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秦暉 編輯丨黃曄
1996年，我寫的《問題與主義》一書出版，其中一篇文章叫《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20多年過去，教育改革還是提倡用素質教育取代應試教育，和20多年前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好像有人還認為退步了。
如果廢除應試教育可以解決問題，那1895年就應該解決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是大問題？我覺得，中國有一種現象，就是把太多責任加到所謂教育改革頭上。
“素質”高低與“應試”與否不相關
我贊成素質教育，也認為目前的教育亟待改革。但我反對把“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對立起來，也不贊成把“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作為教改綱領。這樣的提法並未抓住如今教育危機的實質，這樣的綱領更可能誤導教改。從邏輯上講，“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是兩個不同分類，是不可比的範疇。
“素質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它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質為目的。真要說對立面，就是其他目的的教育：
例如以培養某種信仰者為目的的神學教育（或者叫意識形態教育）；以培養好勇鬥狠者為目的的尚武教育（或者叫斯巴達式教育），鼓勵袁世凱稱帝的楊度就認為，西方所有文明裡唯一值得佩服的是斯巴達——斯巴達的教育不學別的，就培養戰鬥精神；
到了工業時代，很多人提倡所謂工具理性——信仰什麼不重要，關鍵是得有知識，能把技術層面的事做好，於是就有以增加“工具理性”為目的的唯智教育；
還有一種教育，是培養忠誠於某些個人的奴性教育。這種教育說起來太難聽，從來沒有人把它當目標，但秦始皇的體制大量培養了這種人。
在教育目的上講，素質教育是要反對唯神學教育、唯尚武教育、唯智教育、奴性教育等等，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是培養這樣一些人，那就徹底失敗了，但這和考不考試完全兩回事。
“應試”則是就教育過程而言，是成就評估、資源競爭、資格認證的一種測量手段。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教育家說教育是為了應付考試，但是考試仍然很重要。如果迴避了考試，有什麼可以替代？也就是說，和應試並列的其他選擇是什麼？
第一，以個人賞識（而非分數）為標準的“伯樂相馬”，是不是人才，伯樂說了算；
第二，以長官意志（或以可輕易“強姦”的民意）為標準的“推薦、保送”，“文革”期間考試廢除了，人才在“推薦”“保送”中產生，結果上來的基本是幹部子弟；
第三，以出身為標準的“種姓教育”“成份教育”（九品中正制就是強調出身），這種制度在中國至今還有，以農民工子弟不能在城市參加高考最為典型，這就已經不是應試教育了；
第四，以財力為標準的商業化教育，所謂貴族學校收費很高，有錢就上，沒有錢就別上。以上四點都是可以和考試並列的測量手段。
所以，作為測量手段的應試和作為目的的素質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疊，但把這兩者並列起來比較，甚至說哪個好、哪個壞，沒有意義。應試從來沒有作為教育目的，它只是一種測量手段，各種目的的教育都會採用這種手段。
通常認為，科舉制是應試教育的典型。在科舉制以前，中國有察舉徵辟制（重推薦）、九品中正制（重出身），它們不是應試教育，但就教育目的而言，它們和科舉制本無本質區別，都是為皇上培養官僚，或者說是找奴才。
從為皇上找奴才這一教育目的而言，科舉制勝過了察舉徵辟制、九品中正制，但它們都不是為了社會進步，也不是為了老百姓服務。這些奴才為皇上管理老百姓，叫做“牧民之官”，意思是說老百姓是一群羊，皇上需要找放牧的人。基督教也有這個說法，所以傳教士叫做牧師，老百姓都是上帝的羊群。
“文革”時期的教育改革的確針對應試教育，甚至把高考都廢除了，大家知道是什麼後果，人們的素質提高了嗎？當然沒有。
那種廢除考試，實行“推薦”、“保送”、政審和論出身的一類招數，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種姓制與異端迫害制之大成，比傳統科舉制更糟糕。現在又有人說中國的教育要擺脫考試。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跳出這個循環呢？
“素質”有無客觀標準？“創造力”能否教得出來？
人們常說，中國的教育只重視教授存量知識，使得中國人只會背書，扼殺了人的創造性。尤其是最近，中國跟美國關係搞不好，使得這一弊端很突出。以前我們不能創新，可以用別人的，現在得靠自己了。
這就有一個問題：創造力能教出來嗎？老師能教學生知識，教學生怎麼做人，但是怎麼教學生有創造力？如果不能教，那麼創造力是怎麼來的呢？
有人說，應試教育強調用“客觀標準”來考學生，束縛了學生的思想，妨礙學生提高“創造力”。這種批評不是沒有道理。
科舉制在前期實行的是策論，主考官出一道治國方面的題，讓考生自由回答。看起來是一個好制度，鼓勵真才實學，實行起來發現問題很大。因為策論不可能有標準答案，大家很容易創新，很容易有自己的主動性，這就容易形成幫派。
簡單來說，如果考官是左派，他就把左派的文章評成優秀，右派的文章都不及格。反之也一樣。這樣一來，皇上最忌諱的事情就發生了——朋黨。那怎麼辦？只有用客觀標準，儘量排除主觀。如果所有精力都搞這個，的確束縛了學生的思想。
問題是，從這樣的批評中是否能推出一種新的選擇？如果要在考試中體現出創新，我覺得沒有辦法考，創新憑藉什麼打分？假如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質，以什麼標準判斷人的素質是否提高？如果沒有標準，我們憑藉什麼說如今的教育不行？可能的新式教育，又憑藉什麼判斷人們的素質是否提高了？
如果素質的高下可以用客觀標準來考核，那麼這種客觀標準同樣會束縛學生思想，造成與所謂應試教育類似的弊病。假設我們把數學考試、語文考試、外語考試全部取消，只考一門叫做“素質考試”，那結果什麼樣？考試的弊病照樣都會存在。
除非把客觀標準改為主觀標準，所謂主觀標準說穿了就是推薦制、評審制，實行這些制度的前車之鑑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如果沒有任何標準，談素質又有何意義?
如果要考試，客觀標準不能不要，但是，這樣那樣的客觀標準能不能成立，才是關鍵所在。有些所謂客觀標準根本就是錯的，不是教學生知識，而是教學生謬誤。
我們的教育要有一個客觀標準，而客觀標準只能建立在存量知識的基礎之上，它的確不一定能促進增量知識，或者提高創造力，但是“不一定”並非“一定不”。
你讀了大量的書，不一定有創造力，可如果你不讀書，肯定沒有創造力。人類的知識創造是一個積累與飛躍相結合的過程，沒有存量知識，一定不可能有知識的創造力。
牛頓、愛因斯坦等都說過他們是站在前人肩上之類的話，任何真知的創造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想脫離源頭，脫離前人去搞那種拍腦瓜的創造，基本上只能創造出“水變油”“永動機”。這樣的偽創造、偽創新之所以可以盜名欺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缺少存量知識，才會上那些騙子的當。這樣的事，現在還不斷髮生。
那麼，知識怎麼從存量中產生增量的？
知識的創造機制本身就是很大的學問，在西方叫科學哲學。科學主要是理科的概念，如果把文科也聯繫在一起，我們不妨把它叫知識哲學。科學哲學有很多流派，波普流派強調證偽，庫恩流派強調範式變革……
這些觀點不管我們同不同意，但有一點很清楚的：他們誰也不認為知識的創造（或者人的創造力）能夠在課堂上教出來。如果物理、化學、生物不一定能夠給大家帶來創造力，那專門教一門知識創造法，或者創造力學如何？我對此不抱希望。
與科學創新相比，文學創造更能自由發揮，數學需要嚴格證明，文學連神話都可以編。既然文學更不受所謂存量知識的影響，文學創造也不是能教得出來的。
曾經有人問魯迅先生能不能把成為文學家的經驗寫成一本書，教大家如何成為文學家。魯迅先生說，關於《小說作法》之類的書已經很多了，但他不知道哪個小說家是看了這些書學會創作的。
自然科學的創造性比小說創造受到更大的約束，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相信愛因斯坦肯定讀過、考過經典物理學，但是絕對不會讀過相對論創造學。讀過、考過經典物理學的人，很少成為愛因斯坦，但是想從相對論創造學中學做愛因斯坦，更是緣木求魚。
所以，埋怨今天的學校只教存量知識而不教人如何創造知識，雖沒有說錯，但是並沒有意義。因為，學校根本沒有辦法教人怎麼創造知識。
當然，我前面已經講過，如今所教的“存量知識”究竟是真知，還是“存量謬誤”，這是真正的問題。我還要說，有很多存量知識不是教得太多了，而是教得太少，甚至根本沒有教，比如關於公民權利的基本知識。
民國年間，很多地方在小學就開設《公民課》，教孩子從小做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公民，不是一切都聽皇上的傳統臣民。《公民課》強調現代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教育、基本倫理教育與民主法治教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底線倫理教育，不一定強調什麼東西是最好的，但是應該教育大傢什麼東西是最起碼要做到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保護私有財產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這個東西是我的，那個東西是你的；你不能搶我的，我也不能搶你的。有些人很霸道，認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隨意搶別人的東西，那不等於搶劫嗎？市場經濟不能容忍霸道的人，如果我想要你的東西，你想要我的東西，我們之間只能交換。
為了治霸道的人，首先要講每個人都有不能侵犯的公民權利。大公無私、自願捐獻當然很好，但前提是自願，不能強迫別人大公無私。沒有這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會把搶劫，尤其是有權的人搶劫無權的人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比如我有權就可以拆你的房子，把你趕走。在這些方面，的確有很多存量知識應該教。
回來講創造力從哪來。
第一，社會要為創造提供儘量大的自由空間（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思想上的自由爭鳴等等）。知識創造、人的創造力首先不是教育體制問題，而是社會體制問題。創新是社會培養出來的，一個成功的創新機制其實就是一個成功的社會機制，這就是我講的“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
第二，社會要能對各種創造進行理性選擇。有了自由之後，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創造力？當然也不是。曾經有一個時代，中國非常鼓勵創造，叫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但是社會需要能帶來好結果的有效創新，不需要胡思亂想的偽創造。
有充分鼓勵創新的自由環境，又有良好的創新鑑別機制，還怕國人缺少創造力嗎？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發揮人的創造潛能，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社會機制，至於他們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養創造力的奧祕，我是很懷疑的。
“應試”作為手段：最無奈而又最“不壞”的選擇
如果取消應試，代之以出身等測量手段，結果只會更遭。應試的確給人造成很大壓力，根源何在？有人說主要在於教育資源不足，以前為了考上大學，真是不惜一切。
後來高校擴招，大學越辦越大、越辦越多，高考錄取率越來越高，教育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競爭仍然是很強烈。道理也很簡單，人往高處走，好的大學人人都想上。
當然，中國還是缺一塊資源——民間資源，美國好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發展的重要缺陷。不能說官辦教育一定搞不好，德國、日本也是以公立大學為主，但是他們同樣強調學術自由。
最後我講一下重點學校的利弊。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在不民主的時代，重點學校就是“貴族學校”，你要想上，要麼有身份，要麼有錢。民主時代靠分數。
我覺得，通過考試製度形成一些所謂重點學校，其實是難免的。只不過，要改變它帶來的弊病，需要在民主條件下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老實說，西方也有聚沙成塔，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另外我還要說，每一個教師，本身也是一個公民。我們除了在學校，還有在社區、家庭和社會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看起來不是教育領域的事情，其實對解決教育問題也是有意義的，中國的教育問題，從來不僅僅是學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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