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節觀察 |“最亮的星星都是閃耀在最黑的天空中”


作者 / 許陽

許老闆不是影迷,但他依然喜歡上海電影節,這給他帶來了不少生意。

他在淮海中路上經營著一家燒烤店,開了四年,原本六個員工,賣的都是常見的烤肉、烤串、小龍蝦和啤酒,上海夜裡選擇多,他的生意說不上差,但也不算火爆。

不過2019年6月15日開始,店裡來了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大多是北方口音,穿得還挺正式”,晚上八九點開始來人,一直玩到兩三點,許老闆不知道他們聊的內容是什麼,只知道都跟電影有關係——“每年這時候都這樣子”。

每年這時候,是上海電影節的開始。按照慣例,那些在北京原本有機會天天見面的人,集體來到上海,發發感慨,談談生意,看看電影,到了晚上就找個營業到深夜的地方,和朋友一起吃頓小龍蝦,電影節因此也就成了熱鬧的“小龍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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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很少同臺的大佬,也終於在上海電影節上,齊齊坐好,指點整個行業。“電影公司要為BAT打工”、“中國電影市場即將超美”,這些論斷都在先前的電影節上誕生了。

但許老闆覺得,今年這些人說話聲音小了很多,來的人也少了,原本他都得添人幫忙,今年靠著以前的人手,差不多也能撐下來。

“什麼生意都不景氣。”許老闆最終歸結到大環境裡,他說自己打算省錢,今年就沒去過電影院,春節時候想去,但票太貴,“坑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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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官方的論壇,還是私底下的聚會,都能聽到相似的感慨:今年真是近年來最冷清的一次電影節了。

對影迷來說,電影節依然是一場盛宴,票務數據可以告訴你,影迷依然深深愛著那些平時無法在銀幕看到的影史經典,一張4K修復版的《海上花》,轉手可以買到兩千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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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影公司的熱情卻大不如前。

依然有人會回想起2016年電影節的熱鬧。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至少一個電影公司的發佈會,有的用來公佈片單,有的用來宣佈新公司成立。電影節請來了李安,野心勃勃地討論著中國電影超越美國之後的未來。


那年以後,中國電影便結束了高速增長。

自然,票房還在增加,儘管都是跌跌撞撞,都在最後一刻撞線;電影類型也越來越多,還有了《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流浪地球》等熱度、票房和口碑都不錯的作品。

只是,相比去年,今年願意去看電影的人越來越少;資本也在離開影視,一年的時間裡,影視板塊市值蒸發1600億,數家公司市值腰斬。

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感概:“資本對這個行業幾乎放棄的狀態,大量影片找不到足夠的資金拍攝。影視板塊從2015、2016年最高點市值,到現在平均下跌72%。這樣跌幅的情況下,資本沒辦法進入。”

社會形象上,電影公司也正變成“反面角色”。2018年年中開始的“陰陽合同”事件,最終演變成波及整個行業的風暴,王長田在電影節的第一場論壇上說,去年以後,在電影行業裡,“每個人好像看上去都是違法者”。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受了很多委屈。”博納總裁於冬也在同一個論壇上發言,“在稅收秩序大整頓中,大家都主動地自查自糾。很多老闆都要去新疆,頂風冒雪,到霍爾果斯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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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冬原本不想來上海的,但是又不得不來,“不在這麼一個重要場合亮相的話,都以為你有事兒了。”

他不僅要來亮個相,表明自己和博納都沒事,而且作為中國最大的民營影視公司之一,他還得和其他人一起,給行業鼓勵,增加信心。

過去幾年,電影節的高頻詞是“資本”、“互聯網”以及“超過美國”,到了今年,關鍵詞則成了“信心”,也正是到了這個時候,內容以及長遠的內容思路變得更加閃閃發光

“最近在上海,我參加了不少電視節和電影節的活動,見了許多朋友,聊了許多話題,但談論最多的,還是信心問題。”騰訊影業CEO程武表示在2019年度發佈會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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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看起來有些雞湯,看起來有些虛無縹緲,但幾乎每個人都覺得,這才是當下中國電影最緊缺的東西。


“一個是中國觀眾的信心,觀眾要意識到中國電影行業的進步,意識到中國電影行業仍然能夠做出非常好的產品。另一個是資本的信心。對目前的中國電影人來說,應該多拍一些影片,通過市場的機制進行淘汰,我覺得這可能是好的方式。”王長田說。

他覺得,現在電影工業其實比以前已經好了很多,在過去,他往往一年也就能看到三五個還不錯的劇本,但現在幾乎每個月都能看到合適的劇本。《流浪地球》導演郭帆也說,自己拍攝這部科幻電影的時候,工業體系不完善,只能靠人肉去摸索,而前不久他到烏爾善《封神》劇組裡探班,已經震驚於他們在工業上的進步。

“整個行業正在經歷一場非常深刻的變革,產業增速放緩,許多問題和挑戰也都浮出水面。”程武說,“幾年前我們剛進入這個領域時,就談過這個問題,我記得當時說的是‘相信’,今天,我的答案依然是‘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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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比起前些年,這反而是雞湯最少的一屆電影節,發佈會的密度比起往年稀疏了很多,但幾乎每個項目都不只是PPT上的名字,其中不少已經有了明確的檔期,而在這些項目裡,“主旋律”成了最重要的題材,像騰訊影業這樣的互聯網影企也正在發揮越來越大,越來越積極的作用。

6月17號,騰訊影業發佈了六大文化產品系列共34個項目,其中時代旋律項目有十五個,佔比接近一半,包括即將開拍的《我們的西南聯大》,也包括已經定檔國慶的《我和我的祖國》,以及已經定檔2020年春節的《緊急救援》

程武在媒體採訪時說,時代旋律主題下的現實題材,對於產業和社會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出於創作需求還是時代使命,現實題材承載著一代人真實的記憶,承載著一個時代的情感共鳴、主流價值觀,只要有好故事,就能激發出極大的能量。”

事實上,在“大IP+小鮮肉”模式失靈之後,現實題材成了中國電影勢頭最猛的類別。

2016年國慶,《湄公河行動》成了票房黑馬,其後的《紅海行動》、《我不是藥神》等電影,無一不與時代主題緊密聯繫,引發了社會共鳴,從而收穫了票房的成功。

現實題材的崛起,也代表了電影的功能也在轉變。

一百多年前,《火車進站》放映時候,觀眾紛紛躲避屏幕上呼嘯而來的列車,自那時起,電影便與“奇觀”聯繫在一起,當社會娛樂手段缺乏時候,去電影院,將自己丟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裡,感受特效鋪就的奇異世界,無疑是最好的娛樂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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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2003年,中國電影市場化剛剛起步時候,電影票房不過9億,如今已經來到600億時代,電影也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社會定位,正如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所說,電影行業要考慮在歷史的地位問題了,“能夠為後人在觀看的時候能夠看到那個年代我們藝術家的創造,而不是簡單的製造。”

中國電影市場已經足夠大,足夠讓一些電影繼續用奇觀來取悅黑暗裡的觀眾,而讓另一些電影去記錄時代,去傳播文化,在程武看來,後者也是電影必須承擔的任務,“因為有著形象、生動的藝術表現形式,影視天然承擔著文化表達的重任,以及記錄時代、書寫時代的使命,這也是為什麼騰訊要做影視業務的原因。”這應該也是作為中國龍頭企業的騰訊,需要去承擔的社會責任,畢竟“科技向善”,影視可以說是弘揚真善美最好的載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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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說要在別人貪婪時候恐懼,在別人恐懼時候貪婪。而中國電影市場,已經由三年前的貪婪時代,迅速轉為恐懼時代。

在這個時代,更需要一些實實在在的行動。對於行動者而言,這可能是個好時代,畢竟,一個好的市場,尤其是增長巨快的市場,掩蓋了許多東西,它提供了信心,熱情和更急迫搶市場的衝動和盲目的資本。只有過了盲目期,競爭更激烈或者市場增長遇到問題的時候,才會有公司沉下心來思索真正的問題。

不過,思考和行動時候可以審慎,但不應該因為恐懼而蒙上陰影,畢竟“難以名狀、盲目衝動、毫無緣由的恐懼,可以使人們轉退為進所需的努力全都喪失效力”。

這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他第一次的就職典禮時的講話,那時候美國正面臨大蕭條,銀行破產,工人失業,整個世界看起來一片灰暗,沒人在乎未來,也沒人懷有信心,他們所有的只是貧窮、迷茫和恐懼。只是,當知道了如何行動之後,只用了三年的時間,美國便已經恢復了元氣,並隨後不久成為超級強國。

不論殘酷的當下還是不確定的未來,都不需要去恐懼,羅斯福知道,“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我們也應該知道。

“最亮的星星都是閃耀在最黑的天空中。”這是電影《大黃蜂》的臺詞,以此獻給中國電影公司,中國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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