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法老哈特謝普蘇特（Hatshepsut）坐像局部（1473~1458 B.C.，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愛金森理論幫助人們改變了對非洲祖先的看法。既然非洲是人類語言的故地，而這種語言已經存在了20萬年，那麼在6.5萬年前，也即人類走出非洲之前，現代人祖先就應當擁有一套原始的世界語，並可能已經熟練掌握語言表達的技巧，不僅如此，它還應當是一個組織有序的社會，擁有初級的宗教崇拜和祭祀體系，並具備對神進行命名和講述神蹟的能力。已經有人試圖證明，智人用語言製造的信息交流網絡，就是尼安德特人灰飛煙滅的根本原因，但非洲智人的最大優勢，並不限於預先策劃行走的目標與路線，而是從語言中獲得了宗教的能量，由此成為戰勝其他落後人種的強大武器。
語言和神話的關聯性，是闡釋世界的邏輯起點。在印度毗溼奴教看來，現實不過是神所製造的夢境，而世界只是神的遊戲場所而已。但人一旦被神創造出來，主體性就顯露出來，他在自我觀想中發現了“我（們）”的存在，並把它變成眾神最重要的對偶。人使用語言的最大動力，並非恩格斯所說的“勞動”，而是企圖喊出神的名字。按照伊利亞德的觀點，這是神聖（the Sacred）試圖通過世俗顯現自身的必然程序，這種藉助某種事物（神祇、符號、象徵物和事件等，也即語言學的“能指”）來表達“神聖”的途徑，叫做“神顯”（Hierophany,語言學稱其為“所指”）。
在一個質樸的原始神學構架中，最直接的“神顯”（原型的外部呈現），就是神的形象自身。從對自然神的敬畏之中，信仰冉冉上升，表達為一種可感知的顯象，它籲請智人發出呢喃和叫喊。在傳播中被複制的神顯，叫做鏡像，而被言說的“神顯”，則可以被視為“第二神顯”、“語詞神顯”或“語詞鏡像”，以間接地（隱喻式地）表達神的存在。人所使用的第一個文化語詞，不是“危險”或“食物”，因為這只是低端的“鳥語”範圍。一旦神聖的名詞被創造出來，它就由舌頭變成石頭，成為一種最堅硬的存在。
沒有人膽敢妄動神的名字，它是“第二神顯”中最重要的部分，猶如法力強大的咒語，跟神像、神龕和神之祭禮一起，受到最精心的呵護。管理神名通常是祭司的職責。他被要求記住所有的神名、神的性格、與神相關的教義和儀式，掌握請神和送神、跟神交易、占卜問事和禳解災難的技巧。神名猶如神像，需要用塵拂時時擦拭，令其在漫長歲月中，放射出溫潤有力的光輝。
在歐洲和西亞的少數神話體系中，曾經出現過神名被禁呼的事件。例如西閃族神話中的埃什蒙（Eshmun）意為“名字”，就是一個被禁呼的神名，象徵著自然界死而復生的植物神和起死回生的醫神。這是企圖把神名神祕化的重大策略。它不是要取消“神顯”，而是要讓該神聖名字受到更大的關注。在進入幽暗狀態之後，神名的內在光亮得以放大，形成更明亮的光暈，以激勵那些靈魂昏昧的群眾。
在走出非洲之後，智人的神學不斷分化和發育，在希臘地區達到罕見的繁榮狀態。希臘人甚至擁有上萬名神祇，其神格細分到不和神、災難神、餓神、爭吵神、睡神、騙神、憂神、淫神、嘲笑神、年齡神、傳聞神等，甚至月神都分為新月、滿月和殘月三種，文藝女神則有七位，分別具有七項完全不同的神格。儘管如此，神格的變化及其數量，仍然不是人所需要的基本尺度。
只有神名才是逾越語言學障礙的途徑。而從對全球各地神話中神名的音素研究中， 可以發現一種反向的“創世點效應”：假如以人類祖先的出發地非洲為原點，那麼距離非洲越遠，則主神的神名音素會越多，這意味著神的名字將被不斷加長。我把這種效應稱為“主神音素遞增效應”。我之所以選擇主神的名字，是因為主神被信眾呼叫最多，他必須擁有一個便於呼告的名字, 並多數以開口元音起首，響亮、簡潔、短促，語義單一明確。
儘管如此，在全球移民和傳播的過程中，主神的名字會因本土化而發生劇烈變更。這是由於，本土政治結構的支配性力量，超越了對眾神的敬畏。此外，由於新語義（義素）的不斷注入、疊加與融合，主神的名字變得越來越長，彷彿一條不斷蠕動生長的豆芽。在神話地理學的框架裡，這種神名膨脹現象，跟語言音素遞減恰好相反，卻完全符合全球神話非洲起源的邏輯。
在北非、歐洲、西亞和南亞區塊，神名音素遞增效應似乎並不顯著，它始終在中等數值段裡徘徊，但在越過東北亞和進入美洲之後，遞增的進程突然變得流暢起來,它不僅暗示了世界的盡頭，而且宣告了神名旅行的最後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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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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