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犯罪電影為什麼這麼強！？
韓國犯罪電影一直以其獨特的選材立意，成熟的敘事結構，細膩的角色塑造，從眾多類型片中脫穎而出，成為韓國影壇的一朵奇葩。前有成為影史經典的《殺人回憶》，風格獨特的《親切的金子》，後有推動現實立法的《熔爐》，口碑爆棚的《素媛》……看得出韓國導演在犯罪電影的道路上從未停止過探索和創新。
今年，韓國影壇又殺出一匹黑馬，電影《證人》將傳統的律政法庭戲混搭溫情治癒題材，演繹小清新犯罪片，自今年2月13日上映至今，不僅觀影人數破250萬，一度取代《極限職業》成為票房冠軍，且口碑橫掃韓國本土，在韓國主流評分網站 NAVER 上的評分更是高達9.17。
9.17分什麼概念？要知道堪稱韓影巔峰的《殺人回憶》得分為9.38，而打破韓國影史票房紀錄的《極限職業》也只有9.20分，所以這個口碑可以說是相當厲害了。
《證人》由李翰執導，青龍影帝鄭雨盛，和因出演《婚紗》和《與神同行》而被人熟知，被稱為韓國天才女演員的金香奇擔任主演。影片講述的是負責殺人案的辯護律師楊淳浩和目擊了事件始末的自閉症證人智宥之間的故事。兩個原本處於不同世界的人，因為一宗謀殺案相遇，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彼此逐漸敞開心房。
雖然影片題材並不新穎，情節套路滿滿，案情邏輯不夠嚴密，結局過於理想化，更被一些網友批“在世界中心呼喚愛”，但這些都不影響《證人》成為一部成功的商業片。
其實，犯罪片走小清新路線，《證人》並不是第一部。《素媛》、《7號房間的禮物》、《辯護人》、《一定要抓住》等電影，都是不同於傳統犯罪片的黑暗陰鬱，用明亮的基調和積極的態度去拍沉重悲傷的故事，在批判社會，揭露罪惡的同時，更著重對人世溫暖的表達。對情感的刻畫，一直是韓國影視的強項，所以當韓式小清新遇上好萊塢式重口味，成就了特有的韓國式犯罪片，在犯罪電影中成為一股清流，獨樹一幟。
那麼，韓國導演們是如何獨闢蹊徑，讓韓國犯罪電影在現實題材電影在大銀幕的較量上出現式微的趨勢時，一次又一次將觀眾吸引進電影院？
多元混搭，將經典元素本土化改造
《證人》雖然片名叫證人，但這部影片卻並非傳統的法庭戲。電影雜糅了犯罪懸疑、法庭辯護、動人親情、批判揭露社會黑暗面等韓國類型片的常見元素，將主題落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救贖，以及對自閉症患者的人文關懷上來。導演沒有著重刻畫法庭上的人性交鋒，而是利用大量的細節來刻畫了早已丟失初心的律師大叔和難以溝通的自閉症少女之間，從疏離到親密，再到相互理解信任的過程。
無獨有偶，影片《殺人回憶》，是最被人稱道的韓國犯罪片，但這部以連環姦殺案為噱頭的電影並不是純粹的犯罪片，而是通過這些案件來拷問歷史和社會，勾勒出一部韓國的現代史。此外，不管是《熔爐》中被賄賂的法官與為罪犯脫罪的律師，還是《恐怖直播》中不顧民眾死活的腐敗政要，韓國犯罪電影總是試圖在犯罪元素之外，通過對種種負面形象的公眾權力的刻畫來表達對現今社會問題的控訴和披露。
其實在韓國犯罪電影中，總能看見好萊塢動作片和香港黑幫片的影子，不管是緊張刺激的追逐場面，環環相扣的推理情節，還是小人物在困境中的苦苦掙扎，都是犯罪電影中的經典橋段，但韓國電影人並沒有直接照搬，而是將這些經典元素進行本土化改造，除去了好萊塢電影中以個人英雄主義為主體的強敘事，淡化了香港電影中的世俗煙火氣，將愛情、驚悚、親情、喜劇等元素融入，給犯罪電影增添了一抹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成為了韓國犯罪電影的一張獨有的“名片”。雖然多元素的混搭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犯罪元素所帶來的血脈僨張，沉重壓抑，但也讓影片在內容和情感上變得更豐富，更能引起觀眾共鳴。畢竟，相比好萊塢，香港電影對宏大場面，精彩打鬥，暴力美學的把控，韓國電影人更擅長煽情。
非典型角色設定，揭露人性的複雜思辨
在《證人》中，鄭雨盛飾演的男主楊淳浩年輕時曾是一名心懷理想立志維護正義的民間維權律師。但因父親早年幫人擔保，揹負上了鉅額債務，如今父子倆生活拮据。迫於生活壓力，楊淳浩不得不放棄理想，加入了一間知名律師事務所，專門為有錢有權的人解決麻煩，被人罵是“有錢人的走狗”，但其實，他也只是一個困於現實而無法自拔的普通人。
不同於傳統犯罪片裡善惡的絕對對立，韓國犯罪電影中的人物多具有多面性，不斷在正義與邪惡，罪與非罪間遊走，同時以對受害者、罪犯、偵探的反類型設定來揭示人性的複雜。首先，正義的角色總是以非正義形象呈現。如《殺人回憶》中主人公樸探員與其搭檔缺乏系統的司法訓練，在辦案的過程中出現很多荒謬的與其警察角色不符的行為：嚴刑拷打、找巫師尋找罪犯蹤跡，靠第六感來判斷罪犯特徵等，一次次荒謬的行為無疑在消解犯罪片中偵探角色的“英雄”形象。其次，受害者與罪犯的相互轉換。在《親切的金子》當中，失去孩子的家長們本是受害者，但當他們決定不將罪犯交予司法機關處置，而是在廢棄的教室由他們親自殺死罪犯，從他們動手殺人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從受害者變成了雙手沾滿鮮血的罪人。
這種角色的“去英雄化”正暗含了當下社會中“英雄”的缺失，對正義力量的弱化處理正是導演對現實的呈現和控訴，展現出一種黑色幽默的特質。而對罪犯和受害人的反類型設定，不僅讓影片充滿反轉，闡釋出人性的多變與複雜，帶有濃郁的哲學思辨色彩。畢竟，現實是，亮處必現影，暗處定藏光。
關注極端群體，展現人文情懷
《證人》的另一大看點則是由金香奇扮演的15歲自閉症少女智宥。由於住在被害人隔壁，智宥目睹了案件發生始末，但因其患有自閉症，讓她的證詞遭到質疑，認為“自閉症患者屬於精神病人，一個精神病的話怎麼能信？”。但其實智宥擁有極高的智商和邏輯能力，可以一眼判斷出男主角領帶上的水滴團數目，且熱衷於數字遊戲和解謎。雖然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善於與人溝通，但智宥聰明善良，堅強勇敢，是至純至善的象徵。當她問男主“大叔，你是好人嗎？”時，又何嘗不是對人性的質問呢？
韓國犯罪電影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愛將目光對準處於弱勢的兒童，或被傷害而難以發聲的殘障弱勢群體。一方面，極力刻畫他們的純粹和美好，作為善的化身與影片中的惡形成對比，折射出人性的扭曲，法制的不健全，社會的偏見。如《7號房的禮物》中智商只有6歲的龍九蒙受不白之冤被關進監獄，但他那份純粹的善良感動了所有人，讓本是關滿了罪犯的監獄逐漸化身天堂，人性的光輝在每個人身上閃閃發光。而堪稱毫無破綻的《殺人回憶》的結局中，當男主在田野中一籌莫展時，一個小女孩作為目擊證人出現，當男主問她是否看清犯人長相時，小女孩一臉純真地告訴他，“就很普通啊”，讓人感嘆，原來惡，一直就藏匿在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之中。
另一方面，他們的存在奠定了影片溫暖治癒的導向，讓故事不至於太過壓抑沉重，讓觀眾在悲憤痛心之外，還能感受濃厚人文情懷。這也是現實題材電影在大銀幕的較量上出現式微的趨勢時，韓國犯罪電影卻能一次又一次將觀眾吸引進電影院的原因之一。如電影《素媛》的敘事重心並不在一波三折的案件偵破過程，警匪之間的鬥智鬥勇上，而是聚焦於一家人遭受重創後的重建，父母儘量保持積極的心態，承擔應有的責任，和周圍人為幫助素媛渡過難關而付出的努力，使電影在精神上的崇高感應運而生。
泰戈爾說：“世界以痛吻我，當報之以歌”。而韓國犯罪電影中對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的關注，以及他們與現實社會間的相互映照，正表現出其堅韌的民族精神和對普世化情感的關懷。也讓觀眾在絕望中感受到希望和人性的美好。雖然偶爾會有過於理想主義的批判，但畢竟生活已經如此艱苦了，為什麼不能在電影中尋找一點希望呢？
結語
多元混搭，將經典元素本土化改造、非典型角色設定，揭露人性的複雜思辨、關注極端群體，展現人文情懷，韓國犯罪電影以自己獨特的藝術、人性、敘事、文化等多重話語對經典類型大膽突破。此外，反轉情節的敘事，精巧的懸念設置，高超的細節呈現，耐人尋味的故事結局等所展現出的多樣化的敘事結構，讓其不僅在商業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創建了別具一格的韓國犯罪片類型系統。
更重要的是，韓國犯罪片能立足於世界影壇在於其對政治制度的反思和社會問題的披露。不管是因為《熔爐》而設立的熔爐法，還是受諸多犯罪片的影響與民眾的呼聲，最終被延長的刑事案件公訴期，韓國犯罪電影用自己獨有的方式積極貢獻著改變社會現實的價值觀念。
當電影開始改變世界，你最希望改變什麼？
— THE END —
作者 | 張欣
編輯 | 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