家唱吧。”
辜鴻銘脫口而出：“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辜鴻銘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也在回憶中寫道：“先生還常以擁有髮辮而感到自豪，若有人問及此事，他就會搖頭晃腦地說：‘這是我的護照’。”
在北大一次教員會上，辜鴻銘公然揚言：“如果今天沒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時為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差點氣暈了過去。
1915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嗎？”
有人問“好人”作何解釋。
他很從容地說：“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這種人什麼地方有第三個？”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第一次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勳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
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辜鴻銘在北大講英國詩，旁徵博引，海闊天空，怪論疊出，比如他把英文詩分為三大類，國風、小雅和大雅，國風中又分為蘇格蘭風、威爾士風等七國風。在列舉詩人的作品時，他常常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翻開詩集一對照，竟一句也不差，記憶力之驚人讓所有學生，包括反對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據女作家凌叔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彌爾頓《失樂園》。辜鴻銘給學生布置的英文練習也與眾不同，他要學生用英文翻譯《三字經》、《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常常還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常常令問者瞠目結舌。所以，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堂裡總是擠得滿滿的。
辜鴻銘上課有時天馬行空，喜歡罵人。一次罵袁世凱，從上課鈴響罵到下課鈴響。辜鴻銘古文爛熟於胸，英文又呱呱叫，辜鴻銘講到得意處，他會忽然唱段小曲，或者從長袍裡掏出幾顆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不過，辜鴻銘對學生要求很嚴，他上課前給同學立三條規矩：“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學們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異議。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
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樑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伕，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伕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1922年，年輕的胡適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颳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1921年，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
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辜鴻銘對毛姆說：“你看我留著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最後一個代表。”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20世紀初，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東方三大殿分別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廟的大成殿；泰山岱廟的天貺(kuang)殿。
三大殿是中國建築的精華，而辜鴻銘則是中國的傳奇。
概括辜鴻銘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
這位一生留著一根小辮子的前清遺老，一生捍衛中國傳統文化，與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大打出手”，但他的西方文化功底卻能甩出對手幾條街。他曾嘲笑胡適的英語發音是下里巴人的口音，說不好就閉嘴。這便與那些故步自封的遺老遺少們的捍衛不同，他懂得甚至精通西方那一套，因此他對於傳統文化的捍衛便顯得更有根據，也更有力量。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
辜鴻銘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據說先祖在福建誤殺了人，下南洋避禍，後來做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母親是葡萄牙人，能講英語和葡萄牙語。
辜鴻銘的語言天賦的確得益於他的家庭構成。
和辜鴻銘父親一起經營橡膠園的英國人布朗非常喜歡他，認做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並在他14歲時，帶他去英國求學。
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辜鴻銘一定要在房間裡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
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麼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
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
這令對方瞠目結舌。
1877年，21歲的辜鴻銘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布朗對辜鴻銘的呵護是精心的，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又送他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僅一年時間，辜鴻銘便獲得土木工程師文憑。課餘，他精研德國文學、哲學經典。
三十年後，蔡元培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在德國的聲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後，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的著作已列為哥廷根等大學哲學系學生的必讀書了。
萊比錫大學畢業後，辜鴻銘又至巴黎大學留學。令他吃驚的是，義父刻意將他安排與巴黎一個名妓女作鄰居。目的是不僅讓他學法語，更讓他藉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鴻銘在染缸中領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軍人、富商們的伎倆，練就了"金臉罩，鐵嘴皮"的功夫。他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識的。
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九種語言。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氏手筆。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馬來西亞的檳城。1881年，他遇到中國大儒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學習中國文化。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祕書）。辜鴻銘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進士出身，滿腹經綸的嘉興才子沈曾植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兩年後，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麼？”
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的前身），得到欽準。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英語)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908年宣統即位，辜鴻銘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後，在全國大剪辮子的熱潮中，辜鴻銘仍對清室念念不忘，始終留著一根辮子，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展開對戰。
辜鴻銘說：“許多人笑我痴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實非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
慈禧太后過生日，兩湖地區各衙門張燈結綵，並唱新編的“愛國歌”以示慶祝。
時在張之洞幕中的辜鴻銘對樑鼎芬說：“滿街都在唱‘愛國歌’，竟未聞‘愛民歌’的。”
樑鼎芬回答說：“那你就編出歌詞來給人家唱吧。”
辜鴻銘脫口而出：“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辜鴻銘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也在回憶中寫道：“先生還常以擁有髮辮而感到自豪，若有人問及此事，他就會搖頭晃腦地說：‘這是我的護照’。”
在北大一次教員會上，辜鴻銘公然揚言：“如果今天沒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時為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差點氣暈了過去。
1915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嗎？”
有人問“好人”作何解釋。
他很從容地說：“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這種人什麼地方有第三個？”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第一次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勳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
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辜鴻銘在北大講英國詩，旁徵博引，海闊天空，怪論疊出，比如他把英文詩分為三大類，國風、小雅和大雅，國風中又分為蘇格蘭風、威爾士風等七國風。在列舉詩人的作品時，他常常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翻開詩集一對照，竟一句也不差，記憶力之驚人讓所有學生，包括反對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據女作家凌叔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彌爾頓《失樂園》。辜鴻銘給學生布置的英文練習也與眾不同，他要學生用英文翻譯《三字經》、《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常常還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常常令問者瞠目結舌。所以，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堂裡總是擠得滿滿的。
辜鴻銘上課有時天馬行空，喜歡罵人。一次罵袁世凱，從上課鈴響罵到下課鈴響。辜鴻銘古文爛熟於胸，英文又呱呱叫，辜鴻銘講到得意處，他會忽然唱段小曲，或者從長袍裡掏出幾顆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不過，辜鴻銘對學生要求很嚴，他上課前給同學立三條規矩：“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學們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異議。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
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樑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伕，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伕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1922年，年輕的胡適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颳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1921年，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
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辜鴻銘對毛姆說：“你看我留著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最後一個代表。”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泰戈爾（前左）辜鴻銘（前右）
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讚譽和評價，遠遠高於國內。
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但仍然場場爆滿，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其著作《春秋大義》中，把中國人的優點概括為“溫良”（英文：gentleness），並說道：“中華民族精神不朽的祕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春秋大義》這本書在西方影響既大又深遠，以至於一戰戰敗國德國將其視為拯救迷茫德國的靈魂的書。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儘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
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後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於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北京有一個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他對大翻譯家林語堂的英文非常看不上，卻拜服在辜鴻銘面前，他說，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裡，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1928年3月，辜鴻銘突然發高燒，各種治療均告無效，身體日漸衰微，4月30日病逝於北京家中，終年72歲。
辜鴻銘是個有趣的人，但更深一點，又覺得他有深入骨髓的悲哀。
按陳寅恪的理解，王國維之死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毀滅，辜應該也深有體會，但不願死，寧死抗爭。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裡說，我來是為了王的下葬。把這句話中的“王”換成“中國傳統文化”，正恰如其分的形容了辜鴻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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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東方三大殿分別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廟的大成殿；泰山岱廟的天貺(kuang)殿。
三大殿是中國建築的精華，而辜鴻銘則是中國的傳奇。
概括辜鴻銘最常用的一句話是：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
這位一生留著一根小辮子的前清遺老，一生捍衛中國傳統文化，與五四運動的倡導者“大打出手”，但他的西方文化功底卻能甩出對手幾條街。他曾嘲笑胡適的英語發音是下里巴人的口音，說不好就閉嘴。這便與那些故步自封的遺老遺少們的捍衛不同，他懂得甚至精通西方那一套，因此他對於傳統文化的捍衛便顯得更有根據，也更有力量。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
辜鴻銘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據說先祖在福建誤殺了人，下南洋避禍，後來做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母親是葡萄牙人，能講英語和葡萄牙語。
辜鴻銘的語言天賦的確得益於他的家庭構成。
和辜鴻銘父親一起經營橡膠園的英國人布朗非常喜歡他，認做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並在他14歲時，帶他去英國求學。
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辜鴻銘一定要在房間裡朝東方擺個祭臺，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
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麼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
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
這令對方瞠目結舌。
1877年，21歲的辜鴻銘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布朗對辜鴻銘的呵護是精心的，愛丁堡大學畢業後，又送他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僅一年時間，辜鴻銘便獲得土木工程師文憑。課餘，他精研德國文學、哲學經典。
三十年後，蔡元培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在德國的聲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後，林語堂到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的著作已列為哥廷根等大學哲學系學生的必讀書了。
萊比錫大學畢業後，辜鴻銘又至巴黎大學留學。令他吃驚的是，義父刻意將他安排與巴黎一個名妓女作鄰居。目的是不僅讓他學法語，更讓他藉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鴻銘在染缸中領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軍人、富商們的伎倆，練就了"金臉罩，鐵嘴皮"的功夫。他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識的。
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九種語言。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氏手筆。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馬來西亞的檳城。1881年，他遇到中國大儒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學習中國文化。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祕書）。辜鴻銘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進士出身，滿腹經綸的嘉興才子沈曾植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兩年後，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麼？”
辜鴻銘說：“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的前身），得到欽準。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英語)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908年宣統即位，辜鴻銘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後，在全國大剪辮子的熱潮中，辜鴻銘仍對清室念念不忘，始終留著一根辮子，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展開對戰。
辜鴻銘說：“許多人笑我痴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實非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
慈禧太后過生日，兩湖地區各衙門張燈結綵，並唱新編的“愛國歌”以示慶祝。
時在張之洞幕中的辜鴻銘對樑鼎芬說：“滿街都在唱‘愛國歌’，竟未聞‘愛民歌’的。”
樑鼎芬回答說：“那你就編出歌詞來給人家唱吧。”
辜鴻銘脫口而出：“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辜鴻銘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也在回憶中寫道：“先生還常以擁有髮辮而感到自豪，若有人問及此事，他就會搖頭晃腦地說：‘這是我的護照’。”
在北大一次教員會上，辜鴻銘公然揚言：“如果今天沒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時為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差點氣暈了過去。
1915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鴻銘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我不跟他同進退，中國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嗎？”
有人問“好人”作何解釋。
他很從容地說：“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這種人什麼地方有第三個？”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第一次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1917年，辜鴻銘踴躍參與“張勳復辟”，被封為“外務部侍郎”，12天后復辟失敗，辜鴻銘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學教他的英文，不過等待他的卻是激進的師生們送給他的一頂“復辟論者”的帽子。
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長蔡元培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為他辯護：“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辜鴻銘在北大講英國詩，旁徵博引，海闊天空，怪論疊出，比如他把英文詩分為三大類，國風、小雅和大雅，國風中又分為蘇格蘭風、威爾士風等七國風。在列舉詩人的作品時，他常常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翻開詩集一對照，竟一句也不差，記憶力之驚人讓所有學生，包括反對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據女作家凌叔華回憶，辜鴻銘到了晚年，還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彌爾頓《失樂園》。辜鴻銘給學生布置的英文練習也與眾不同，他要學生用英文翻譯《三字經》、《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常常還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學識之淵博，常常令問者瞠目結舌。所以，他的課極為叫座，課堂裡總是擠得滿滿的。
辜鴻銘上課有時天馬行空，喜歡罵人。一次罵袁世凱，從上課鈴響罵到下課鈴響。辜鴻銘古文爛熟於胸，英文又呱呱叫，辜鴻銘講到得意處，他會忽然唱段小曲，或者從長袍裡掏出幾顆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不過，辜鴻銘對學生要求很嚴，他上課前給同學立三條規矩：“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學們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異議。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
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樑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伕，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伕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1922年，年輕的胡適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颳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
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1921年，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
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辜鴻銘對毛姆說：“你看我留著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最後一個代表。”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泰戈爾（前左）辜鴻銘（前右）
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讚譽和評價，遠遠高於國內。
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但仍然場場爆滿，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其著作《春秋大義》中，把中國人的優點概括為“溫良”（英文：gentleness），並說道：“中華民族精神不朽的祕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春秋大義》這本書在西方影響既大又深遠，以至於一戰戰敗國德國將其視為拯救迷茫德國的靈魂的書。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儘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
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後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於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北京有一個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他對大翻譯家林語堂的英文非常看不上，卻拜服在辜鴻銘面前，他說，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裡，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1928年3月，辜鴻銘突然發高燒，各種治療均告無效，身體日漸衰微，4月30日病逝於北京家中，終年72歲。
辜鴻銘是個有趣的人，但更深一點，又覺得他有深入骨髓的悲哀。
按陳寅恪的理解，王國維之死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毀滅，辜應該也深有體會，但不願死，寧死抗爭。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裡說，我來是為了王的下葬。把這句話中的“王”換成“中國傳統文化”，正恰如其分的形容了辜鴻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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