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曉鬆身上有著讓人無法忽視的優越感。
他讀了萬卷書，也行過萬里路，把自己腦子裡裝的東西隨便拿出來說一說，就是一檔火爆的節目，《曉說》、《曉鬆奇談》，備受知識青年追捧。
他說其實自己就是在那兒坐著瞎扯淡，所以一開始本來想把節目名字叫《閒著蛋疼》，製片人覺得太粗俗。後來還是在和韓寒夫婦的飯局上，韓寒給起了名字“曉說”，製片人才鬆了一口氣，總算是有了名字了。
他有時嬉笑怒罵，有著北京土著特有的貧勁兒，但也難掩他確實廣深的知識面。在《奇葩說》上，動輒就是上下五千年，出口就是詩詞歌賦，還有家國這樣的“大命題”，能把一個辯題再拉高一個段位。
他還喜歡發大臉自拍，換作別人早被唾沫水噴死，但高曉鬆不會，因為他已經這麼有才華了，如果再有顏值，那叫其他人還怎麼活？他自嘲臉太大、長太醜，但自覺命已經足夠好，所以依舊任性自拍，自己樂大家看著也樂。
他的優越感和高知屬性，和他的出身有關。外公張維是深圳大學首任校長，兩院院士，外婆陸士嘉是北京航空學院籌建者之一，外舅公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醫”之一，舅舅張克潛是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主任，父母也都是清華大學教授，母親還是樑思成的學生。
父母離婚後，繼父黃二陶還是開國副總理黃炎培之孫，水利大師黃萬里之子。
這樣的基因出身，讓高曉鬆有了學霸的潛力，他又對世界充滿好奇。一有什麼問題，父母就給寫一紙條，讓去找誰誰誰，那人一輩子就是研究這個的。這是住在清華園的特殊待遇，周圍住的都是各學界的泰斗人物。
他得意洋洋自己一路讀的都是北京最好的學校。中學六年都在北京四中，而且是學習成績最好的A1班。成績好到什麼地步？高考的時候，只有高曉鬆一個人因為考數學時遲到，答題扣了幾分，其他人都是滿分。
全班除了前十名已經被保送到清華的，剩下的學生平均分還要高清華錄取線40分。
高曉鬆就這麼輕輕鬆鬆的上了清華，而且是清華四大系之一的電子工程系。這樣才能在他們名校生裡被稱為“根紅苗正”。老狼就老罵他，“一股名校生的臭勁兒！”
家庭出身對他的成長和學習有很大的影響，成為學霸自是比普通孩子容易的多，但高曉鬆之所以能成為高曉鬆，更重要的還是父母對他的藝術教育。
父母自小就讓他學習琴棋書畫，為的是讓他成為有藝術修養的科學家。高曉鬆出生的1969年，又正是十年浩劫時期，家裡條件艱苦，母親於是常教育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不侷限於當下的生活，而是要心懷“詩和遠方”，聽起來文藝到天邊的一句話，放在生活裡也自是一套生活哲學，這是高曉鬆從母親身上學來的影響他一生的道理。
所以，當別人都在應試教育下埋頭苦讀心中只有課本時，高曉鬆還要搗鼓點別的。他創辦了北京四中的校刊，又辦詩社當社長。老師都說，當時的高曉鬆在學校那是活躍分子。開主題班會，好學生們不知除課本外還能聊什麼，高曉鬆張口就是世界軍事武器，聽得同學們一愣一愣的。
到了大學，他的心思便全栽在了音樂上，不管自己讀的繫有多麼牛X，那不是他喜歡的。但父母雖然開明，也不會讓他恣意妄為，而是要讓他自己認清現實。
那個年代正是搖滾時代，高曉鬆有了自己組樂隊的想法。向家裡要錢，父母不給，對他說，“你得先證明自己有憑此謀生的能力”。正值放春假，便要高曉鬆一個人去天津一個星期，臨行前還搜身，一毛錢都不準帶，只能帶一把吉他。
高曉鬆說，父母把“實驗地”選擇在了天津，而不是海南島，這是愛。
信心滿滿的高曉鬆帶著把吉他就上路了。沒想到，天津自立更生的第一天，彈了一天的琴只收到了5毛錢，其中有3毛2還是一北京老鄉給的。他沒用這僅有的5毛錢填飽肚子，而是花4毛7買了盒煙。
第二天又去天津大學，結果被當成流氓抓了起來，最後灰不溜秋回了北京。
這次實驗失敗，而且這麼沒面兒，家裡人也沒因此嘲笑他，只是都不再提起此事，高曉鬆也就打消了從家裡拿錢玩音樂的想法。
2.
高曉鬆說，他最討厭被生活壓迫。
“從小就覺得生活肯定會把我打得劈頭蓋臉，我會變老，爸媽會沒有，我會變得痴呆，反正最後都是生活贏，可是你不能那麼早贏。”
所以高曉鬆並沒有因此放棄他的音樂夢想。他找來幾位好友，又認識了老狼，給樂隊取了一個“特別重”的名字叫“青銅器”。
沒錢買樂器？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兒唄。吉他和貝斯都不到100塊，鼓槌就用刷子柄，排練時就著白開水吃大餅。最值錢的，是鍵盤手趙偉從家裡偷來3萬塊錢的合成器。
當時女生以供養男生為榮，一個宿舍六個女生拿出她們一個月的生活費，湊足了400塊錢給他們買了一臺音響。沒想到這樣發展起來的樂隊，竟也混了出來，成為全北京高校圈數一數二的樂隊，和崔健、黑豹、唐朝同臺演出。
不同的是，他們上臺時觀眾們都還在找座位、嗑瓜子，等竇唯他們一上去，觀眾把手中瓜子一扔站起來歡呼。但能為北京城最好的樂隊當暖場，他們幾個心裡也是自豪的很。
3.
但若這麼老老實實的繼續在樂隊裡待著，高曉鬆也不會成為今天“矮大緊”。他一生最難忘的歲月，也是使他的創作靈感一飛沖天的，來自一次海南大冒險。
1990年暑假的一天，海南一家酒吧向他們發出了演出邀請，從北京到海南，聽著就不靠譜，樂隊的幾個人覺得路途遙遠恐遭不測都不打算去，只有高曉鬆和老狼拎著包就上了車。按照老狼的性格他本不想去，只是當時在和後來的狼嫂在鬧分手，心情不佳所以跟了高曉鬆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可惜海南人民對搖滾不感興趣，他們也不願迎合去唱粵語流行小曲，沒多久就被炒了。算算掙來的錢，勉強夠一個人回北京的車票，高曉鬆發揮了革命的大無畏氣勢，對老狼說，“你先走，別管我！”
這是高曉鬆會做的事兒，人是他帶出來的，自然得把人送回去。而且學校馬上要開學，已經厭倦學校的高曉鬆無所謂，可老狼還是好孩子一枚，不敢耽擱，因為颱風停船，他還要坐飛機從海南迴廣州，當時副廳級以下幹部都幾乎沒人坐過飛機。
老狼走後，高曉鬆買了一張去廣州的末等艙船票，兜裡揣著僅剩的10塊錢就去了廣州。到了之後又找到中學時期的一男同學，這位男同學還一度懷疑自己的女友和高曉鬆有染，但沒辦法，高曉鬆還是厚著臉皮去蹭飯蹭床，直到“情敵”實在忍不下去了，給他買了去廈門的船票，趕快把他這位爺送走。
這麼說來，這位“情敵”還是功臣，若沒有他，高曉鬆便不會有廈門那一段美好往事，那首《同桌的你》也不會來的那麼快。
4.
高曉鬆說，廈門大學對他的影響，要比母校清華巨大根號2倍，夢裡出現次數遠超所有母校。許多年後，再走進校門都會熱淚盈眶。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廈大，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崇拜，還收穫了最刻骨銘心的愛情。
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個秋天。
高曉鬆“流氓”的一面始終如一，到了廈大就先摸到了女生宿舍（那個年代女生宿舍對男生開放），隨手敲開一門，自稱“流浪歌手”，讓幾位姑娘興奮不已，趕忙請進去，還用酒精爐給他煮了巨香的粥，姑娘怕不夠香，還往裡放了些桂花。
當時的高曉鬆臉只有現在半扇大，長髮飄飄，還頗有幾分氣質。高曉鬆說，他就像一個掉了隊的紅軍戰士，一不留神進了革命老區。
後來高曉鬆被一廈大的青年教師夫婦收留，在他們的教工宿舍裡住了一個月。除了幫忙打掃、刷碗，英語極好的他還幫那位教師應付了考職稱時的英文考試，一天高曉鬆想買個禮物送給他們，但手裡已經沒錢，便終於拿起電話給家裡打了電話。
這時清華已經開學，高曉鬆已經和家裡失聯了幾個月。但高媽媽的反應極為鎮定。
我：“媽媽——”
媽：“你在哪？”
我：“廈門。”
媽：“幹嘛呢？”
我：“沒事，沒錢回來。”
媽：沉默。
我：“你借我一千塊錢吧。”
媽：“我的地理知識沒出錯的話，廈門應該是個碼頭。”
我：“是的。”
媽：“我沒記錯的話，你20歲了。”
我：“是的。”
媽：“一個20歲的大小夥子在有碼頭的地方活不下去嗎？”
我：“好吧，我懂了。”
沒有劈頭蓋臉的罵也沒有要他趕快回去，也不擔心高曉鬆的境況，就像當時讓他一個人去天津自力更生，自己長教訓一樣，讓他自己看清生活的真相，為自己的行為買單。
打完電話之後高曉鬆還真去找了工作，但因為那個年代找工作不如現在方便，他在廈門是“沒有身份”的人，沒有各個單位給開的證明，沒有工廠肯收他。他當然也不會厚臉皮到再回收留他的地方，便向那位老師借了50塊錢，在廈大租了一間能住人的空間，只有5立方米。
說是住處，其實就是一個樓梯下方的斜角，五面體，唯一的傢俱就是兩塊木板。高曉鬆還樂觀的想，“幸虧有那塊小木板，不然還真不像個知識分子的居所。”這是他一直保持的豁達樂觀，即使生活再低谷時他也憑著這股勁兒捱了過去。
就像小時候高媽媽說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他蜷縮在這麼小的地方，為的也是他的“詩和遠方”。
在廈大他還遇到一位他稱之為“知己”的女孩，戀愛四年，分手時女孩要求高曉鬆不曝光兩人之間的故事，高曉鬆照辦，於是這位代號“X”的姑娘成為高曉鬆感情史裡最神祕，但也最讓高曉鬆難忘的一個。
只知道他們深深相愛過，那姑娘為了暗地在經濟上資助他，曾謊稱幫他找了個活計，記詞曲譜子每首5毛錢，高曉鬆因此在專業上還長進了不少。
分手前，他們又結伴回了一次廈大，在依稀能辨認出的小巷拐彎處接了一個長達五秒鐘攝氏36度的吻，然後兩人平靜的笑。
沒想到老高還有這麼浪漫的一段故事。
雖然在廈門流浪的那段日子真的是狼狽，但因為有一群和他同樣有夢想的人，聚在一起低吟淺唱，給予了他莫大的靈感，也是在這段時期，他寫出了《同桌的你》、《麥克》還有《流浪歌手的情人》等好歌。
很多人評價高曉鬆時，說他的一切都是因為他的出身，他生在那樣的家庭，無論是關係還是物質上都有常人無法擁有的支撐。這樣的理解有一定道理但重點卻放偏了，因為好的家庭給予的不僅有物質，還有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處世方式。
他在廈大的半年，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名校生”，也沒有人因為他是清華教授的孩子而高看他幾分，他只是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歌手，沒有錢只有音樂夢想，好有那股勁兒。
在廈大，從一個人到有一幫摯友，又寫出後來讓他和老狼大火的《同桌的你》。這些不是家庭給的，而是他自己的尋找。
5.
高曉鬆回到北京後，學是肯定不上了，又萌生了做導演的念頭，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預備班學習。但在最終考試時落榜，只得再另謀出路，便去了亞視做了實習編導。一次意外地機會，他開始為外面的公司拍廣告片，還憑此發了大財。
高曉鬆想起那時候的自己，說只想找個地縫鑽進去。那時候他才20出頭，一下掙這麼錢讓他急速膨脹。買林肯車，穿帶大毛領的皮夾克，左夾一公文包，右手拿一3萬塊錢的大哥大，還要在上面綁一大個兒的BP機。
連傳呼號也是最貴的，當時的傳呼號一般都是幾位數，而他的只有一個“6”。一說“呼6”，就感覺自己特洋氣，要多顯擺有多顯擺。
另一邊音樂上也開始有轉機。黃小茂找到他，拿下《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等歌的版權出了專輯，沒想到火的一塌糊塗。不過高曉鬆還真沒憑《同桌的你》拿到多少錢，這首歌讓老狼賺了800萬，黃小茂掙了2000塊，而他只有800快。
不過這他也不在乎，當時已經靠著拍廣告成為土豪了。
那一年老狼和高曉鬆拿下了所有音樂獎項的一等獎，這可把兩個人膨脹到了極點，有時候在頒獎臺下還嘀咕，“要是給我們二等獎，就不去領了。”
當時的他們招了業內一圈人的厭惡，黃小茂的老婆李靜回憶說，當時還在央視，採訪時，他們一坐下就是“北京癱”，回答問題吊兒郎當。問，“你們那首《同桌的你》是寫給哪個女孩的嗎？”，抬著下巴眯著眼睛答，“什麼哪個女孩，就是泡妞唄”，李靜耳機裡馬上傳來導演的聲音：這倆人完了，播不了了。
龍丹妮和汪涵也受過高曉鬆的氣。當時汪涵還是臺裡的攝像師，採訪約在了高曉鬆的家裡。誰知他們到了之後，發現高曉鬆竟然就穿著浴袍縮在沙發裡，毫不尊重他們。這也導致那次採訪無法播出，讓龍丹妮和汪涵氣到說，以後再也不要採訪這個人。
這是高曉鬆的膨脹期，驕傲、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都在他身上發揮的清清楚楚。
1996年，高曉鬆在南京五臺山體育館舉行了自己的個人作品音樂會。當天到場人達到該館歷史之最，門外頭還有幾百人沒買到票，只能在外頭站著。
任性如高曉鬆，要求組織者把門打開，放人進來。為他辦音樂會的宮庭海內心崩潰，“我們這是賣票的啊！”
高曉鬆才不管那麼多。“他們在外面，感受不到裡頭的氣氛！”，便自己去把門打開，人全進來。
於是，有票的站著，沒票的也站著。但來的都是真心的歌迷，現場萬人合唱，宮庭海也不得不說，那次音樂會氣氛真的是好。
6.
那個時期的高曉鬆是狷狂書生、風流才子。他有兩面性，寫的歌詞既純情又學生氣，如果他再低調一些，大家知道的他再少一些，怕都會覺得這個作詞者一定是一個內向又憂鬱的文藝青年。
但現實中他卻既輕佻又貧嘴，說自己的青春，就像個痞子流氓，浮誇到別人都要忘了他還是個才子。自古才子多風流，更別說生在那個空前開放的奇怪年代裡。
高曉鬆說，”那個時代的女生有一顆巨可愛的虛榮心：一定要比你灑脫比你牛B比你有膽比你有錢提上褲子比你還不幽怨分手之夜比你還不愛你！”
他的青春沒間斷過姑娘。初戀是中學時的同桌，那首《同桌的你》就因此而來。大學時那次海南大冒險，臨走前還有倆姑娘專程去送他，其中一姑娘還上了火車送了他一站。
後來高曉鬆在廈大漂泊時，還收到了這位姑娘賣血得來的1000塊錢，然而當時他旁邊已經摟著別的姑娘。
奈何姑娘們都對他那麼死心塌地，在和他最難忘的廈大女友交往時，還有女生千里迢迢來投奔，更神奇的是廈大女友還特意收拾東西挪地兒，等紅顏知己走了再搬回來。
這樣的時代，對男生來說還真真是好時代。
年輕時他的身邊從不缺姑娘，也是搭訕的好手。在他剛走紅的膨脹時期，一次去央視遇到歌壇泰斗喬羽老師，喬老賞識他要和他坐下來聊聊，結果還沒坐下他就看到一漂亮女主播走過，上去就說“哎我送你回家”，把喬老一個人撂在了那兒。
浪子也有想成家的時候，他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是和一個叫歡子的姑娘。
他在對外經貿大學門口第一眼見到她就虎軀一震，通過好友介紹，他們第二天就在一起，三天後就結婚，老高這第一次結婚玩的是閃婚。
除了是因為歡子太漂亮，還因為她簡直是“女高曉鬆”，和他一樣瘋瘋癲癲、超乎尋常、不能以常理斷。高曉鬆求婚的方式也瘋癲，直接拿菸頭往手腕上戳，燙到第三個歡子同意了。（原來包文婧向包貝爾求婚時，是學的高曉鬆這招）
可惜他們的婚姻如煙花，絢爛之後很快又結束，維持了不到兩年，高曉鬆稱這場婚姻的失敗是“基礎性的崩潰”，一度陷入離婚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從作品上看，那段時間也確實是他的空白期。
第二段婚姻也是源於一瞬間的“看對眼兒”。2004年，高曉鬆去當了南方都市報“深圳小姐”選秀的評委，認識了當時年僅16歲來自河南商丘的徐粲金，當時她還叫徐珊珊。
不知中間經歷怎樣的曲折故事，2007年12月高曉鬆宣佈女兒出生，大家這才知道老高竟在美國結婚了，確切地說是2007年2月結的婚。但為了表面好看，徐粲金被說成是留學生，他們倆是在美國相識，大家心知肚明也就一笑而過了。
因為有了女兒，高曉鬆這段婚姻要“老實”的多，和女兒也是父女情深。因為酒駕蹲看守所時，媽媽、老婆去看他時他都沒哭，唯獨看到女兒哭了，見不到女兒一天都是漫長。
然而，他和徐粲金還是在2013年離婚，1年後才公開了這一消息。
徐粲金說，是高曉鬆提出的，說和她在一起不快樂，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創作空間。三天後，高曉鬆就收拾行李離開了家，徐粲金說，“我像從童話世界被忽然扔進傾盆大雨，渾身溼透”。
高曉鬆終究是個浪子啊。有人說，他是發情太早，持續的時間又太長。如今已經48歲的高曉鬆，會不會在下一秒又愛上一個姑娘?難說。
6.
2011年，高曉鬆栽了一個大跟頭。當年5月1日，新交規剛開始實行，即酒駕從原來的行政違法變成了刑事犯罪，最高處罰6個月拘役。而高曉鬆，就在5月9日晚被查到酒駕，造成4輛車追尾。
他的律師本想以證據瑕疵為由為他辯護，但被他拒絕，“有沒有執照我也喝醉了”。慶幸老天爺讓他剎住了車，還好只是追尾，若人出了事，那才是自己一輩子都無法承擔。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高曉鬆說自己之前太順，正好這下冷靜冷靜。不過就是6個月時間，即使辯駁了減刑1個月，也不就是“一片落葉的時間”嗎？
而在看守所這6個月，他把這難熬的生活又添了幾分情趣。
有人說知識分子去了看守所會很寂寞，那裡不是小偷就是殺人犯，無法交流。但高曉鬆不一樣，他是帶著痞味兒的知識分子，對另一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
問室友們的來歷，聽他們的故事，有一個人的故事他聽了太震撼還想拍成電影。他還和睡在自己旁邊的黑社會大哥成了朋友，吃光了別人私藏的一罐醬豆腐。甚至還和一位拜了把子，說等他出來了要帶他環遊世界。
他看有個年輕孩子不錯，說出來了讓他當助理。結果等到了時間經紀人死活不同意，最後給了那孩子一筆錢還給他報了新東方廚師學校。
在裡邊，他教兩個孩子寫詩，給他們默寫十三韻，有一陣子還掀起了一股人人寫小詩的小高潮。
為了安全，看守所的筆芯都是最柔軟的，他便把早上喝的粥塗在紙上卷在筆芯外頭，自制了筆。
沒有表，便自制了一個“沙漏鍾”，以水瓶裡水的位置來判斷時間。
後來太無聊了，他便開始找書看。他堅持不看觸動心靈的書，否則那樣的場景下讓人的內心太絕望，於是他讀《大英百科全書》，同時還翻譯了馬爾克斯的晚年小說，《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書名他譯成《昔年種柳》，是他2006年一篇博客的名字。
結果，他要看的書還有翻譯工作都還沒做完，六個月的時間就到了。
高曉鬆說，那半年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犯錯受罰天經地義，但因為他認錯及時又態度誠懇，高曉鬆出來後身價還比之前翻了倍。
最特別的是他把牢獄生活也過的別有一番情趣，一般進去過的名人都對裡邊的生活絕口不提，只有他把那半年的生活描述的繪聲繪色，不僅有虛的還有實的，那本《昔年種柳》就是。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這是刻在他腦子裡的堅持。
7.
醉駕事件後，“洗心革面”的高曉鬆看起來比之前還要忙。
做綜藝，《曉說》、《曉鬆奇談》、《奇葩說》；做評委；監製電影；出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看起來他是百花齊放什麼都做，只是更偏向文化節目了一些。
高曉鬆說，經歷了那半年的鐵門生活，他開始妥協了。對自己的作品，不再像之前那麼較勁，投資方要刪就刪，連陸川都說他，“你現在怎麼一點個性都沒了？”
他說自己就是一根筋，要麼什麼都不聽，要麼什麼都聽。
對四十不惑他也有自己的理解，“不惑”不是說什麼都明白，而是有些事不想去明白。
他說，“年輕的時候，每件事情你都想明白，因為老覺得，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張。後來等老了才發現，那慌張就是青春。你不慌張了，青春就沒了”。
一場車禍還有半年的沉靜時光，讓他學會了不慌張、不掙扎。
但仍還保有些堅持，去年《曉鬆奇談》因為加拿大一期節目引起爭議，他出面迴應時提到自己對節目越來越多商業植入的不耐煩，稱是“背離了自己的初衷”。
看到有句話概括的好：以前的他是面目猙獰，內心柔軟；現在的他，是外表柔軟，內心猙獰。
48歲的他還想再跟生活比劃兩下，4個回合已過，還有些氣力可以開始第5個回合了。
他說自己命好，投對了胎，入對了學，一路讀的都是中國最好的學校；入對了行，做最喜歡的事情，即使沒錢也能去幹他喜歡的事兒。這除了是命好，還是他那股折騰勁兒，不管境遇如何，是漂泊流浪身無分文，還是被困鐵門從名人到犯人，他都能搗鼓出自己的樂趣來，這也是能從老高身上學到的生活態度。
當然，也不要被他“絕不買房”的言論唬住，畢竟他在加州買了個農莊吶。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