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人物系列：北洋海軍副將、“濟遠”艦管帶 ——方伯謙

濟遠艦管帶方伯謙

方伯謙，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1854年1月14日生於閩縣（今福州市），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濟遠”艦管帶，1894年9月24日因臨陣脫逃被處決，時年41歲。

1867年，方伯謙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入後學堂學習駕駛。1871年畢業後，上“建威”練船實習，巡歷南洋新加坡、檳榔嶼及渤海灣、遼東半島各口岸。1874年，被留用在福建，獲五品功牌，充任“伏波”艦正教習。日本侵臺事件發生後，奉調入臺，教練行營精兵。旋調任“長勝”艦大副。1875年，調入“揚武”艦，以千總留閩儘先補用。不久在臺灣剿撫案內經沈葆楨奏保，擢守備，留閩儘先補用。

1876年冬，船政選派第一批留學生赴歐洲考察，方伯謙入選。1877年啟程赴英，留學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習駕駛理法。在校期間，方伯謙與同學嚴復、薩鎮冰等曾多次前往中國使館做客，熱情的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私人日記裡記錄了對這些留學生的觀感，認為方伯謙為人聰明，喜好發議論，表現欲強，但稍嫌輕狂。

1878年6月，方伯謙以優異成績畢業，被派入英國東印度艦隊旗艦“恩延甫”號（H.M.S.Emryafus），後應方伯謙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號軍艦實習，顯示了善於表現自我的性格。1880年5月，留學期滿，充任船政後學堂正教習，旋調練習艦教習，擢都司，留學生洋監督斯恭塞格對他評價是“聰明諳練”。

1881年，調入北洋，委帶“鎮北”炮艦。翌年，先後調任“鎮西”炮艦、“威遠”練船管帶，負責艦隊新兵訓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方伯謙受命率“威遠”留守旅順，方伯謙請於險要處修築炮臺，並親自監造。炮臺建成，即名為“威遠”炮臺。“威遠”炮臺雖小，但費用低廉，開支僅數千兩，當時頗受好評。時值朝鮮發生“甲申政變”，丁汝昌率艦隊赴朝，方伯謙指揮“威遠”隨行，駐朝鮮馬山浦。1885年9月19日，調任新購巡洋艦“濟遠”號管帶，不久因援護朝鮮有功，經李鴻章奏保，升補遊擊，並賞戴花翎。短短4年多時間，方伯謙獲得了當時普通中國武官夢寐以求的榮譽和地位。

濟遠艦

1888年北洋籌備海軍建軍事宜，方伯謙被調用天津，參與《北洋海軍章程》修訂。

1891年5月，李鴻章第一次到威海檢閱海軍事竣，奏准以方伯謙辦海軍出力，賞給“捷勇巴圖魯”勇名。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滿，實授北洋海軍中軍左營副將，可謂優遇已極。

方伯謙之所以在短短數年內能一路青雲直上，認真梳理一下北洋海軍軍官構成，就不難發現答案。

北洋海軍中高層軍官大都是福建船政學堂畢業生，且籍貫基本集中在福建。李鴻章對於外省人大量湧入自己一手創辦的海軍，自然充滿顧慮，然而出於人才難得考慮，又不得不如此。為駕馭這批外省籍軍官，牢牢掌控北洋海軍，李鴻章選用非海軍出身，但立有戰功，人品素著，善於調和諸將的同鄉丁汝昌擔任北洋海軍提督。對此任命，北洋海軍中一部分科班出身的閩籍中高級軍官大為不滿，結黨暗中抵制、要挾，為難丁汝昌，企圖取而代之，這派軍官以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為首，至於軍階在劉之上的左翼總兵林泰曾，雖也是閩人，但因性格內向、懦弱，風頭早被劉步蟾壓過，這批軍官是丁汝昌始終無法真正駕馭的。

當時由閩籍軍官擔任艦長的軍艦上，中級軍官大都是閩人，唯獨鄧世昌與方伯謙二人的軍艦上，有大量外省籍的中級軍官。丁汝昌必須樹立外省力量以平抑劉步蟾等影響，維護自己的權威。但在劉步蟾的閩籍軍官群體之外，北洋海軍高級軍官中少有的外省人“致遠”艦管帶廣東人鄧世昌，為人樸誠、敢為，但終因性格過於剛烈，不諳官場之道，也難以予以重用。而向來以“聰明”著稱的方伯謙，雖然對於提督一職也充滿慾望，但與劉步蟾等的不合作方法不同，方伯謙走的是一條捷徑，對高層採取積極合作態度。這位閩籍軍官中的特例，且又具備近代海軍知識的人物，深受李鴻章青睞，被李鴻章、丁汝昌倚為控制北洋海軍的左右手，因而一再得到升遷、重用。

北洋海軍

一路扶搖直上的方伯謙，被突如其來的高官厚祿及各等榮譽衝昏了頭腦，貪腐腐化也應運而生。據其自撰的益堂年譜記載，方伯謙先後在大沽、煙臺、威海、上海等地置辦房產。每到一港，必移其家眷到彼居住。而且在購置房產的同時，也陸續續娶了幾房小妾（其中一房納於其為父治喪期間），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年僅16歲。雖然，北洋諸將多有置地購產之舉，但像方伯謙這樣大肆行事的，實在少見，而像方伯謙這樣熱衷納妾的，更是絕無僅有。作為一名軍人，過於貪圖財富及享受，不禁令人擔心他在生死抉擇時的權衡取捨。

1894年4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幫助鎮壓，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為隊長。當時，朝鮮牙山、仁川等處，日本軍艦及運兵船往來不絕，其所運之兵馬、槍炮、彈藥、水雷、旱雷、電線、浮橋等不可勝數。日本當局之慾挑起釁端，昭然若揭，方伯謙見狀，遂上書李鴻章，提出五條建議，其中與海戰有關者二事: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力厚，分則勢單，未決裂前，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於威海、旅順，有事則全隊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於邀擊。至收泊之處，依於炮臺，以固北洋門戶，邊疆自不至為所擾”，主張將北洋水師化零為整，以基地為依託。二、“謂當速籌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並各船上多添快炮，則彼自聞而震懾”。書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戰爭。

停泊在劉公島島外的北洋艦隊

丁汝昌根據李鴻章命令，又派“濟遠”、“廣乙”等艦護送運兵船至牙山，以增援葉志超、聶士成軍，以方伯謙為隊長。6月22日晚，方伯謙獲悉日本艦隊將於第二天開到，遂令不堪作戰的“威遠”先行返航。6月23日拂曉，“濟遠”、“廣乙”完成護航任務，從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時，行至豐島附近海面，發現日本軍艦“吉野”、“秋津洲”、“浪速”。7時15分，方伯謙下令全艦官兵進入戰鬥崗位，準備迎敵。7時45分，日艦“吉野”突然向中國軍艦開炮，挑起了豐島海戰。在實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濟遠”、“廣乙”二艦沉著作戰，多次擊中日艦。激戰中，“廣乙”船舵被擊毀，傷亡慘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隨後方伯謙見敵我力量懸殊，下令轉舵向西北方向駛避。日艦“吉野”從後追來，方伯謙下令掛白旗，後又令加掛日本海軍旗。不久，運兵船“高升”和運輸艦“操江”誤入戰場，與“濟遠”迎面駛過。日艦“浪速”轉舵攔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繼續尾追“濟遠”，逼近至2500米處發炮猛擊。“濟遠”水手王國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連發4炮，命中3炮，“吉野”頓時火起，船頭低俯，不敢前進，於中午12時43分轉舵撤退，“濟遠”得以撤出戰場。此次海戰，中國軍艦“廣乙”擱淺自焚;運兵船“高升”被擊沉，船上千餘名中國官兵殉難;運輸艦“操江”被日艦擄走。

豐島海戰

回威海後，丁汝昌曾向方伯謙及艦上官兵詳細詢問作戰情形。並於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鴻章報稱:方伯謙查卻敵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國成為功魁，餘幫放送藥送彈之人亦稱奮勇。昌已傳令為首李、王賞一千兩，餘眾共一千兩，告諭全軍，以為鼓勵。至於方伯謙在海戰中的表現，褒貶不一。先是李鴻章於七月初六日致電丁汝昌，說“方伯謙牙山之役敵炮開時躲入艙內，僅大二副在天橋上站立，請令開炮，尚遲不發，此間中西人傳為笑談，流言佈滿都下”。接著，清廷又於七月十一日頒諭，以管帶“濟遠”之方伯謙，於牙山接仗時鏖戰甚久，炮傷敵船，尚屬得力，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1894年9月17日午後，北洋海軍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展開激戰。海戰中，北洋海軍的兩艘弱艦“超勇”、“揚威”先後中彈起火沉沒、擱淺。戰至下午3時30分，“致遠”沉沒，方伯謙即率“濟遠”逃出陣外。僚艦“廣甲”見狀，也隨之逃跑。日本先鋒隊四艦轉而圍攻“經遠”，將“經遠”劃出陣外擊沉。

黃海大海戰

1894年9月18日醜刻，“濟遠”首先回到旅順，方伯謙報稱“濟遠”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駛回修理，餘船仍在交戰。相隔近4小時後，艦隊方返回。

1894年9月22日，丁汝昌向李鴻章電告接仗情形:“濟遠首先退避，將隊伍牽亂，廣甲隨逃。若不嚴行參辦，將來無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鴻章因而作出奏請:“茲據丁汝昌查明，'致遠'擊沉後，該管駕方伯謙即行逃走，實屬臨戰退縮，應請旨將該副將即行正法，以肅軍紀。'廣甲'管帶澄海營守備吳敬榮，亦隨'濟遠'逃至中途擱礁，咎有應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職留營，以觀後效。”24日清政府下令將方伯謙“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參”。同日，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本月十八日開戰時，自致遠衝鋒擊沉後，濟遠管帶副將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當得知清廷下諭定罪行刑後，方伯謙方寸大亂，痛哭流涕求旅順的陸軍守將宋慶救其活命，宋慶則憤然道：“我恨無海軍生殺之權，自我操，則七月間已在軍前正法，尚復令爾重誤國家大事耶。”翌日凌晨5時，方伯謙被押往旅順黃金山下大船塢西面的刑場，行刑前方伯謙神情恍惚，口中用福建話念念有詞，行刑的兵士對這位逃將也充滿憎恨，並沒有讓他痛痛快快地死，“刀經三落，身首始分離，不復能衽習風濤眠籍花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