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納河上的橋》是南斯拉夫人的靈魂'
撰文 | 宮子
拒絕狂熱的民族獨立事業
同時擔任作家和政治家是一項危險的活動。政治與革命活動很容易讓藝術家在創作時陷入侷限性的思想論調。通常的結果是，作為革命家，他們會顯得軟弱猶豫；作為文學家，他們會顯得格局很小，其藝術性也欠缺高度。
塞爾維亞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罕見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在克羅地亞國內依舊被列入黑名單，他位於波斯尼亞的雕像在21世紀被當地人搗毀，但這完全是出於巴爾幹地區民族情緒的渲染。而在伊沃·安德里奇本人的作品裡，他的情感流露相當剋制，這是史詩作品的優良品質。
"撰文 | 宮子
拒絕狂熱的民族獨立事業
同時擔任作家和政治家是一項危險的活動。政治與革命活動很容易讓藝術家在創作時陷入侷限性的思想論調。通常的結果是，作為革命家，他們會顯得軟弱猶豫；作為文學家，他們會顯得格局很小，其藝術性也欠缺高度。
塞爾維亞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罕見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在克羅地亞國內依舊被列入黑名單，他位於波斯尼亞的雕像在21世紀被當地人搗毀，但這完全是出於巴爾幹地區民族情緒的渲染。而在伊沃·安德里奇本人的作品裡，他的情感流露相當剋制，這是史詩作品的優良品質。
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塞爾維亞小說家，於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後，他將全部獎金捐贈給圖書館，用於購置書籍。
《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敘事主體不是塞爾維亞民族或維舍格勒小城，而是圍繞著它們緩緩運轉的河流，其中流露著對和平與戰爭的悲嘆，以及對河流兩岸和解的希望與絕望。身為塞爾維亞語作家，安德里奇的作品裡當然有著對本民族的眷顧期許，但若是僅憑此便像那些指責者所說的，將他歸納為一個“大塞爾維亞主義分子”，那世界上所有描寫本國民族歷史的作家，便幾乎全都可以用“某某分子”一詞來指稱了。
"撰文 | 宮子
拒絕狂熱的民族獨立事業
同時擔任作家和政治家是一項危險的活動。政治與革命活動很容易讓藝術家在創作時陷入侷限性的思想論調。通常的結果是，作為革命家，他們會顯得軟弱猶豫；作為文學家，他們會顯得格局很小，其藝術性也欠缺高度。
塞爾維亞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罕見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在克羅地亞國內依舊被列入黑名單，他位於波斯尼亞的雕像在21世紀被當地人搗毀，但這完全是出於巴爾幹地區民族情緒的渲染。而在伊沃·安德里奇本人的作品裡，他的情感流露相當剋制，這是史詩作品的優良品質。
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塞爾維亞小說家，於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後，他將全部獎金捐贈給圖書館，用於購置書籍。
《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敘事主體不是塞爾維亞民族或維舍格勒小城，而是圍繞著它們緩緩運轉的河流，其中流露著對和平與戰爭的悲嘆，以及對河流兩岸和解的希望與絕望。身為塞爾維亞語作家，安德里奇的作品裡當然有著對本民族的眷顧期許，但若是僅憑此便像那些指責者所說的，將他歸納為一個“大塞爾維亞主義分子”，那世界上所有描寫本國民族歷史的作家，便幾乎全都可以用“某某分子”一詞來指稱了。
《德里納河上的橋》，伊沃·安德里奇 著，高韌 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安德里奇有參與民族獨立事業的激情，而且這股激情從來沒有升級為狂熱。1908年，奧匈帝國吞併黑塞哥維那和波斯尼亞，安德里奇帶著一批年輕人投身到政治事業中。他被推選為一個名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進步運動”的首領。這個祕密社團的任務並非招募游擊隊員射殺奧匈侵略者，而是以團結塞爾維亞青年與克羅地亞青年、讓雙方放下仇恨裂罅為目標。這讓他的民族事業首先遭到了塞爾維亞人的抨擊，他們將堅持“南斯拉夫整體”思想的安德里奇視為叛徒。安德里奇一直反對激進暴力的行事方式——可能與他長期不良的身體狀況有關。從學生時代開始，他就備受肺病困擾，不得不退學休養。
1914年，斐迪南大公被19歲的波斯尼亞青年普林西普刺殺。這個人是和安德里奇有著密切關係的朋友。事發後，他和社團裡的其他人被分別逮捕，不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安德里奇參與了這項計劃。奧匈當局只能把他驅逐到家鄉特拉夫尼克附近的村莊，讓方濟各會修士監視他。在這個地方，安德里奇一邊靜養肺病，一邊幫助牧師做了些宗教工作，並修繕了一些編年史。
橋的建造與紛爭的開始
《德里納河上的橋》出版於1945年，此時的安德里奇依舊處於軟禁中，不過統治者換成了德國納粹。這是他新編年史“波斯尼亞三部曲”的開始。此時的安德里奇已53歲。他在這本書裡放棄了很多東西，包括寫實風格的敘事才華，來達到一種史詩般的獨白效果。書中的故事全發生在波斯尼亞的維舍格勒，即作家本人成長的地方，安德里奇在很小的時候便在混雜著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的社區中上學、生活。因此，這本書既是安德里奇對自己童年的回溯，也是對塞爾維亞那純真童年的回溯——直到它們長大成人，“湮沒在默默無聞的大軍中”為止。
德里納河在現實中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沒有哪條河流比它更適合做分界線。它發源於黑山，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總長度有346公里，其中，有206公里被當做了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天然分界。河流兩側大部分是陡峭的峽谷山脈，想在其中建立交通脈絡並非易事。當奧匈帝國佔領維舍格勒時，統治者企圖在這裡搭建一條便於統治和運輸士兵與商隊的鐵路，最終這段崎嶇鐵路的造價高達每公里45萬金幣，成為當時全世界造價最昂貴的路段。
因此，在這條河流上造一座橋樑，除實用性外，本身便有著一種宏偉的象徵意義。它可能意味著擴張的野心，也可能意味著彼此交流的渴望，因而，它隱喻的那個意義又是撕裂性的，正如《德里納河上的橋》裡書寫的一段民間流傳，據說想要讓這座大橋屹立不倒，必須要把一對雙胞胎嬰兒砌到橋墩裡。然而，“建築師拉戴出於同情和憐憫，便在橋墩上留了幾個小洞，讓不幸的母親通過這些小洞給她充當祭品的兩個孩子哺乳……這乳汁就是每年在特定時間從並無縫隙的建築物上流淌出來的白色涓涓細流，並且可以看出它們留在石頭上衝刷不掉的痕跡
（說起女人的乳汁，便會在孩子們的心中引起一種十分親切、甘美香甜的滋味，同時又有某種模糊不清的感覺，正像宰相和建築師令他們驚恐一樣）
”。
"撰文 | 宮子
拒絕狂熱的民族獨立事業
同時擔任作家和政治家是一項危險的活動。政治與革命活動很容易讓藝術家在創作時陷入侷限性的思想論調。通常的結果是，作為革命家，他們會顯得軟弱猶豫；作為文學家，他們會顯得格局很小，其藝術性也欠缺高度。
塞爾維亞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罕見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在克羅地亞國內依舊被列入黑名單，他位於波斯尼亞的雕像在21世紀被當地人搗毀，但這完全是出於巴爾幹地區民族情緒的渲染。而在伊沃·安德里奇本人的作品裡，他的情感流露相當剋制，這是史詩作品的優良品質。
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塞爾維亞小說家，於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後，他將全部獎金捐贈給圖書館，用於購置書籍。
《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敘事主體不是塞爾維亞民族或維舍格勒小城，而是圍繞著它們緩緩運轉的河流，其中流露著對和平與戰爭的悲嘆，以及對河流兩岸和解的希望與絕望。身為塞爾維亞語作家，安德里奇的作品裡當然有著對本民族的眷顧期許，但若是僅憑此便像那些指責者所說的，將他歸納為一個“大塞爾維亞主義分子”，那世界上所有描寫本國民族歷史的作家，便幾乎全都可以用“某某分子”一詞來指稱了。
《德里納河上的橋》，伊沃·安德里奇 著，高韌 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安德里奇有參與民族獨立事業的激情，而且這股激情從來沒有升級為狂熱。1908年，奧匈帝國吞併黑塞哥維那和波斯尼亞，安德里奇帶著一批年輕人投身到政治事業中。他被推選為一個名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進步運動”的首領。這個祕密社團的任務並非招募游擊隊員射殺奧匈侵略者，而是以團結塞爾維亞青年與克羅地亞青年、讓雙方放下仇恨裂罅為目標。這讓他的民族事業首先遭到了塞爾維亞人的抨擊，他們將堅持“南斯拉夫整體”思想的安德里奇視為叛徒。安德里奇一直反對激進暴力的行事方式——可能與他長期不良的身體狀況有關。從學生時代開始，他就備受肺病困擾，不得不退學休養。
1914年，斐迪南大公被19歲的波斯尼亞青年普林西普刺殺。這個人是和安德里奇有著密切關係的朋友。事發後，他和社團裡的其他人被分別逮捕，不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安德里奇參與了這項計劃。奧匈當局只能把他驅逐到家鄉特拉夫尼克附近的村莊，讓方濟各會修士監視他。在這個地方，安德里奇一邊靜養肺病，一邊幫助牧師做了些宗教工作，並修繕了一些編年史。
橋的建造與紛爭的開始
《德里納河上的橋》出版於1945年，此時的安德里奇依舊處於軟禁中，不過統治者換成了德國納粹。這是他新編年史“波斯尼亞三部曲”的開始。此時的安德里奇已53歲。他在這本書裡放棄了很多東西，包括寫實風格的敘事才華，來達到一種史詩般的獨白效果。書中的故事全發生在波斯尼亞的維舍格勒，即作家本人成長的地方，安德里奇在很小的時候便在混雜著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的社區中上學、生活。因此，這本書既是安德里奇對自己童年的回溯，也是對塞爾維亞那純真童年的回溯——直到它們長大成人，“湮沒在默默無聞的大軍中”為止。
德里納河在現實中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沒有哪條河流比它更適合做分界線。它發源於黑山，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總長度有346公里，其中，有206公里被當做了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天然分界。河流兩側大部分是陡峭的峽谷山脈，想在其中建立交通脈絡並非易事。當奧匈帝國佔領維舍格勒時，統治者企圖在這裡搭建一條便於統治和運輸士兵與商隊的鐵路，最終這段崎嶇鐵路的造價高達每公里45萬金幣，成為當時全世界造價最昂貴的路段。
因此，在這條河流上造一座橋樑，除實用性外，本身便有著一種宏偉的象徵意義。它可能意味著擴張的野心，也可能意味著彼此交流的渴望，因而，它隱喻的那個意義又是撕裂性的，正如《德里納河上的橋》裡書寫的一段民間流傳，據說想要讓這座大橋屹立不倒，必須要把一對雙胞胎嬰兒砌到橋墩裡。然而，“建築師拉戴出於同情和憐憫，便在橋墩上留了幾個小洞，讓不幸的母親通過這些小洞給她充當祭品的兩個孩子哺乳……這乳汁就是每年在特定時間從並無縫隙的建築物上流淌出來的白色涓涓細流，並且可以看出它們留在石頭上衝刷不掉的痕跡
（說起女人的乳汁，便會在孩子們的心中引起一種十分親切、甘美香甜的滋味，同時又有某種模糊不清的感覺，正像宰相和建築師令他們驚恐一樣）
”。
穆罕默德·帕夏·索科洛維奇橋。
安德里奇的筆調總是帶有古希臘神話的感覺，事件猶如模糊不清的神諭，從兩個方面都在給出暗示。孿生嬰兒被砌入橋墩，融化在磚塊裡成為再也不可分割的一體，但雙胞胎也因此在時間中僵化，再也無法觸摸彼此。在德里納河上的帕夏橋剛建起來時，人們要面對循環發作的洪水，它總是如同歷史的覆轍將連接兩岸的橋樑沖垮，“這樣的特大水災每每使小城倒退若干年”，而隨著文明發展，橋體終於可以抵抗洪水，但這同時又意味著橋的固化。它矗立在那裡，可以是友好來往的通道，可以是軍隊長驅直入的捷徑，它是紐帶，也是一層橫亙的斷裂。總之生活在邊界東西岸的人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在本書的最後，奧匈帝國的軍隊在撤退時炸燬了這座橋樑，阿里霍加在一片漆黑中嚥氣，一個擁有希望的時代又彷彿終結。
這便是歷史對於巴爾幹地區人民的意義。南斯拉夫的人們究竟該如何處置它，是遺忘，還是堅信，抑或選擇不同的歷史，一如選擇相信圍繞著橋樑衍生的民間故事一樣——暴虐的土耳其人，善意的土耳其人，蓄意破壞橋樑的塞爾維亞人，充當劊子手的茨岡人，被無意殺害或蓄意殺害的苦行僧。歷史可以是帶有魔幻性質的、不同版本的故事。但有一點深刻地留在了人們的印象裡，那就是德里納河的對岸的確懸掛過許多當地人的頭顱。
“德里納河的水是紅色的”。這是麗貝卡·韋斯特在《黑羊與灰鷹》中的感慨。從十六世紀土耳其宰相穆罕默德·帕夏建橋，到卡拉喬爾傑發動的塞爾維亞民族獨立運動，再到1914年戰爭的來臨，短短几百年內，德里納河目睹了無數血腥與爭端。將這些帶著血的歷史隔開的，則是維舍格勒與“城門”的平靜。每次，當《德里納河上的橋》描述繁榮與和平的城鎮景象時，都帶給人一種錯覺——紛爭的歷史已成為過去。然而只需翻過幾頁，安德里奇的編年體故事就告訴我們這真的只是錯覺。在許多章節最後，都有類似的結尾：
“小城人在天空、河流和群山環抱中的‘城門’上，一代代養成了對洪水沖走一切並不感到傷心惋惜的稟性，不由形成了小城人的哲學觀點——人生神祕莫測，因為儘管它不斷地消耗，不斷地衰落，但卻仍像德里納河大橋那樣頑強不屈地巍然屹立。”
（第五章結尾）
“居民在精神和習俗方面以及城市外觀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並未觸及大橋，似乎全都繞橋而過了。看來，這座經過三百年而不曾留下痕跡和傷疤的白色古橋，即便在‘新皇帝的通知下’也不會有所改變，並定將戰勝這股新事物、新變革的洪流，如同它曾一貫戰勝屢次特大洪水那樣……依舊安然無恙，潔白如初”。
（第十一章結尾）
這些結尾賦予了《德里納河上的橋》一種節奏感。它在舒緩有序的敘事中前行，略帶重複的旋律恰好應和著歷史齒輪的響聲。但它們的意味又各有不同。仔細閱讀，我們能體會到在前幾章的古老年代，結尾橋樑的屹立不倒尚且象徵著一種積極的、與歷史河流對抗的崇高希望，但之後，它的一成不變則有些令人絕望，任何新事物也無法沖刷這裡的塵埃，大橋從頑強，轉而顯得頑固。
伊沃·安德里奇用多層轉喻的象徵，成功用這座橋樑描繪了南斯拉夫人的靈魂。無論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還是穆族人和波斯尼亞人，他們都堅信自己的民族，守護歷史，捍衛獨立。他們充滿激情與樂觀的精神。同時，那轟轟烈烈的對抗也會持續下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安德里奇對此十分悲觀，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境內發生的種族屠殺也沒有在20世紀停止。無法摧毀的橋樑銜接了他們，也讓他們無法避開對岸的彼此。
作者：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編輯：何安安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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