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記錄綏遠地誌的《綏遠志略》一書出版，書裡曾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晚晴光緒年間，內蒙古草原上歸化小城裡來了一位倫敦的傳教士，他本名傑克·喬治名，中文名華國祥。在矇昧廣闊的草原上妻子思鄉成疾，為解鄉愁華國祥從倫敦買來一臺當時的最新發明——電影機。在放映了故國風物後，妻子的心病也好了，華國祥便把這電影機搬到財神廟裡放映影片，當地的老百姓對這件新鮮洋貨驚奇不已，如此華國祥的佈道事業也順風順水了。
此後又過了大約20年，在1907年的時候，距離歸化小城幾百公里外的北京城裡，建起了一座萬牲園。王侯大臣爭相從國外購買大象、斑馬、獅子等獻給慈禧，民間百姓也從未見過這類珍奇野物，一時間萬牲園熱鬧非凡。又過了沒多久，慈禧死後萬牲園無人照料，園裡動物紛紛被變賣，曾經的繁華化為沉寂。
2017年，草原上的電影機、北京城裡的萬牲園，紛紛長了想象的翅膀，入了馬伯庸的書裡。一本《草原動物園》就這樣成了。這本剛剛出版的新書，故事背景正是馬伯庸的故鄉赤峰城，書中講述了柯羅威教士在草原小城建一座動物園的種種經歷。對於常寫歷史題材的馬伯庸來說，這次的新書反而讓他在歷史與想象的平衡性上，更偏重於後者，“任性”了一次。
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和救贖
相比馬伯庸的其他作品，這本《草原動物園》的情節並非一波三折、驚奇不斷，只是簡單地講述了一個固執追夢者的故事——異想天開的柯羅威傳教士，為了傳教決定在閉塞蠻荒的赤峰草原上建一座動物園。
這座名為諾亞的動物園裡的動物都是內蒙草原上原本沒有的動物，與柯羅威教士互動最多的是孤兒小象萬福。萬福從骯髒狹小的萬牲園裡來到了寬敞喧囂的大路上，它學會了走路，學會了奔跑，學會了下河洗澡，就像洗禮一樣，萬福沖刷到了身上成年累月的汙垢，還原它一頭白象的面目。柯羅威和萬福之間，說不清是誰拯救了誰，誰為誰洗禮。
對柯羅威而言，動物們帶給了他的驚奇、感動，他已經分不清是為了傳教而建動物園，還是為了建動物園而去傳教了。馬伯庸在書中這樣描述這個追夢人：“一個人可以固執，也可以異想天開，當這種兩種特質合併在一起時，他就會變成一團跳躍的火、一臺上足了氣的蒸汽機。”
一個洋教士，給閉塞落後的大草原帶來了新鮮事物的衝擊，這種煥然的生機和活力讓赤峰城裡的居民們著迷。赤峰人疲憊、焦慮甚至悲傷時，都會來到動物園待上一陣子。動物園裡的動物都原本不屬於這片草原，這提醒著人們，進入動物園等同於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可以說袒露隱祕、敞開心扉。馬伯庸不禁感嘆，這不正是夢的定義嗎？
另一方面，在赤峰小城裡的居民透露出淳樸的天性：無論是談生意、祈求健康、出門遠行，會成為不同神祇的信徒，哪怕神明不屬於同一個體系，甚至相互矛盾，赤峰人也能處之安泰，不會因為信仰衝突而矛盾。在馬伯庸的筆下，赤峰小城裡有可以窺夢的白薩滿巫女，有來歷不明的酒肉和尚，有瘋瘋癲癲的野喇嘛，他們共同圍坐在教士的動物園裡喝酒談天。
在《草原動物園》裡，諾亞動物園是建築在現實裡的白日夢，包容了追夢者的執著，接納了世間千姿百態的信仰，正如馬伯庸在書中寫到：“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和救贖。”
用歷史的釘子掛起想象
如何在歷史的縫隙填上想象，這是馬伯庸在寫作中常需要處理的問題。馬伯庸最喜歡提到的一個比喻，是大仲馬的一句話——“歷史只是牆上的一個掛衣釘，用來掛我寫小說的大衣”。歷史的釘子的作用通常是有限的，用想象創造更有戲劇性的內容血肉，才是這座動物園故事搭建的開始。
在《草原動物園》裡，馬伯庸刻意模糊掉了歷史和想象的邊界，他希望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有亦真亦幻的感覺。除了《綏遠志略》和萬牲園的歷史記載，這本書更早的靈感來源於馬伯庸的一個夢，夢中有一群動物跟著他前進。這本書所謂的任性也就體現在了夢的不講邏輯和跟著感覺走，沒有了驚奇的情節，馬伯庸表示這個故事裡矇昧和曖昧的狀態是最好的。
書中不但有馬伯庸的夢，還有柯羅威教士的夢，赤峰城中人的夢。這本書之所以選擇以夢的角度和形式敘述，也是馬伯庸另一種在歷史縫隙填充想象的方式。馬伯庸將夢看做是人類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狀態，通過夢的角度支撐邏輯上的合理性，同時也幫助讀者進入一種微妙的催眠的狀態去感受故事。夢的醒來往往是一場空，書的結尾，動物園曾經的熱鬧繁華被一場大火燒得無影蹤。一個異想天開的傳教士在草原上建動物園的夢卻存留在了赤峰人心中，並且一代一代地傳下來。馬伯庸表示，儘管結局在世俗的眼光中是失敗的，但從夢的角度，某些感情已經深深植入赤峰人心中了。
除了以夢的手法為歷史填充想象的細節，馬伯庸也非常注重從歷史原本的記載中獲取靈感。在設計大象這個龐然大物如何從北京走到草原的細節時，馬伯庸查閱了歷史上萬牲園的相關記載。萬牲園初建時，大象從國外坐船到天津，又通過京津鐵路運往北京，卡了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到西直門的這段距離上，最後政府特意修了一條從南二環正陽門到西二環西直門的鐵路。受到這段記載的啟發，馬伯庸又查閱到從北京到赤峰並無鐵路，卻有一條官路之外的小路，小路沿途有植被茂盛可以支撐大象的飲食，於是一個依據歷史的細節便完成了。在歷史與想象如何互動又如何平衡性的這一點上，馬伯庸主張在深入歷史的基礎上發掘那些不同於人們熟知標籤的側面，力求讓歷史寫作變得既好玩兒，又合理。
“我回家的方式就是寫了這樣一本書”
《草原動物園》中故事的發生地顯得尤為重要，首先在於赤峰是馬伯庸的家鄉。“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一兩次想寫寫自己家鄉的衝動，方式或許不同，但每一個作家早晚都要回家，我回家的方式就是寫了這樣一本書。”馬伯庸把兒時記憶裡熟知的故鄉面目放進故事裡，例如書中的馬王廟就是馬伯庸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在熟悉的環境下，馬伯庸的創作不僅更加遊刃有餘，同時融入了對鄉土的個人情感表達。
赤峰給馬伯庸的印象概括起來就是“大雜燴”，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基督教、道教等並存，同時還有世俗裡不信教的人。因此在這本書裡，基督教、佛教、薩滿教之間既有矛盾有時又可共處，，宗教與世俗民眾之間的關係也是微妙地發生著變化。書中主角柯羅威教士是基督教徒，當被問到為何選擇基督教作為主要敘事角度的時候，馬伯庸解釋對中國來說佛教道教等已經長久地與中國文化交融了，而基督教帶有強烈的外來氣質，自然也會帶來無限的衝突壓力。
對於宗教之間、宗教與世俗的衝突，馬伯庸表示他並沒有任何特定的意見要表達，反而通過赤峰城了形形色色的人，表達現實裡他見過聽過的各色意見。這樣一個紛亂的環境中，馬伯庸一直在思索多元文化是否可以和平共處，又該如何和平共處。馬伯庸通過《草原動物園》提出了這個疑問，他並沒有回答，而是將問題也拋給了讀者，希望他和讀者能共同思考答案。
赤峰本身的草原環境就帶有開闊、包容的特性，宗教與世俗、不同宗教之間、赤峰人與新奇野生動物、追夢與現實、亞洲草原環境與非洲草原動物，種種衝突與矛盾在這裡發生。至於矛盾和衝突究竟要如何歸於平靜，正如《草原動物園》的封面上所寫：“草原的天空遼闊，每隻鳥都能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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