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三日黎明，一隊人馬保護著唐玄宗從禁苑延秋門而出，匆匆向西疾馳而去。這支隊伍中除了皇帝之外，還有楊貴妃、楊國忠及楊氏的幾個姐妹以及太子李亨和少數幾位皇子，連皇帝的其他嬪妃、公主、皇孫以及百官都拋棄不顧了。可見安祿山叛軍的聲勢，潼關的失陷對玄宗震動之大，使他完全張皇失措，只能不顧一切地拋棄長安向西蜀地區逃命去了。

高力士與馬嵬之變

當玄宗一行走到馬嵬驛時，卻發生了禁軍譁變，殺死了宰相楊國忠，並迫使玄宗處死了楊貴妃。 關於這次事變是否是軍士的自發譁變，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事先有所預謀、有計劃的，但是關於主謀為誰，卻有著各種不同的解讀。從上面的引文看，有四個人比較引人注目，即太子李亨、陳玄禮、高力士、李輔國。

其中陳玄禮的意向最為明顯，史書記載他早在長安城中時就想誅殺楊國忠，在此次禁軍譁變中，他表現得最為活躍，而他本人又是禁軍大將，所以最有可能是他主導的此次事變。但是陳玄禮為什麼要誅殺楊國忠?其緣故史書中卻沒有明確的記載，於是有人認為大宦官高力士是主謀，因為高力士主導的內朝與楊國忠主導的外朝爭權，所以導致高力士必欲剷除楊國忠，陳玄禮只不過受其指使而已。不過這些均為推測之辭，並沒有多少史料作為證據。還有就是太子李亨，他與楊國忠矛盾最大，自然也願意乘機剷除楊氏勢力。

在上面的引文中，記載陳玄禮通過太子身邊的宦官李輔國，向太子徵詢過誅殺楊國忠的意見，“太子未決”。似乎太子並未參與此事。但是從其他記載看，太子李亨的態度卻不是這樣的。如《舊唐書·楊貴妃傳》載:“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同書《韋見素傳》載:“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即李輔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這些記載都明確說太子參與了密謀，並沒有“未決”這樣的態度，可見《資治通鑑》是為太子李亨避諱了。至於李輔國，只不過是個往來傳話的角色，並非此次事件的主角。

那麼，高力士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從上引《資治通鑑》的記載看，他是主張處死楊貴妃的，而且是縊殺貴妃的直接執行者，其積極參與的姿態是非常明顯的。原因應是怕楊貴妃秋後算賬，索性將楊貴妃也縊殺。而且從後面接著發生的事情來看，高力士支持太子的態度也是非常明顯的。

馬嵬事變結束後，玄宗命令繼續西行，“父老皆遮道請留”，玄宗於是命太子留下來撫慰百姓，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於是太子之子建寧王李倓、廣平王李椒(即李豫)以及李輔國等皆勸太子留下來，“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在這種情況下，太子只好派人報告玄宗，玄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資治通鑑》卷218)。

從此，太子李亨與玄宗在政治上分道揚鐮，擺脫了玄宗對他的控制。其實這一切也是事先策劃好的。據《舊唐書·李輔國傳》載:“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新唐書·李輔國傳》亦載:“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從這些記載看，上面所說的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完全都是事先預謀好的，也就是有人導演的一場戲。

那麼太子李亨到底擁有何種力量而能使他與玄宗的分道揚鑣成功呢?這就是他所掌握的部分禁軍部隊。《舊唐書·承天皇帝談傳》雲:“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談兄弟典親兵啟從。”說明在此次玄宗幸蜀時，李亨的兒子建寧王李談、廣平王李椒等均掌典禁軍，此二人所掌的這部分禁軍自然是李亨所倚賴的基本軍事力量。這部分軍隊有多少人呢，從上引的“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一句可以知道有二千人馬。

從“後軍”二字可以知道玄宗從長安逃走時，太子一直處在殿後的位置，也就是說他本來就統率著後軍。關於這一點還有史料可以證明，如《舊唐書·肅宗本紀》記載說:“車駕將發，留上(指李亨)在後宣諭百姓……(玄宗)乃令高力士與壽王帽送太子內人及服御等物，留後軍廄馬從上。”從以上情況分析，這裡所用的“留”字要比前面所用的“分”字更能準確地表達當時的實際情況。在這二千人馬中有部分飛龍廄兵馬，這是唐朝禁軍中的精銳馬軍，它一直由高力士統率，並任內飛龍廄大使。這支禁軍甘願跟隨太子李亨而與其老首長高力士分離，恐怕高力士本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嵬事變實際上是太子李亨、高力士與陳玄禮等人聯合發動的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行動，除了要達到剷除楊氏兄妹的目的外，幫助太子擺脫玄宗羈絆，使其能擔負起領導全國平叛的責任來，才是這場事變的最終目的。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高力士與陳玄禮皆玄宗的心腹之臣，有著數十年深厚關係，為什麼卻在此次事變中轉而支持太子呢?這就需要再作分析了。

楊國忠在朝廷專擅弄權，聲望極其不佳，當時人皆認為:“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高力士、陳玄禮難免也有類似的看法，因為陳玄禮就說過:“今天下崩離，萬乘震盪，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朝野怨諮，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舊唐書·楊國忠傳》)在這種情況下，當太子李亨出於政治需要對付楊國忠時，高、陳二人自然會予以支持。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邁的玄宗在叛軍進攻長安時，沒有積極地擔負起領導全國平叛的責任，反而遠避於西蜀，而太子李亨卻有意承擔起這副重擔，作為忠於李唐王朝的老臣高力士、陳玄禮，為了國家的長遠計，也不能不選擇與太子合作。同時作為與玄宗數十年合作的老臣，他們又甘願保護玄宗西行，這樣於私於公都做到了盡心竭力，就此點而言，高、陳二人的行為的確難能可貴。不過他們兩人與太子的此次合作並不等於他們加入了太子集團，或者是為了撈取個人政治好處。

馬嵬事變後，到底向何處去，這在當時引發了爭議。將士們認為楊國忠久兼劍南節度使，其勢力仍然存在，不可前往西蜀。於是有人建議皇帝到河、隴一帶去，有人主張到靈武(今寧夏吳忠北)，有人建議到太原，也有人主張回到京師長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唐玄宗的本意想去川蜀，但因眾人反對，所以也不好表態，只好沉默不言。御史中垂韋諤認為，如果回京，應當具備防禦的軍事力量，今兵力寡少，不如暫且前往扶風(今陝西扶風)，然後再決定去向。到達扶風后，軍中人心不穩，流言四起，玄宗非常擔心。恰好成都進貢的春採十餘萬匹運到了扶風，玄宗命將其全部拿出來賞賜將士，才使得軍心逐漸穩定。

為了能夠順利地到達成都，玄宗首先正式任命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為節度使，又命穎王先行前往成都，做好迎駕準備。然後將護駕軍隊分成六軍，命壽王李瑁等人分別統率，以次進發。其實這時跟隨玄宗的禁軍不過一千三百餘人，即使需要整頓，也未必一定要分成六軍。玄宗之所以這麼做，實際上是分散了禁軍的統率權。在此之前，禁軍由陳玄禮統率，此次分別由皇帝的親兒子壽王李瑁等人統率，說明玄宗已經不再那麼相信陳玄禮等外姓將領了。

玄宗逃難到蜀地

唐玄宗是經陳倉、散關、河池等地，即通過陳倉道，直達成都的。途中崔圓來迎，並進奏說:“蜀土豐穩，甲兵頗盛。”這使得玄宗久懸的心才稍稍有所放鬆，遂任命崔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即拜為宰相。到達普安(今四川劍閣)時，憲部(刑部)侍郎房棺來謁見皇帝，玄宗遂又任命其為文部(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到達巴西郡(今四川綿陽東)時，太守崔渙來渴，玄宗任命其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時又拜韋見素為左相。玄宗如此頻繁地拜相，一方面是要補齊楊國忠被誅殺後留下的中樞機構的殘缺不全，收拾已經渙散的官員隊伍之人心;另一方面他要通過這些行動顯示自己仍然牢牢控制著朝廷的大權。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玄宗在普安時還頒佈了一道制書，時間在這年七月十六日。這道制書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一是罪己，唐朝在玄宗自己統治時期出了安祿山舉兵叛亂這樣的大事，致使百姓塗炭，皇帝不得不逃離京師，玄宗不表示罪己責躬，顯然是說不過去的;二是宣佈以太子李亨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負責收復長安、洛陽;三是以永王李磷為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盛王李琦為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豐王李珙為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四是唐朝制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所謂“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也就是說將原來由中央統管的財權下放了，從而為後來的藩鎮掌財權開了先河。

“其署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各任便自簡擇，五品以下任署置訖聞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後一時聞奏。”將地方官員的任命權也下放了，這就為以後的藩鎮擁有闢署權開了先河(《全唐文》卷366)

通過玄宗頒佈的這道制書，還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即玄宗雖然被迫同意太子與自己分道揚鑣，但是他又不願意使太子的權力過大，所以分別任命諸子為各路節度都使，使太子的勢力不至於擴展到這些地區，同時也可以起到互相制約的作用。當然玄宗下放財權與人事權，並不一定是為了防範太子，而是出於對當時局勢的正確分析，因為唐政府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統一控制這些權力了，同時也是為了對付安祿山的需要。

這道制書的頒佈，還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玄宗並不想主動退出政治舞臺，即不想讓位於太子，他還要繼續掌控全國的局勢。但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早在這道制書頒佈的四天前，太子李亨已經在靈武正式即皇帝位了。在這道制書頒佈前，全國各地都不知道玄宗的下落，制書的頒佈才使軍民知道皇帝已經到了普安，並且正在向成都進發。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終於到達成都。經過幾天的休整後，遂於八月二日頒佈了(幸蜀郡大赦文》。在赦文中，除了再次檢討自己的過失外，重申了在普安時的戰略部署，命令太子與諸王協同合力，平定叛亂。再就是對被安祿山脅從的官員，只要能改過自新，歸順朝廷，原其罪行，優與官賞，用於瓦解敵人，爭取人心。這是玄宗作為皇帝發佈的最後一道詔令，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儘管此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尊為太上皇。

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武郡是朔方節度使的治所之所在，唐朝在這裡屯駐有大量的軍隊，早在天寶初期，朔方的總兵力即達64700人，馬14300餘匹，衣賜200萬匹段，可謂財豐兵精。尤為重要的是，朔方之兵多為久戰之軍，戰鬥力極強，加之朔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南下可直逼長安，東向經河東北部可進擊河北，威脅叛軍老巢，同時這裡又是控扼河、隴的交通樞紐，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地位。

太子李亨從奉天北上時，一路狂奔，馬不停蹄，有時晝夜奔馳三百里，猶如逃跑，士卒器械亡失過半，其狼狽情況不亞於玄宗入蜀。到了平涼時，才敢稍稍停歇，直到靈武后，才算安定下來。從此以後，靈武便成為唐朝平定安祿山叛亂的大本營，而玄宗避居川蜀，失去了領導全國軍民抗擊叛軍的地位，被太子所取代遂成為必然的趨勢。

太子即位真相

太子李亨於七月九日到達靈武。僅僅過了三天，遂於七月十二日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史稱唐肅宗。事情發展得如此之快，反映了李亨及其追隨者迫不及待的心情。

由於唐肅宗即位時玄宗尚在幸蜀的途中，所以並不知道已經發生的這一變故。到了成都以後，由於驛路不通，道路艱澀，因此仍無法獲得外界的消息。直到八月十二日，肅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到達後，玄宗才知道了這個消息。面對這種局面，玄宗還有什麼話可說，在國家危難之時，他只能接受這個現實，並且還得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不過玄宗並不願意徹底退出政治舞臺，軍國大事仍要奏與他知。

因為肅宗即皇帝位時畢竟沒有經過老皇帝的允許，也沒有傳國玉璽之類的國寶玉冊，於是玄宗又命韋見素、房琯、崔渙為使，奉國寶玉冊赴靈武傳位。除了這些東西外，還必須有正式文件為據，於是玄宗先後又頒佈了《明皇令肅宗即位詔》和《肅宗即位冊文》，這樣總算完成了新皇帝即位的全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