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莊村
村情簡介：三合莊村，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建村，曾用名九家房、劉家官房、北官房、陸家官房，“文革”時曾更名紅星村。有110戶，417人，耕地面積704畝。位於街道辦事處東0.5公里，東至向陽村，西至麼六橋村，南至流芳臺村，北至大東莊村。2006年8月，三合莊村因空客A320項目佔地而撤村，於2010年11月啟動拆還遷工作，村民搬遷到華明新市鎮香園、馨園、悅園、敬園、慈園、芳園、錦園、潤園、喬園居住。
村名的由來
清同治年間軍隊開墾排地後，招民認墾，三合莊的土地為於明莊劉家佔有，並在此蓋了幾間土房，作為收租時存糧之所，人們習稱“劉家官房”。劉家僱傭貫莊李慶寶（其孫李樹常於20世紀50年代曾任三合莊村會計）照看房子及土地。因為平時僅他一個人居住，故鄰村人戲稱為“一人莊”。後來劉家將這裡七頃地當作女兒的陪嫁。
清末，劉家女婿陸錦於1924年升任陸軍總長，將土地還給劉家，又改稱“劉家官房”。後來劉家出了個劉家鸞（陸錦之內侄，1935年任天津保安司令），20世紀40年代，劉家將這片土地賣給了南荒草坨村的胡恩普，因該官房位於津北公路以北，村南各村習稱為“北官房”，又簡稱“官房”。
1943年春，村中素有威望的校董蔡玉璞老人到村塾找塾師傅元堂（字金軒），說全村人都討厭老村名，不願意叫官房，更不願意帶財主的姓氏，請老師給換個村名。當時，正有學生傅鳴山吟誦“《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傅老師便脫口而出：“叫三和莊吧，取天地人三和之意。”略一沉吟，繼而又說：“要不叫三合莊吧，取與麼六橋、流芳臺、仁慈莊（今向陽村）三村聯合之意，如何？”
因舊社會農村沒有電，更沒有什麼可以娛樂的，鄰村青年們常於晚間坎土坷垃“開火”玩。初為遊戲，但長了難免打傷頭部，造成矛盾，鬧不團結。僅有19戶、不足百人的三合莊常常敗於三個大村，所以老人希望官房與三個都相距一華里的大村聯合、團結。老校董欣然同意，連聲說好，興沖沖地回家做好一塊長1.8尺、寬6寸的新木牌送來請老師寫新村名。老師讓其族孫傅鳴山研墨，待墨研好後，就在木牌上自右向左寫下了洋洋灑灑的“三合莊”三個大字。老校董親自把它釘在當時村西南角蔡樹城（20世紀90年代任中山門三中校長）家一間靠南北通衢的小西屋南牆上，從此便有了三合莊這個村名。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日偽時期冒險販稻穀
蔡振玉從小生長在排地，當時海河按時漲潮落潮，黃河的水通過運河流到海河，又流到排地的東、中、西三河。每到農曆五月前後，含有西北高原黃土泥漿的水流到這裡，人們都叫“麥黃水”，水質甘甜，特別有利於水稻的生長。再加上那時稻農都施用農家肥，追肥也是用豆餅或麻醬渣滓，那時排地產的稻米，做熟了飯，不用揭鍋，一進院就香氣撲鼻，讓人嘴饞。
日本侵華後，日本人見到排地的稻米特別好，下令排地的稻米一律收歸軍用。1940年秋收後，日本人把排地產的稻穀都送到軍糧城機米廠，碾出白花花的大米，只讓日本人吃，不準中國人吃一粒米。中國人有吃稻米的或私自賣稻穀的，讓日本人知道就捆起來去喂狼狗或用刺刀挑死。就像排地民謠說的那樣：“排地好，好地方，水源好，土質強。產稻米，亮又光，做熟飯，撲鼻香。日本人，做軍糧，種田人，不準嘗。誰敢吃，用繩綁，喂狼狗，挑肚腸。”
舊中國有句俗話“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越是冒險的買賣越能賺大錢。蔡振玉曾在日本人的高壓統治下，冒險販賣過稻穀。
1943年，19歲的蔡振玉還沒搬到三合莊，住在麼六橋村。因生活困難，總想賺點兒錢。聽說販賣稻穀能賺對半利，但是很危險，如讓日本人知道了，得把命搭上。不過，見到北莊子（排地人對北部各村的統稱）人們不斷偷偷地來私買稻穀，既然人家能幹，為什麼排地人比他們買稻穀更有便利條件就不能幹呢？於是蔡振玉聯繫了他本家蔡衍傑和鄰居劉長祿，結交了常來私買稻穀的何莊子（今本區南何莊）人何秀嵐，幹起冒生命危險的買賣——販賣稻穀。
三人各處找親友求借，湊了80元錢，買了輛水管架子做的大鐵驢（自行車）作為運輸工具。頭一趟是在1943年10月下旬一天晚上9點來鍾，在麼六橋中河西中野圈的一個稻場裡，他買了360斤稻穀。為了避開走大道到麼六橋可能遇到橋西頭的巡警和橋東頭大陸農場（今麼六橋第二灌溉管理處）的保安隊偽軍們敲詐勒索的麻煩，不顧深秋夜間水涼，三人趟水把裝滿稻穀的兩麻包和自行車分別扛過溝去，和同伴們走小道奔新德莊（今大新莊）、北窯、趙莊子。
到李明莊橋頭已是半夜時分，發現橋西頭下坡處有人影晃動，嚇得他們像丟了魂似地。幸虧有經驗的何秀嵐叫他們都停下車子，用點棍（做支架用的短木棒）支好車子，老何點著一根紙菸，對著人影在空中順時針方向劃了兩圈，對方也用點著的紙菸同樣在空中劃了兩圈。老何說：“是程林莊分局的弟兄，沒關係，每人準備10塊錢，見了面道聲‘辛苦’，把錢給他，什麼話也別說，馬上走，保管沒事，只要過了李明莊就萬事大吉了。”
果然，他們走近，遞過錢去，老何一看認識，說了聲：“鬧了半天是你呀，辛苦了！”並遞過一盒老刀牌香菸，一行人就走了。過夜兩點多鐘，他們到了何莊子，等老何聯繫好，把稻穀賣出去。天亮後，按照老何的囑咐，把空麻袋裡裡外外粘的稻粒都擇乾淨了，再用老何早已準備好的高粱殼串一遍，為的是白天回去路上有檢查的，就說是販賣高粱的，他們即使檢查，翻翻麻袋也就信以為真了，因為販賣高粱是不犯法的。否則，如發現麻袋上有稻穀粒那可就麻煩了，輕者託人求情，頂少得花幾百塊錢，更甚者讓日本人知道了，有死無活。
頭一趟買賣除刨淨剩賺了70來塊錢，買自行車借的錢都還上了。在家歇了一天一夜，轉天夜裡又買了去賣。如此三天一趟，三人就幹起販賣稻穀的生意來了。
每輛自行車每月需要交給大陸農場保安隊和程林莊警察分局80元的買道錢。否則，他們夜裡派人專門守在各必經之路的橋頭上檢查。那樣，錢就花大發了。雖然已經花了買道錢，但有時個別警察因賭博輸了或急用錢時，還會夜間出來。只要遇上，每輛自行車至少要花10元錢。同時，為了給巡警和偽軍們留臉面，需要儘量繞開他們的駐處和哨卡，在夜間抄小道走，以避開眾人耳目。因此，販賣稻穀的人都成了“夜貓子”，總是在晚上9點來鐘行動，過夜3點來鍾到達目的地。
販賣稻穀主要是冬三月，這時道硬好走，一開春，道軟了，重車子走不動。可是冬天如果遇上西北風和下小雪，得步步頂風走。大冬天，弄著幾百斤稻穀，渾身出汗，半路上還得啃上頓懷裡揣的乾糧，要不，頂不到目的地就餓了。因為勞動強度太大了。周身不斷汗，當然容易渴，好在順著中河河邊走的時候多，隨時可以支好車子喝水，冰太厚時就到村邊找凌眼，弄點薄冰吃，受的那罪就別提了。
慢慢地蔡振玉也鍛鍊得一趟能帶三大麻袋（大綠線麻袋，縫口可裝180斤）500多斤稻穀並能騎上了。當時自行車外胎都是日本老頭牌或英國菲利普的，一般外胎承受不了那麼大的壓力。一冬起碼得換條新外胎。一趟馱500多斤稻穀，除去花銷能賺100塊錢。幹長了都把道買熟了。只要錢花到了，中國人不管。有時如遇日本人或鐵桿漢奸查夜，警察和偽軍們會提前偷偷地通知販賣稻穀的人們夜間別活動，避避風頭。他們也怕萬一被發現，有可能會受連累。總之，那個時候，只要避開日本人的眼，就可以買賣稻穀。
買賣稻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買稻穀時得找可靠的熟人悄悄地商量，怕讓第三者知道。一般人家都買不多，也就兩三麻包，誰家也不敢藏太多了，怕露了馬腳。因為大陸農場的高麗人早給估了產量，賣太多了怕遭來橫禍，留太多了也不好隱藏。販賣稻穀的人們收下稻穀時，有的藏在柴草裡，有的藏在地裡，現扒出來過秤。到何莊子賣稻穀也是一般戶都不要太多，因買太多了也怕暴露。
那時候，何莊子、孫莊子（今南孫莊）好多人家都用石碓（石臼）搗米，販賣給天津市裡租界地的英、法、俄等外國人。大概是這兩個村有手眼通天的人，也許是日本人故意給租界地的其他外國人留下這麼一個可供吃大米的渠道，所以日本人從不去這兩個村檢查，要不一翻一個準兒，誰家都有石碓，石碓裡搗出的米比碾米機碾出的米好吃得多，因機出的米太熱，走了油性。
日偽時期，販賣稻穀都是幾人一夥，這夥和那夥互不聯繫，誰都怕被別人知道。不過，幹長了難免夜間在路上相遇，如果遇上也是趕緊分開，絕不互相盤問，即使是熟人，也像陌路人一樣，再在村中相見，彼此絕不提販賣稻穀之事，為的是不洩密，互不打攪買賣。
1944年，蔡振玉和原幫夥販賣了一冬天稻穀。後來他知道了三合莊王金祥和麼六橋他姐夫張子珍等一夥，流芳臺張寶德與三合莊繩國柱等那夥是擔兩個席簍子販賣稻穀，一次挑百十斤，一個月也得交16元的買道錢。他們扁擔兩頭做上鉤，鉤住簍子的四根繩，如遇情況摘鉤就走，好躲到安全的地方。
注：此文完成後，曾與蔡衍傑、王金祥、張寶德、繩國柱等核實。（以上人員均已故去）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受尊敬的老人
三合莊人稱蔡三爺的蔡玉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原籍山東無棣縣帝賜街村。20世紀20年代初來天津東郊謀生，30年代定居北官房（今三合莊）。
1942年春，60多歲的蔡玉璞老人，為了不讓本村的孩子們上洋學堂學日語，接受奴化教育，決心在僅有19戶94口人的小村子辦所私塾，讓孩子們學習孔孟之道。
舊社會有“房屋寧肯倒塌光，也不做書房”的民諺。書房即塾館，因為房屋一旦做書房，一是孩子們唸書會吵，二是牆上需要亂楔橛子掛書包，放紙簍，弄些大窟窿，桌凳和頑皮的兒童磕碰容易弄掉牆皮。蔡玉璞老人騰出自家後院的三間土房做塾館，請無棣縣大王莊王魯儒做塾師，又挨家挨戶動員學生。全村只有王炳甫（後改名榮立）、劉鴻順、傅盛山、傅鳴山、蔡希文、蔡樹清、蔡樹森、薄雲龍和薄志達9名學生，他又到鄰村流芳臺、麼六橋動員了7名學生。北官房的私塾就這樣開學了。
1942年日本人因戰爭需要，讓天津東郊大量種植罌粟去制止疼劑。秋天塾師王魯儒吸食鴉片，作為校董的蔡三爺次年即將其辭退。又請在顧莊子教書的傅元堂（字金軒）來村任教。
1943年農曆八月，蔡玉璞老人嫌北官房的村名不好，與傅金軒老先生商議更換村名為三合莊，並當即由他親自將傅先生書寫的村名牌子掛在村邊顯眼處。從此有了三合莊這個村名。
1944年傅先生又在三合莊教了一年，年底回原籍時，蔡三爺還想請他明年再來。老先生因過年就73歲了，不願死於他鄉就不再來了。
三合莊村北東圈、中圈、西圈、東北圈和西北圈等處的土地，均屬於明莊劉家七頃地的範疇。20世紀40年代，劉家將土地賣給了南荒草墳胡恩普，胡家要漲租金並要重新丈量土地。因佃戶們多年辛勤耕作，將地頭溝畔靠邊靠沿的荒地都闢為良田，比當初租種的土地增加了不少。重新丈量要比原來多交不少地租。為此，蔡玉璞老人聯合有關佃戶抗議此事。先是哀求、說理無效，又歸官司。1944年秋，告到偽天津縣法院，從日偽時期一直到日本投降後的國民黨時期，胡家勾結貫莊吳世奎將蔡玉璞、陳萬德等代表們捉去吊打用刑，強迫撤訴。官府為了吃完原告吃被告，遲遲不予解決，以便榨取雙方的油水。最後以地主花錢多而佃戶們敗訴而告終，但是蔡玉璞老人因此愈受人尊敬。1949年後窮人們翻了身，胡恩善、吳世奎等被鎮壓，大快人心。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全村當兵第一人
三合莊第一個當兵的是傅盛山。他1927年10月生於山東無棣縣一個貧苦人家。祖母乞討為生，父輩兄弟六人皆為傭耕。因為貧窮，他的五位伯父都在青壯年時期未娶妻而成了老光棍，他的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在小時被活活餓死。
1939年因水災他跟隨母親，領著比他小6歲的弟弟逃荒要飯。1940年投奔在天津東郊給地主扛活的父親和伯父，定居北官房（今三合莊）。1941年至1942年，他在流芳臺和北官房讀了兩年書。1943年因家庭生活困難，16歲的傅盛山外出打工謀生。在唐山被日本人抓了華工，到河南安陽當苦力。無論是當搬運工，還是修黃河大堤，每天都幹10多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稍有懈怠，即被日本監工鞭撻。晝夜有荷槍實彈的日軍看守，形同囚犯。
1946年秋，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結束後，12月底他逃到湯陰縣趙家場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太行分區41團，成為一名戰士。
1947年3月，在山西太谷縣，41團被裝備較強的國民黨四個團包圍，傅盛山被炮彈打傷昏厥過去。一個被認為已死的人，後又僥倖被人救活，但與原部隊失聯。
1948年8月，傅盛山再度加入人民解放軍的隊伍，參加瞭解放戰爭中的太原、扶（風）眉（縣）、秦嶺三次戰役，兩次負傷，並榮立四等功。1949年9月5日，於陝西寶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全村入黨最早的人，以後多次被評為五好乾部。1964年底轉業，1965年1月被安排到河北省固安縣工作。在擔任縣棉花辦公室負責人期間，全縣棉田由6萬畝擴展到16萬畝，畝產皮棉由16公斤提高到110公斤，國家科委在固安縣召開了11個省市種棉現場經驗交流會。1985年他離休後，離而不休，騎自行車義務為全縣農民服務，幫助固安城關鎮建千畝大棚種蔬菜，搞黃瓜嫁接，西瓜嫁接、西紅柿、茄子改草本為木本，畝產值超萬元。同時，他還兼任固安縣關工委科技報告團團長。
傅盛山在固安縣工作了21年，曾兩次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表彰為先進個人，並獲得固安縣模範工作者稱號。離休後他還獲得縣、市、省和全國各部門的獎勵達40餘次。1999年9月他獲得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離休幹部先進個人稱號。2005年6月獲中國關心下一代委員會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稱號。《廊坊日報》、廊坊電視臺、《河北日報》《中國農民報》等十多家媒體都進行了報道。
2014年8月，他與世長辭。很多市、縣領導出席了他的追悼會。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難忘軍民魚水情
1950年婦女節剛剛過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兵團66軍196師587團奉命到天津縣二區（今屬東麗區）東北片墾荒。團部和炮兵連駐在僅有百餘人的三合莊。1、2、3營分別在仁慈莊（今向陽村）、流芳臺和大東莊，駐軍人數大大超過村民人數。儘管才解放一年多，群眾都住著低矮土房並不寬裕，但都將最好的房讓給部隊住。
三合莊副村長王長升年已半百，自己和老伴搬到放柴草的一間小南屋裡，將兩間正房讓給曾參加長征的李團長和他的副團長以及警衛員們做團部。村長傅寶倫將自家的五間房讓出三間，西頭兩間是電話班12人和聯絡上下級的幾部手搖電話，另間住炮兵連一個班12人，都是炕上睡6人，對面地上鋪稻草再睡6人。
587團的官兵們在荒草野窪裡搞測量、挖溝渠、建泵站、修涵閘、起高墊窪，又一杴一杴地把蘆根縱橫的荒地翻過來。為向“五一”獻禮，每人完成開荒一畝的任務，不知有多少人手掌起了血泡又磨出老繭。不管多忙多累，戰士們堅持每晚集合點名、唱歌，清晨為群眾挑水、掃院子、掃大街。有了部隊，處處都顯得那麼整潔而有朝氣。村中無論誰家鋤草、泥房，或抱著磨棍推磨，都少不了戰士們的身影。連小孩子哭了，只要戰士們一抱一鬨就立即乖乖地，甚至破涕為笑。
終日忙於墾荒種地，衣服鞋襪自然易髒易破，往往趁戰士們不注意，房東大娘們就悄悄斂去洗淨補好又放回原處。
在鹹水沽上師範的傅鳴山利用週日和假日教戰士們學文化，脫盲，並代戰士們寫家信。李團長贈他一支關勒銘牌金尖鋼筆。他至今已珍存60餘年，作為軍民魚水情的見證。
587團聘請麼六橋村種植水稻技術比較全面的老農孟繁起做技術顧問，從育秧、插秧、耙水地及田間管理，顧問都悉心指導。當年秋季即看到豐收在望的一片金黃稻穀。10月上旬，部隊先幫各村烈軍屬收割稻穀。10月14日，戰士們歡天喜地地在自己墾荒的土地上開鐮割稻。但他們還未全部割完，就奉命開拔。他們是第一批入朝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臨走時，李團長委託三合莊正副村長一定要協助留守的助理員發動附近的群眾把稻子收好送交新倉庫，地不要撂荒……
年近花甲的傅村長立即連夜跑到8裡之外的四合莊，將這一情況向區長王中秋做了彙報。次日清晨，王區長即徒步走到軍墾地附近各村問大夥兒：部隊開赴抗美援朝前線了，他們地裡的稻子怎麼辦？各村群眾自動放下自己地裡的一切活計，到軍墾地去割、捆、背，替部隊搶收，直至脫下粒來，又用畜力大車把千畝地的幾十萬斤稻穀送到30裡外的新倉庫，然後群眾才回家忙自家的秋收。
這裡沒有什麼政治口號，也沒什麼豪言壯語；既沒有人會說“奉獻”一詞，更沒有人想到“報酬”二字，此時如有人提到這兩個字，群眾一定會感到那是莫大的侮辱。
1957年秋末的一天夜裡，一位武裝整齊的戰士叫開了三合莊傅家的大門，說師首長來看傅大爺，老人趕緊起來迎出一看是當年的李團長。於是又到隔壁把當年的副村長叫來，三位老友擁抱在一起，這裡沒有什麼師首長和老百姓之分，只有軍民團結如一人的真摯感情。因為大部隊軍事演習去塘沽，路過的李師長只有一刻鐘的時間來看望當年的村幹部和老房東。這種軍民魚水情至今令人難忘。
撰稿人：傅鳴山，83歲
一個愛較真的人
傅鳴山，字鳳岐，1933年出生于山東省無棣縣傅屋子村。1940年，全家投奔在天津排地（今屬東麗區）扛活的父親，遷居北官房（今三合莊）。1946年，13歲的傅鳴山在流芳臺小學讀四年級，在褚老師的教導下學會了寫日記，一直堅持至今。1948年，中河小學畢業的傅鳴山考入天津縣立師範學校，在中榜的50名學生里名列第五。
1951年7月畢業，傅鳴山分配到大新莊小學，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1978年9月初，劉辛莊中學領導特邀他擔任兩個畢業班的語文課兼三年三班班主任。此後，傅鳴山克服教學繁忙，孩子多，父母年邁有病，十來畝的口糧田等家務瑣事的困擾，咬牙堅持學完四年電大中文專業課程。電大入學時有200多人，畢業時只剩下了92人。雖然傅鳴山是年齡最大的學員，卻以優秀的成績被評為“三好生”。
1980年暑假後，因高中語文老師被調走，校方決定由傅鳴山任高中文科班主任，並教授文理科兩個班的語文課。從上學期記分冊上看，兩個班的語文成績高得驚人。80分以上者佔80%，除一名70分以上者，其餘全為90分以上者。傅鳴山向校長和教導主任提出對學生重新進行摸底。將試卷中較難試題減去二分之一，刻印試卷。並跟同學們交代，以上學期期末考試題為範圍重新進行語文考試。測試結果下來，兩個班百餘人僅一人勉強得60分，餘者無一及格，不足10分者5人，最低者僅3分。
接過重擔的傅鳴山，兢兢業業，不辭辛苦，有一次暈倒在課堂上，學生們含淚送他回辦公室，他卻喝碗紅糖水繼續工作。經過兩個學期各科老師的共同努力，1983年高考，文科班除30名被百中提前錄取外，有12人升入大專，6人考進中專，升學率佔42%，成為劉辛莊中學建校以來升學率最高紀錄。
1993年底退休後，傅鳴山並沒有退居二線，反而步入了人生的第二個高峰。由於他勤奮好學，有著深厚的漢語功底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區、鄉、村等各單位紛紛邀請他編史修志。為寫好史志，他任勞任怨，東麗四五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處處有他採訪的足跡。有的單位和村莊他去過不止十次八次，有的老人他採訪了十幾次，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
從第一部《麼六橋回族鄉志》開始，他的修志熱情一發而不可收。二十餘載，先後參與編寫了《天津市東麗區文史資料》《東麗區志》《東麗區軍事志》等書刊33部，校對《東麗區人大大事記》《東麗區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集》及本區作家文友的作品集，如《許向誠詩選》等56部，評論《東麗區志》《跤壇風雲》等書刊36部。
除單位或個人邀請他校對書刊外，傅鳴山對公開發行的報刊書籍，只要發現字詞、標點、數據等有誤他都一一指出來。2009年，傅鳴山從書店買到一部《說文解字》，錯誤逾萬。為杜絕這些粗製濫造的書籍貽誤社會的行為，他找書店，致函報社、新聞出版總署等單位，歷時半年，將這本比盜版書出錯還多的工具書從全國各書店下架。
自2003年至今，耄耋之年的傅鳴山，先後出版了《鳳岐文選》《鳳岐文選續集》《鳳岐文選補續》《鳳岐文選綜續》四本書，包括詩詞、楹聯、散文、雜文、評論、民間故事、方誌、文史資料等。泱泱百萬餘字，記載著他愛黨、愛國、愛家鄉的深情，記錄下一個普通中學教師坎坷不屈、勇往直前的足跡，折射出他淵博深厚的國文功底和做人的準繩。
這正是：教學風雨淬韌性，不畏權貴鳴不平。編史修志結碩果，較真依然寫人生。
撰稿人：劉金鎮，73歲
原麼六橋回族鄉文化站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