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四軍醫大學教授鞠躬

科學探航碩果豐 教書育人塑棟樑

——訪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四軍醫大學教授鞠躬

西部決策網 （黃超 宋丹）鞠躬教授,1952年畢業於湘雅醫學院,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高級師資訓練。1953年起任教於第四軍醫大學，現為正軍級教授。1983年以副教授身份被破格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1985年創建全國醫學院中第一個神經生物學研究室，任教研室主任。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2年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神經科學研究所並任所長。1996年被解放軍總後勤部授予一代名師稱號。1996年獲解放軍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1995年獲“八五”全軍後勤重大科技成果獎。曾是國家自然科學獎由30人組成的第一屆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陳嘉庚科學獎評委、吳階平醫學獎評委、邵逸夫獎推薦人、自然科學基金生物科學類傑出青年評審委員會的主席等。被認為是我國現代神經解剖學的奠基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四軍醫大學教授鞠躬

為國家和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鞠躬祖父姓周，是安徽績溪人，從事茶葉生意。鞠躬的父親出生後，祖父為其取名周祺安。因為感到經常有氏族間的冤恨世代相傳以致械鬥不斷，於是廢棄了自己的姓氏，為自己起名為“索非”。鞠躬表示：“我不知道父親為什麼起名，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悟出來‘索非’和‘求是’是一塊硬幣的兩面，不索非何以求是。”周祺安（索非）早年從事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任無政府主義刊物《微明》半月刊主編,曾在北京《國風日報》任副刊主編，1927年到上海,是開明書店早期員工，以後成為開明書店的襄理，任營業部主任。

索非給剛出生的兒子取名“鞠躬”。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為中華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談及自己名字的來歷時，鞠躬院士說：“鞠躬是我的名字，我不姓鞠，但又不得不姓鞠。因為待到我生兒育女後要報戶口時就成問題了,他們姓什麼？不姓鞠，那他們是領養的？不得已，我的兒孫一律姓鞠了，好在百家姓中有個‘鞠’。”

鞠躬院士回憶，父親和巴金先生是摯友，自他記事起（約6歲）他們家裡總有一間房屋是供巴金先生居住的，1929年11月22日他母親懷他陣痛時，父親上班去了，是巴金先生顧了黃包車把母親送到醫院去的。上海“八一三”抗日戰爭前，我家於1937年從日佔區閘北避難到法租界，住在霞飛路霞飛坊59號（解放後改為淮海路淮海坊）。霞飛坊每棟樓三層，巴金先生住三樓。他收藏的書很多，寫字檯上除了中間一小塊寫作用的桌面外，其周邊及桌旁地板上也堆滿書。巴金先生還有很多當時在上海文學界的朋友，並且常來訪問他。那時，鞠躬的家就像孤島上唯一的一個文化沙龍，而他則坐在一邊聽父親、巴金與友人們談論。他們的談話對鞠躬院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他們的誠實及疾惡如仇的正義感，奠定了我鞠躬的基本人生觀。照說我鞠躬應該被薰陶出較好的文學修養，但父親和巴金先生都對我鞠躬說不要做空頭文學家。”

鞠躬的母親對他的為人處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母親是一個非常慈祥的人，她的處世原則是“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能讓別人吃虧”。在筆者看來，正式是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鞠躬院士才奠定了為祖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為我國醫學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遵照父親“醫學救國論”，踏上從醫路不復返

鞠躬院士從醫與父親索菲非有著莫大的關係。父親雖然沒有上過任何醫學院校，但卻憑自己自學和努力獲得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醫師執照。鞠躬院士回憶，那時父親學醫並不是為了營生或牟利，而是在開明書店午休時到附近的歐洲大藥房內很小的診所裡免費給窮困老百姓看病，有時還送他們一些藥。

有一天，索非問鞠躬：“長大後想做什麼？”他回答道“當兵打日本鬼子”。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為鞠躬在《良友畫報》看到一個日本兵姦淫一孕婦後，切開孕婦的肚子，用刺刀挑起胎兒獰笑的照片。那慘絕人寰的場景燃起了他的愛國之心，因此作出了這樣的回答。但父親是位“醫學救國論”者，他認為只有人民身體健康了才能最終把日本兵趕出中國，所以希望他學醫救國。

前排正中就坐的上將是張震副主席，前排右起第二位鞠躬院士

為了遵照父親的“醫學救國論”，鞠躬院士於1947年考上長沙的湘雅醫學院。抗戰期間日軍佔領長沙前，湘雅醫學院院長帶領全校師生向西南遷移。抗戰勝利後日本兵把湘雅醫學院燒得一干二盡，只剩下湘雅醫院坍塌的骨架及一座小屋。湘雅醫學院回到長沙後，首先重建高質量的醫院和圖書館，其他只能一律從簡。師生的生活及教學條件極差，但老師仍然認真教，學生努力學，保證了教學質量。鞠躬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本應是1953年畢業的鞠躬和同學們，為了儘快服務於國家和社會要求取消五年的見習，同時放棄暑假，以補剩下的統計學和放射學課。經校方同意後，他們就在第五年直接執行住院醫生職務，1952年就提前畢業了。畢業時每人可選擇三個志願。因為喜歡做研究工作，所以鞠躬院士的第一志願選擇了生理學，是因為生理學要做實驗及推理，而且他父親從小就培養他動手能力，生理實驗上做得非常好，因此受到了教授的肯定；第二個志願選擇了細菌學；第三個志願選擇了病理學。之所以選擇病理學，一方面是因為它在醫學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人放火把所有儀器設備都燒燬了，但只要有一臺普通顯微鏡和病理標本鞠躬院士就可以做研究工作。

畢業時學生和校領導的合影

前排正中著淺色服裝的政委的左手側是凌敏猷校長，鞠躬站在他後面

解放前，中國的醫學院少，而且良莠不齊，因此需要新建許多醫學院以滿足新中國發展的需求。但那時缺少好師資，所以在各名校如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院、湘雅醫學院、上海醫學院等成立了高級師資訓練班,全國醫學院應屆畢業生（除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畢業生外）均被分派到各高級師資訓練班。鞠躬院士正好被指定到了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高級師資訓練班。一年後結業，解剖學系主任問鞠躬是否願意留下來，送他去蘇聯留學。鞠躬喜出望外。第二天主任告訴他，學校只容解剖學系留一個學生，並指定了另一個學生。他也很優秀，而且是解放前的地下黨員。鞠躬覺得很合理。隨即總後勤衛生部把鞠躬院士分配到大西北的西安第四軍醫大學解剖學教研室。

艱苦歲月中受磨鍊，專注科研碩果累累

建國初期的西安非常落後，老百姓的描述是“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這對於出生和長大在上海的鞠躬院士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他回憶：“那時候，西安如逢下雨天進城，一腳踩下去泥漿灌滿鞋。第四軍醫大學在西安東郊佔一大片地，以前是亂墳地，往往有人洗衣服後把一盆髒水一潑，地面塌陷了，洗衣盆掉進了淺墳坑，與屍骨為伍！我住的宿舍是磚砌的牆和地，竹編的天花板”。這樣的艱苦的環境之下根本談不上科學研究。1954年總後勤衛生部令南京的第五軍醫大學（原中央大學醫學院）整體遷來西安和第四軍醫大學合併。為迎接合並，學校為行政機關及教研室蓋了一棟五層大樓，就這樣鞠躬院士也有了一些研究設備和屬於自己的辦公室，雖然只是一個4平方米的小空間，但這並沒有阻擋他的科研熱情。在缺乏一些小設備的情況下，他提出了“‘沒有槍，沒有炮’我自己造”的口號。“我自己設計的土儀器不下十餘種。我所設計出來的個別土設備甚至比洋設備還好用。辦法總歸有的，只不過是好一點或差一點而已”鞠躬院士說道。

鞠躬院士座右銘

當時鞠躬院士主要專注於神經解剖學的研究。50年代中期發明了一種神經系統束路追蹤法，但方法很難掌握。經過反覆試驗鞠躬終於獲得了成功，並將成果發表在當時國內形態學唯一的雜誌《解剖學報》上，是國內用Nauta法研究的第一篇論文。

“文革”之後，鞠躬院士拼命工作以追回失去的最好年華，並較快地掌握了在1970年發明的比Nauta更靈敏的HRP技術。在廬山召開的“文革”後的第一次全國解剖學會議上，他報告了他的團隊用HRP法研究的若干工作。因為當時國內只有少數人會做HRP染色，會議主席薛社普先生要他在會上講一次HRP技術的課。因此，那時候的他已在國內神經解剖學界獲得不小的聲望。

在80年代初，鞠躬院士就預見到神經科學綜合性研究將日趨重要，因此他在1985年建立了國內醫學院中第一個神經生物學教研室。鞠躬於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次年建立了全軍神經科學研究所。一直以來，鞠躬院士著重強調科學研究的原創新性。在此原則的指導下神經科學研究所已有一些重要的原創新性研究，獲得了國際聲譽。他領導的研究團隊先後發現了腦下垂體受神經直接調節（曾應邀赴13國家30所院校作了33次報告）;腦對免疫系統的調節；及創造了脊髓挫傷的外科手術的方法。

鞠躬院士共發表國際SCI論文173篇,被引用4167次。（據SCI檢索到2004年底，第一作者或通訊著者的論文在國際上被他引2258次）美國科學信訊研究所（ISI）2004年調查，從1981-1998國際上有高影響的76,998篇論文中，全部由中國人在國內進行的研究共47篇，其中神經科學類僅一篇，鞠躬為其通訊作者。該文是鞠躬院士發明的一種組織切片的染色方法，因為非常靈敏，而且容易，故在國際上廣為引用。2002年出席了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觀禮及晚宴。

鞠躬院士還曾任國際神經內分泌協會理事會中國地區（包括大陸、香港及臺灣）代表8年，由於研究方向的改變辭去中國地區代表。他還曾經是國家自然科學獎第一屆由30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陳嘉庚科學獎評委、吳階平醫學獎評委、邵逸夫獎推薦人、自然科學基金生物科學類傑出青年評審委員會的主席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科技進步獎大評審委員會主席。

1991年解放軍總後勤衛生部因為鞠躬院士發現了哺乳動物垂體前葉的直接神經調節，向中國科學院提名為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獲通過。在筆者看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士是對鞠躬院士科研生涯的肯定。

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

鞠躬院士不僅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更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家。早在剛到第四軍醫大學時，因為解剖學教研室沒有神經解剖學專職教師，就由他擔任授課。50年代，他就已經是該校最佳教員之一，2013年還榮獲第四軍醫大學首次設立的教學終身成就獎。

對於我國的學校教育，鞠躬院士有者自己許多獨到的見解，“我認為自己始終未能回答錢學森錢老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實質上是必須培養創新思維能力。”他說道。

針對應試教育，鞠躬院士認為考試是一根強有力的指揮棒，其利弊決定於執指揮棒者是如何指揮的，也就說是怎麼考的。他曾在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和一位教育部副部長談過自己的設想：“規定考試的知識內容不得超過教學大綱，如認為大綱的內容太淺，那就修改大綱。”副部長問：“對大綱內容答得很好並不難，會有很多學生答得很好，那麼高校憑什麼錄取呢？”他說：“大綱內容全部答對了只給70分，其餘30分考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為此，他還支了一個招：“您要北京市的重點學校，全部或選若干，每學期把各門功課的期末考試的考題交上來，然後請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及有水平中國科學院院士從這些考題中選出能考出創新思維的考題並加以評註。您不用評什麼獎，把專家們的選評發回各學校。被選上的考題少的學校校長以及未被選上的老師們一定非常著急，會仔細分析那些能考出創新思維能力考題的評語。重點學校的老師大多水平很高，用不著幾個來回他們都能夠出衡量創新思維能力的考題。然後，您可總結一下經驗向全國推廣。”那位副部長聽後很贊同他的建議。

1977年底“四人幫”垮臺後，鞠躬院士招收了第一個碩士生，1983年以副教授的資格受教育部特批為博士研究生導師，至今已培養碩士65名，博士67名，目前仍有在讀研究生4名。在研究生培養上，他要求非常嚴格，每年研究生初到教研室來時，都要對他們講一次課，內容包括道德、科學研究的道德準則等。

關於道德他說：“愛因斯坦曾說，大多數人說是才智造就了偉大的科學家。他們錯了，是人格。在評價居里夫人的一生時，愛因斯坦在近六百字的演講中，只用了三十多個字談到居里夫人的科學成就，其它都用來讚揚她的品格的力量：……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光明的未來。鞠躬年青時看過一部好萊塢電影，Greer Garson主演的‘居里夫人’，還是黑白片，感人肺腑。他在每屆新研究生上完課程進入教研室時會在會議室裡給他們放映“居里夫人”電影的磁帶。我將此電影推薦給研究生大隊，他們每年給全校新入學的研究生播放，直至今日。”

關於科學研究的道德準則，鞠躬院士十分強調誠實。他對研究生說：“我對我的研究生說，凡證實有剽竊、偽造行為者、一律開除。不必來認錯要求再給一次機會。我不會給的，因為誠實是科學研究的底線，不誠實者不配做科學研究。

結語：

鞠躬院士在自己自傳中寫道：我對自己的評論是無偉業，點燃一支燭光而已。坎坎坷坷一生，現在蠟炬已幾乎成灰了。願我國早日成為培養諾貝爾獲得者的土壤，願我們世世代代青出於藍勝於藍。

鞠躬先生的自傳書《八十春秋回首》

這就是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科學家的心聲，他專注的科研態度及蠟炬成灰的教育精神值得我們每一箇中國人敬佩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