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兩篇文章中，《帝國嗜血——敦煌（沙州）的緣起！》中，講到了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
《帝國嗜血——沙州（敦煌）之圍！》中，講述了安史之亂後，唐朝最後三代河西節度使前仆後繼的堅持，以及沙州軍民困守孤城十一年中絕望的抗爭！
這一篇，我們著重講述吐蕃佔領河西走廊後，在河隴地區的推行的各種政策。將會涉及到推行部落制、官僚體制和等級制度、“計口授田”制度、辮髮文身和推行藏文等幾個方面。
以及，很多人關心的，河隴唐民的社會地位問題。
公元786年（唐德宗貞元二年），吐蕃圍城十一年後，沙州（敦煌）陷落。隨著唐朝在河西最後一個州郡落入吐蕃之手，整個河、隴地區全部淪沒。
吐蕃對河西諸地實行統治的時問長短不一，涼州歷時最長達98年（765—683），沙州（今甘肅敦煌）最短，僅62年（786—848）。
由於沙州為河西地區文化、宗教的中心，唐人家族保存最完整，文獻資料也最多，因此沙州成了窺見吐蕃在河西統治方式的窗口。
本文就以吐蕃在沙州的統治為案例，講述河西落蕃數十年的歲月。
公元786年，沙州唐人首領閻朝的領導下，以沙州唐人“毋遷它境”為條件，投降了吐蕃（詳細內容見《帝國嗜血——沙州（敦煌）之圍！》）。
吐蕃在佔領沙州後，基本兌現了承諾，沒有縱兵掠奪，也沒有外遷人口，還任命閻朝為“部落使”，協助吐蕃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統治者便發現，閻朝在沙州的影響力太大，具備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能力。終究是種潛在的威脅，但即便如此，吐蕃統治者也沒有一殺了之。
而是先派他去吐蕃首都邏些（拉薩）覲見贊普，通過往返一年多的時間來冷處理。
等他返回後，吐蕃人暗中買通了閻朝的侍從，讓他在閻朝的靴子裡不斷灑下慢性毒藥。毒藥通過皮膚吸收，閻朝的身體也就慢慢虛弱下來，最終毒發身亡。
由此可見，吐蕃在統治河西期間，雖處於絕對強勢的地位，卻依舊儘量避免和當地豪族正面衝突，而是通過拉攏的手段，使其協助推行統治。
與閻氏家族相類似的，還有張、陰、索、李等河西大族，他們的家族成員均累世在吐蕃河西政權中為官。
其中，河西陰家的經歷頗有代表性。
陰家自稱出於南陽新野，自隋朝以來便活躍在沙州地區，到吐蕃佔領之前，已是有名的敦煌大族。
陰伯倫的祖父陰瑗嗣，官至唐朝正議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開國侯。
其父陰庭誡，為唐朝左曉騎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沙州鄉貢明經。
陰伯倫本人則是唐朝的遊擊將軍、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賜緋袋、上柱國。
不幸的是，陰伯倫所處的時代，正在沙州陷蕃前後。其雖在閻朝率領下，積極參與了抵禦吐蕃的軍事行動，並立有戰功。
但一人、一家族，一州之地，均無力改變天下大勢。沙州在經歷十一年之圍後，彈盡糧絕，外援無望，不得不與吐蕃人獻血為盟，舉城投降。
陰伯倫也被迫，含淚“屈膝兩朝之主”向吐蕃人稱臣。吐蕃人對陰氏家族頗為看重，任命陰伯倫為“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並赦免了陰家的十一稅。
這使陰氏一門，“六親當五秉之饒”，坐擁良田萬畝，杏桑萬株，還擁有四座莊園和無數的牲畜。
但家族繁盛的背後，卻不能抹去漢奸之名。到陰伯倫長子陰嘉政晚年時，心中的塊壘實在無法消除，但又受制於人無可奈何，只能轉向佛教尋求心理慰藉，便與其弟一同在敦煌莫高窟開掘功德窟，以減輕心中的負罪感。這便是有名的敦煌第231窟。
敦煌第231窟壁畫
於此類似，吐蕃佔據河西期間，鳴沙山上鑿石之聲不絕，畫師燭火晝夜不息，很多供養人都是與吐蕃合作的河西大氏族。
而其中，張氏家族的成員張謙逸，官至沙州大都督，為唐人所能擔任的最高官階。
張謙逸死後，其官職父死子繼，張議潮續任為沙州大都督。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張議潮同沙州副都督安景旻、沙州副千戶長閻英達，共同舉起了歸義軍大旗。只一日，便驅逐了吐蕃守將，光復沙州城，完成了幾十年來河西唐民的夙願。
可見，雖然拉攏河西望族，確實起到了鞏固統治的作用，但只要吐蕃控制能力下降，這種方式的破壞力，也一樣非常巨大。
敦煌第231窟壁畫
吐蕃對沙州大族的拉攏，只是其統治手段之一。在其統治沙州的幾十年中，對原有的唐朝制度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適應吐蕃王朝固有的管理模式。
綜合來看，吐蕃對沙州的制度修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廢棄唐朝行政體制，改設代之以部落制。
2、推行自己的官僚體制和等級制度。
3、改唐朝均田制為“計口授田”。
4、辮髮文身和推行藏文
第一點、廢州縣制，行部落制。
唐朝地方行政區劃是道（府）、州、縣三級，縣以下設有鄉、裡。
沙州屬縣一級政權單位，下設有13個鄉。吐蕃佔領後，廢除了原有的13個鄉，代之以部落制，以與吐蕃本土的管理方式相似。
其最基本的單位是千戶（部落使），千戶之下是小千戶（五百戶組織），設小千戶長一人。小千戶之下為百戶（將頭），最小的基層組織是十戶，設十戶長。
吐蕃對沙州唐民的部落設置，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時期）。每個時期，根據不同的政治需求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吐蕃佔領的初期（786--790年），吐蕃最初設立了鄉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門親表部落。
鄉部落——基本就是將唐朝所設沙州十三鄉建制改為部落，並統計人口和田畝，以便徵發賦稅和搖役。
僧尼部落——是將沙州地區寺院中的僧尼單獨編籍，自成部落，以便與普通民戶分開。
道門親表部落——是吐蕃設立的由道士、女官及其親屬所組成的一個部落。
此時，吐蕃對沙州唐民的部落設置，可以看做是草創，基本還在唐朝框架內。並且，此時的唐民部落並不承擔軍事性任務。
但隨著吐蕃統治的深入，進入蕃佔中期（790--820年）後，吐蕃河西管理機構又對唐民進行了重新劃分。
出現了擘三部落、上下部落、絲綿部落和行人部落，而之前設置的三個部落類型，再也沒有出現在史料中。
此時的部落設置，除了出現功能性外，行人部落也開始承擔一部分軍事義務。
到了蕃佔後期（820--848年），部落設置又出現了變化。唐民被劃分成阿骨薩、悉董薩、悉寧宗三個漢人軍事部落和一個通頰軍部落（唐胡混雜部落），並把沙州唐民和其他民族也納人自己的軍事組織當中，希望能達到對征服地區長期統治的目的。
同時，吐蕃時期沙州的戶籍制度非常嚴格，其中家庭成員的死亡、出家、嫁娶均有記載，稱為“牌子”。
這種嚴密的戶籍制度，對吐蕃控制沙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點、重新設定官僚體制和等級制度。
吐蕃在河西地區的官吏設置很複雜，如果仔細寫能寫一本書，而且各種官階之間，似乎還存在互相替代和高低變化。
總體上來說河西吐蕃最高的管理機構，設在東部的涼州和西部的瓜州。沙州從管理層級上，隸屬瓜州節度使節制，在本地的官員品階由高到低分別是乞律本、節兒論、監軍、都督，部落使和將頭。
需要注意是，河西唐人能夠擔任的職務，最高只有做到大都督的記載（張議潮及其父親），更高層級的官僚全部都是吐蕃人，即便是低等級的都督和部落使，唐人也多為副職，正職一般也是吐蕃人擔任。
這也比較好理解，畢竟是佔領區，身份地位的差距無處不在。
第三點、均田制改為吐蕃的“突田制”。
唐朝在河攏邊境地區長期採用均田制，吐蕃佔領河西后，改變了唐朝的均田制度，轉而實行“突田制”。
“突”是吐蕃田地的計量單位，“一突”相當於10畝。吐蕃河西的突田制是以嚴格的戶口人數統計為基礎的“計口授田”。
授田標準為每人一突，即“一人授田十畝”。突田制與交納賦稅密切結合，土地的農業稅稱為“納突”。
同時，吐蕃統治者還對“納突”人群進行了區別，分成“納突戶”與“不合納”。前文所說的河西陰氏大族，便屬於“不合納”的減免優待戶。 另外，寺院田產也屬於“不合納”的範疇。
第四點、推行藏民族文化，消融漢民族文化。
吐蕃佔領河西后，大力推行藏文化統治，強迫漢人改穿吐蕃服飾，改變原有風俗習慣，每年只准許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漢服祭祖。
取消了唐朝設立的“州學博士”、“鄉貢明經”和譯語學官，廢除科舉取士，取締原有州、縣官私學校，實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學。並將藏文作為官方文字廣泛使用，改變原有漢族天干地支紀年方式，推行陰陽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紀年。
白居易《縛戎人》一詩中寫到:“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系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保存在敦煌藏經洞的寫本也提及，“ （陰家投降後）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髮”。
可見當時，吐蕃在河西地區強硬推行“辮髮左衽”的民族傳統，以對抗傳承久遠的漢文化基礎。
但文化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雖然吐蕃強迫漢人改變原有的服飾、禮儀、髮式和語言，但在沙州六十多年的統治還是時間太短，雖然大多數河西唐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多說藏語、寫藏文，但漢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始終未能斷絕。
目前保存下來的很多文獻，都是藏、漢兩種文字對照書寫的，這陰差陽錯的導致，敦煌寫本成了學者們研究古藏文的一個窗口。
關於吐蕃在河西推行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我寫的比較簡單，這不意味著這方面的內容少。恰恰相反，敦煌藏經洞內保存了大量這時期的文獻，國內外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如果大家對此類內容感興趣，可以參閱本文後的參考書目，每一本都是大部頭，夠啃一陣子的。
下面說一個大家比價感興趣的，多少有點敏感的話題。
吐蕃佔領時期，河西唐民是奴隸嗎？
以前每當談到河西唐民的社會地位，多會引用唐代文學家沈亞之的一段文字:“自瀚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其實，沈亞之的記述，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
“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只是河隴一部分唐人的遭遇，並非所有唐人皆是如此。
吐蕃王朝施行的是一種封建+奴隸的混合型社會制度，通過戰爭劫掠奴隸確實曾長期存在。
例如，公元787年（唐德宗貞元三年），吐蕃攻汧陽、華亭（今甘肅華亭一帶），掠“男女萬人將出塞，令東向辭國，眾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 。
但需要注意一點，吐蕃掠奪人口為奴，主要發生在兩國邊境的拉鋸地區，這是種以戰養戰的戰爭行為。但河西地區自786年沙州陷落後，已經成了吐蕃的佔領區，唐軍根本無力反擊奪回。
作為佔領區的統治者，穩定地方獲取稅賦，成了主要的財政來源，這也是吐蕃優待河西大族的根本原因。
從目前保存的敦煌文獻記載上看，多數沙州唐民都掌握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應屬於小生產者的地位或自由民身份。
正如前文所述，吐蕃在河西施行了“計口授田”的政策，人均分配1突（10畝）田地，作為賦稅的基本單位。
突田耕種的收穫除納賦稅外，其餘的都歸唐民所有。如果勞動力不足，唐民有權將突田出租，並獲取佃租。而且，沙州唐民還有權出售自己名下的突田。
關於唐民出租、出售突田，在敦煌文獻中均有詳細的記載，我們甚至能夠看到相關的續約和售賣合同。（《申年正月沙州令狐子餘碟》、《未年安環清賣地契》）
另外，吐蕃在不斷調整唐民部落設置的過程中，逐漸將河西唐民納入了自己的軍事系統（當然是從屬地位，目前沒有任何資料可證明，河西唐人獨立成軍）。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民社會地位的提高。
我們之前提及，吐蕃王朝是種封建+奴隸的混合型社會制度，西藏本土的吐蕃民眾被分為“桂和庸”。
“桂”是指擁有奴隸和財產，並有權參加戰爭的自由民。“庸”是指從事各種職業（農業、畜牧、打獵等）的“奴戶”。
沙州唐民有權加入軍隊服役，說明中晚期唐民的社會地位，已接近吐蕃本土的“桂”階層。
必須要說明一點，河西唐民能夠擁有相對自由的社會地位，並不源於吐蕃統治者的“仁慈”，而是河西唐民不斷抗爭的結果。
吐蕃攻佔沙州之前，河西唐民團結一致，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守城抵抗。之後，在吐蕃佔領初期，沙州唐民又進行了多次起義，反抗吐蕃的統治。
如敦煌文獻《書儀》就記載了，驛戶祀國忠與張清的起義抗爭事件。
貞元十一年（795年），驛戶祀國忠等人不堪忍受，攜眾逃往瀚海軍（瀚海軍歸庭州節制，當時尚在唐軍控制下）。但被吐蕃人發覺後捉回，並流放酒泉。
祀國忠等人在酒泉再次逃脫，盜竊了馬匹和兵器，縱馬從酒泉奔向沙州，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達了沙州城下。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十一日四更，祀國忠等人突然衝入沙州城內，殺掉了衛士監使等人。
有百姓連夜將此事報告了，當時沙州漢人地方長官索公。因難以確知起義的具體人數，索公無法組織抵禦。他趕往龍興寺找到高僧摩訶衍彙報，並一起躲在寺院避禍。
天亮後，索公招集百姓十餘人，因吐蕃人嚴格控制鐵器使用（包括鐵質農具），他們找不到任何武器用來武裝。
當索公趕達沙州吐蕃節兒論住地救援時，包括吐蕃節兒論在內的多位吐蕃官員，已被迫縱火焚燒家宅，伏劍自殺，化為灰燼。
索公在僧人摩訶衍的協助下，用計將起義者擒獲，祀國忠等人無一漏網。之後在審判中，祀國忠等人均聲稱，起義的目的就是“戕殺蕃官，再無其他”。
可見，在吐蕃佔領初期，唐、蕃兩族關係及其緊張，史料裡也多見“頻招猜忌，屢發兵戈”的記載。另外，吐蕃對唐民嚴格的鐵質農具控制，也說明了局勢的緊張。
正是因為河西唐民的不斷抗爭，吐蕃不得不改變策略，由單純的鎮壓轉向與當地的世家大族進行合作，以鞏固對沙州的統治。
並在之後，特發詔命禁止吐蕃人抄掠唐民為奴，禁止侵佔唐民果園、突田、發鐵質農具鼓勵生產，並大力弘揚漢傳佛教，提高漢僧的政治地位，以協助穩定局面。
因此，吐蕃佔領期間，河西的宗教系統依舊是保持了漢傳佛教為主體，夾雜藏傳佛教的態勢。
綜上所述，吐蕃在河西的統治歲月，其所涉及的內容極多。本文受篇幅所限，僅能截取其中最典型的幾個案例略作描述。如果大家想要延伸閱讀，請自行下載參考書目的內容一觀。
參考書目：
《西藏通史》專題研究叢刊 【9】《吐蕃統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楊銘 2008；
《敦煌的歷史和文化》寧可，郝春文 新華出版社 1993；
《敦煌落蕃舊事》趙曉星 民族出版社 2004；
《敦煌的吐蕃時代》 陸離著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13；
《關於吐蕃統治河西地區的若干問題》 劉進寶；
《吐蕃攻佔時期的敦煌文學研究》 朱利華；
《吐蕃沙州節兒及其統治新探》 金瀅坤；
帝國嗜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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