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成立於2011年7月，由俄政府打造，政、產、學、研、媒共同運作的智庫交流合作平臺，前外長伊萬諾夫任主席）發佈了一份30多萬字的《2019～2024全球預測報告》，對2025年的世界態勢進行展望。這是一份重要的報告，所展現的前瞻性對我們客觀、準確判斷國際大勢具有參考價值。
這份報告認為，2025年前的國際秩序發展軌跡主要由五大因素決定：一是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及其對外交政策導向。二是中美關係及兩國維護自身基本利益和原則立場的政策取向。三是俄美關係以及俄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係。其中，政治較量是否會演化為軍事衝突是個關鍵變量。四是現有國際“聯盟”走勢，特別是北約的穩定性和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這樣的“新型國際聯盟”的發展。五是歐盟、印度、日本等其他主要力量有國內和外交政策自主性，即“戰略自治”能力。
報告指出，國際社會是具有多樣性的，很難將所有元素都納入大國權力輻射的範圍之內，而且就大國關係本身而言也還存在很多獨立變量。危機和挑戰往往促成建立新的國際規則。當今世界不僅常受制於局部地區的微小麻煩，而且隨著每一場新的地區危機的發生，大國關係、國際安全的脆弱性也在增加。從現在起到2025年，國際局勢或將呈現以下四種發展前景，人類面臨艱難選擇。
2019年2月2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出席祖國保衛者日紀念活動並發表演講，稱俄將繼續提升國防能力以確保國家安全。
第一種可能，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被“格式化重啟”。美國將在經濟上繼續保持超級大國地位，其全球戰略重新回到“強硬實用主義”，即鞏固與盟國關係，顛覆經濟領域對美不利的國際機制和他國政權，淡化其“全球領導責任”，強調國家利己主義。推動美國政策調整的主因是其國內政治的發展變化：反對派試圖在2020年總統選舉前把特朗普逼下臺，將降低其實現連任的可能性。在權力更迭過程中，美國的精英階層至少在概念上會重新審視特朗普政策對美國政治生態和對外戰略的影響。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敗選，或者反對派在選前就將其政治遺產“銷燬”殆盡，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會重新加強，美國與亞洲盟友的防務聯繫也將得到進一步鞏固，美國與亞洲和歐洲國家商談多邊性質自由貿易區的項目也會恢復。美國或許將謹慎對待與中國的關係，試圖與北京達成暫時妥協，以擺脫“雙重遏制”局面，專注於與俄羅斯的政治對抗。美國也會有選擇地加強對伊朗的壓力，努力恢復在中東的影響力，同時進一步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
自由主義秩序的“格式化重啟”至少能讓西方感覺有能力迫使俄羅斯“投降”，這對俄十分不利。俄將更加被孤立，國際影響力進一步下降，並且必須面對兩難選擇：要麼回到消極防守狀態，並承擔由此帶來的所有後果；要麼在得不到任何保證的情況下向西方妥協，承擔巨大政治風險，與西方的關係從相互讓步變成“單向投降”。
第二種可能，新的多極化世界加速生成。如果特朗普連任，美國繼續奉行實用主義、孤立主義的政策，俄羅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獨特作用不斷提高，印度繼續其傳統的“自治”方針，歐盟因對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不滿而不斷提高自主性，那麼國際社會恢復特朗普執政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努力將宣告失敗，新的多極世界圖景將得以加速構建，人們將看到這樣的具體發展：北約在歐盟自主性上升的情況下仍推行對俄遏制政策；由於烏克蘭政府的腐敗和無能，烏問題持續發酵；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區域經貿制度難度加大，各經濟體更多倚重以自我為中心的區域合作安排；中國實力持續增強，對與俄結成更緊密政治、軍事聯盟的態度更加謹慎，中美保持可控狀態下的競爭關係；伊朗逐漸適應美國的制裁，俄在中東的作用更加積極，中國的影響力也有所提高。
儘管特朗普在國內遭到反對派前所未有的攻擊，但支持者的基本盤未變，總統地位仍相當穩固。需要關注的是，美國總統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執政理念出現重大轉變：從側重多邊重新轉為倚靠單邊或雙邊手段。準確地說，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將美國的全球治理從多邊模式調整到雙邊模式，在軍備控制領域則正轉向單邊主義。這樣做的目的是給予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更多行動自由，最大限度保全美國的傳統安全利益，而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受各種條約、協定束縛而承擔額外責任、作出過多讓步。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和《中導條約》是國際安全領域具有核心性意義的重大事件，是“核武器受控對抗”時代走向終結的標誌，反映了美國對未來幾十年繼續掌控全球戰略主導權的期待。伊朗核協議本是認知進步的產物，它表明各方意識到政權更迭不是唯一、更非有效的解決問題手段，但現在這種共同認知的紐帶正在瓦解。退出《中導條約》不是特朗普的個人立場，196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想要終結國際軍備控制體系，小布什總統在21世紀初就曾宣稱美國要退出《中導條約》，現在時機成熟了。即使特朗普不能連任，新一屆美國政府也不會讓國際軍控體系重回原有軌道。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的下一步是退出《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這意味著制約全球戰略安全形勢惡化的重心將從戰略穩定轉向戰術穩定。在此情況下，即便美國與俄羅斯或其它關鍵戰略安全方能達成某種雙邊或多邊的協議，其影響也將是短暫、有限的。曾經因為對核武器的恐懼催生了國際軍備控制制度的產生，使之有序發展，防止對人類造成致命威脅。
較之自由主義秩序的“格式化重啟”，新的多極化格局當然對俄羅斯更為有利。俄將得以擁有更大的外交空間來應對美國和西方的孤立與遏制攻勢，也更有能力實現自身對外資產的資本化目標。但即便是在邁向新的多極化征程的路途中，國際安全爭鬥的殘酷性也不會有絲毫減弱。在這樣一個過渡性時期，各國都竭力維護本國利益，將國內發展置於國際合作需求之上，全球治理被淡化，沒人能主動包容別人的錯誤，而且隨著各國國內問題的積累，利己主義的驅動和所付出的代價會越來越大。
第三種可能，兩極化趨勢再現。中美矛盾加劇，美國視中國為首要競爭對手，持續對中國施加壓力，試圖遏制中國的科技發展進程，阻止中國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隨著“貿易戰”的持續、相互“制裁”的升級，亞洲軍備競賽加速，中美對抗正變得不可逆轉，這會刺激已有的國際聯盟加強合作，同時催生新的國際聯盟。美國在印太地區鞏固與盟友的合作，一方面加強對日本、韓國等國安保承諾，一方面與印度、越南建立“準聯盟體系”。在美國的壓力下，俄羅斯和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合作逐步加強，中俄關系更加緊密。歐盟與美國存在戰略相互依存關係，可能不再執意堅持自己在對俄、對華政策上的獨立性。在俄羅斯的支持下，中國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將依託自己的發展模式採取更加進取的政策。
《全球預測報告》沒有明確點出“兩極”到底是中國、美國各為一極，還是中俄為一極、美國為另一極，但強調兩極化趨勢的再現有助於俄羅斯克服國際孤立狀態，通過構建新形式、新範圍的聯盟加強自身安全，同時也可能使俄羅斯失去迴旋餘地，降格成為中國的“次要夥伴”，並在戰略上過度依賴中國。
第四種可能，穩定的戰略安全格局被打破，重要權力中心之間爆發激烈衝突。2025年前如果出現國際衝突的局面，將是一系列看似孤立但相互又有某種關聯的事件影響逐漸累積的結果。每一個事件都可能是偶發和局部的，但隨著矛盾的不斷加劇，會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折，引發兩個或多個大國之間發生衝突，對地區乃至全球穩定造成巨大沖擊，並嚴重阻礙世界經濟發展。可能觸發這一局面的熱點包括：俄美在敘利亞、黑海、波羅的海等地區摩擦的升級；爆發針對軍事重地或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虛擬數字事件升級為現實軍事衝突；中美軍事力量在南海發生正面衝突；某國對另一或另幾國的大型軍事演習產生誤判，採取某種行動試圖取得先發制人優勢，導致衝突升級。軍事演習演變成重大沖突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歷史表明，大多數災難是在人們認為不太可能發生的時候突然爆發的。
轉自丨 世界知識
作者丨 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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