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澎湃新聞
澎湃特約評論員 金澤剛
河南瓜農龐某追偷瓜人反而賠了錢一事，一波三折。
宋某（女）與其女兒耿某“順手摘了”龐某承包地中的八九個西瓜。龐某追趕中拉拽電動車把，致使耿某雙膝蓋擦傷。出警民警認為“西瓜價值小”，案件情節顯著輕微，對宋某及其女兒予以批評教育。經現場調解，由龐某賠償宋某300元錢。
此事經媒體報道後，很快出現反轉，先是偷瓜者“主動退還”了300元。8月4日，河南鶴壁市公安局發佈警情通報：宋某因為偷瓜被行政拘留3日；龐某不承擔責任；對涉事民警採取停止執行職務措施，並依紀依規作出處理。
明明是小偷偷東西在前，結果卻使得被偷的一方在法律上反而陷入被動的境地。“我偷我有理”“小偷被法律寵溺”的事，不是個案。去年7月，桂林的陳宇因抓前來家中行竊的小偷黃某，在二人撕扯的過程中摔倒，陳宇摔在黃某身上，黃某甚至隔著衣服咬了陳宇，陳宇這才敲打了其頭部和腿部，致其死亡，結果被以過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訴。直到今年7月，當地檢方才撤訴。
這種“我偷我有理”“你追小偷成被告”的邏輯何以生成？基層執法中的誤解究竟出在哪裡？
在法律層面，追趕小偷致其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件如何處理，涉及刑事與民事兩個層面的問題。
在刑事層面，我國《刑法》第20條規定了“正當防衛。只有正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才負法定減輕或免除的刑事責任。
偷東西的行為無疑是不法侵害，面對不法侵害當然可以實施正當防衛。在正當防衛的認定中，對“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必須站在行為時的立場考慮，而非事後觀察，應當儘量避免“事後諸葛亮”，防止“唯結果論”。
在“偷瓜案”中，瓜農面對“小偷”只是拉拽了作為盜竊工具的電動車的車把，甚至都沒有直接對“小偷”動手，只是擦破了一點兒皮，這種正當防衛手段，不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沒有“明顯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再來看民事層面。我國《民法總則》第181條、《侵權責任法》第30條都規定，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正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正當防衛人應當承擔適當的民事責任。即，只有在“防衛過當”的情況下可能要承擔適當的民事責任。
但是，如果一個在刑法上屬於正當防衛的行為，卻要承擔民事責任，如何體現正當防衛的正當性和免責性呢？這不僅背離了設立正當防衛制度的應然之義，而且將民法與刑法人為的分割開來，其結果勢必是挫傷公民同違法犯罪作鬥爭的積極性。
類似的“追小偷被處罰”的案件一再發生，其實歸根到底還是個別地方的執法邏輯出了問題。如果不能把案件當成一個整體看待，不考慮追小偷的合法性和正義性，人為分割了盜竊在先、失主正當防衛在後的過程，結果就是“偷是偷，追是追”，一個案子生生被拆成兩件。而且，當偷的“情節輕微”時，“追“的責任反而越來越大，失主動輒得咎。小偷兒在逃跑過程中，擦破點兒皮，就需要法律去貼創可貼，那麼怎麼撫慰真正的受害者的傷痛？
處理了“亂斷西瓜案”的派出所責任民警之後，也該對類似的“追小偷案”的處理政策，好好洗一個澡，別都等著輿論來推動。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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