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園裡上演的《從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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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愛至始至終都是互相扶持
那所有的一切都將歸於愛本身
當兩個獨立的人格互相依靠
那這一生都不至於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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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有點長，碼了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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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一張照片說起
上面這張照片拍攝於2008年的清華園。
騎車的是清華的潘際鑾院士，後邊載著的是他的妻子，北大的李世豫教授。潘院士習慣性騎車帶著妻子去買菜，一次傍晚被學生無意抓拍放到清華論壇，瞬間掀起了一場對於愛情的討論。
不言其他，單從兩位老人的表情來看，尤其是後座的李教授少女般的活潑勁就能知道，他們就是如外人看來的那般神仙眷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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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個「掃地僧」式的丈夫，卻讓她無悔一生。或許當時她跟很多姑娘一樣，不相信流落民間的白馬王子，只信有股傻勁的可愛小子，雖遭人非議，卻信自己沒看錯人，這次顯然她是對的。
她的丈夫叫潘際鑾，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小子，而且竟然“傻”了一輩子。
當年，潘老以中學成績第一名考入西南聯大，卻選修了無人問津的焊接專業，當時就有人說他傻，這學出來幹嗎？去修車？有個什麼意思，但是他還是堅持要學。
以至於65年前，當時還女友的李世豫也曾有過一絲疑問和抱怨。在一次給潘老的信中就問到：為何選擇焊接專業，周圍的人都笑話她，但是潘老堅持，她也最後義無反顧地追隨於他。
其實當時潘老給出的回答是，因為我愛著自己的國家，新中國事業需要焊接專家，所以我必須選擇這個事業。愛國，這個在我們看來空洞無比的詞，潘老說出來卻一點不尷尬，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話。
戰亂時期，他隨著求學，從江西老家逃亡到雲南，那時他真真切切地嘗過“國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他去學了國家最缺的技術，在昏暗的研究室一干就是一輩子。
他的科研成果似乎很難用文字去描述，因為太多課題屬於國家機密範疇，所以在百度上也少見對他科研成果的嘉獎，但是他的研究大概可以用數字來衡量，這可能是千億級別，秦山核電、高鐵軌道一系列的焊接技術他是最大的付出者。
為啥前面說他傻呢，除了為國家學焊接之外，他一輩子無所求，年輕時候別人可能會覺得一個人在社會中肯定會變得多一些慾望，直到他年過古稀，接近90高齡，才發現他竟然一直都沒變。
有一個細節，西南聯大75週年校友會的時候，100多位老校友聚在了一起，有些已經顫顫巍巍需要親人時刻攙扶，但是當唱到“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時，潘老和其餘老校友佈滿溝壑的臉都淌滿了淚水。
這些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人，心中有了一個神聖的東西，它叫做國家，我們現在不能很好的理解，但這就存在於他們心中。即使遭受“特殊時期”的無情批鬥，他也選擇寬容這個深愛著的國家。
有一位清華的司機談到他時說： “潘院士人好吶！沒人不服，對我們沒有架子，對當年批鬥整他的人也一樣，就像沒發生那事一般，搞得整他的人都不好意思見他。他，心胸寬著吶！”
上面圖片中潘老在清華園騎自行車其實是他的常態，不曾想過換一個交通工具，直到有一次帶妻子出了點小意外，才讓妻子坐公車去買菜。
唯一一次被要求坐汽車，也是在南昌大學出任校長期間，一個外國學生送的一輛桑塔納，硬生生開了十年直到卸任，司機都幾次勸他換了，這個老頭就是倔得很“這個車開著挺好不用換”。
而他的辦公室就更寒顫了，僅一間12平方米的小屋（但比起清華的辦公司似乎好一點），他當時的祕書徐麗萍只能在過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間辦公室。他可能算得上是最寒顫的校長了吧。
但在師資建設上卻又大方地很，而且科研要搞真的，課題自己去爭取，學校不會為你撥款。所以在他任職的10年中，南昌大學被他整改成為了一所優秀的211大學，被他帶過的學生每個都記得他，說起老校長一陣動容，唯有心裡深深地記著。
碼了這麼多字也就是想說，這個掃地僧一樣的老頭真是可愛吶（最近有人跟我說，說一個人可愛是對他最大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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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擁有著各自獨立的人格，所以再平淡的日子都不至於乏味，你有你的事業，我也有我的追求，互相扶持互不干擾，這樣的愛情才得以長久。
第一次看上面那張照片的時候，眼睛會不自覺地溼潤起來，這是一種對相伴終老的祝福和羨慕。現在想說說這位後座上的李世豫教授，她是北大的化學系教授，長著一副柔弱嬌美的模樣，老了皮膚依舊白皙。
當年李世豫來京考學，她的老鄉正好是李世豫的室友，由此認識並幫助學習，兩人漸漸成為了男女朋友，相愛至今。
一次，潘院士友人造訪他家時問到：“兩人是如何把愛情做到這麼牢固的”，李教授聽後向院士靠靠，微笑著，滿臉的幸福。院士此刻望了望夫人，卻被夫人輕輕地推了一下：“你說”。一位北大教授在愛人面前卻表現得像個小女生，這是一種多麼美好的相守終老。
但是如此的愛情是因為他們都擁有了獨立人格，生活中除了你，還有“我”。
當問到李教授：“潘院士碩果累累，名聲顯赫，您卻一直默默堅守北大教學，在家奉獻多，感覺到委屈嗎？”李教授會直爽地說：“不委屈呀，他忙他的事，我忙我的教學，帶好我的孩子，很好的。”因為她足夠獨立足夠優秀，生孩子也是一個人扛過來，因為潘老在忙焊接研究，李教授還很輕鬆地說出：“其實他在也幫不上什麼忙，我自己可以的”。
叫我們現在來說，生孩子丈夫不在身邊是多大的一種缺失，甚至有人會怪罪一輩子，但是這個女子卻表現得如此勇敢。
再說到“那時候”遭打擊的時候，李教授更是竭盡所能地保護著丈夫，保護著家庭。潘院士也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她和孩子保護了我。有的人被特務審查，有的人經受不住折磨自殺，或者被迫離婚，有的因一方遭批鬥，另一方主動劃清界限，而我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夫人，她始終站在我一邊”。
他們兩人的關係就是，離了任何一方我都能好好活，但如果能相伴一起，那將是我莫大的福分。
敬仰兩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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