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數據的貨幣化確實有困難，但是承認個人數據的財產價值和財產利益是基礎，網絡平臺用戶讓步隱私數據也是無奈。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獲得的隱私數據、身份數據、財產數據都應該得到保護，任何濫用數據的行為都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數字經濟有更好發展的基礎，那麼數字經濟的未來才有可能更加美好。
雖然大數據行業的發展給越來越多用戶帶來便捷，但其實從法律層面講，當下大數據行業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此前引發關注的大數據殺熟，以及去年支付寶晒賬單引發的隱私洩露質疑。似乎隨著用戶越來越依賴於各種互聯網平臺，這些平臺反而越來越恣意通過數據分析，對用戶進行權利的侵犯。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表示，目前互聯網環境中，因多種因素，也讓消費者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平臺的程序霸權問題如果不及時得到解決，長久受到傷害的，也是數字經濟本身。所以，如果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儘快為大數據立法，就成了當下行業發展中，比較迫在眉睫的事情。
數據兼具身份和財產屬性
對於老百姓而言，現在談論的數據主要包括身份數據和行為數據兩種。身份數據主要指以老百姓身份信息為載體的數據，與身份信息相對應的非身份信息數據，主要是指用戶在互聯網活動中留下的痕跡，統稱為行為數據。行為數據更多是反映市場信息或需求信息，這種需求信息對市場來說是很有價值的。從法律角度來說，這兩個信息分別對應的是人身權和財產權。
在時建中看來，任何產業最終目的之一肯定都是盈利。作為大數據行業普遍的商業模式之一，就是數據公司通過對用戶數據的收集、分析，為廣告主提供精準推送來創造利益，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精準廣告投放。“基於終端用戶所創造出來的身份數據或行為數據，所反映出的情況可進行產品研發，甚至可能創造新的商業模式，比如現在的共享經濟”，時建中對此表示，如果離開這些身份數據和行為數據，共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如果想讓共享價值更大化，就必須有大量身份數據和行為數據。
對此時建中也例舉美國總統大選中，為特朗普操盤的數據公司，通過對喜歡帶槍的美國人或Facebook用戶，不斷推送希拉里準備禁槍的新聞或希拉里夫婦騙捐的假新聞，從而達到壓制對手的目的，但這種模式很明顯涉及身份收集和信息收集本身極端的重要性。“所以，當我們討論數據權利時，必須要承認數據兼具身份屬性和財產屬性。”時建中對此強調。
網絡免費服務是偽命題
當前，用戶在使用各種各樣網絡平臺時，基本是不用付費的。但時建中也對此指出，沒有付費並不代表免費，因為數據是可以財產化、貨幣化的。“儘管當前數據貨幣化面臨著很大難題，但只要承認數據的身份價值和財產價值，免費服務就成了一個偽命題。”當前由於種種原因，用戶對數據財產價值和身份價值的認知，相對於平臺公司們來說，是比較遲鈍和滯後的，即使一些用戶有所覺醒，但在實際生活中也會產生很多無奈。用戶在網絡上的一舉一動都在背後平臺公司留下數據，這些數據是具有財產屬性的。因為正是這些數據，網絡公司才有了開展其他業務的前提性資源性，“如果一定要用‘免費’這個詞，那麼只能理解為，用戶免費使用平臺服務，平臺相對地也免費使用了用戶數據。”時建中對此解釋。不過他也強調，是否免費涉及當事人注意義務的問題，如果是無償協議，當事人的注意義務要遠低於有償協議，所以這其中也涉及責任安排問題。
隨著數據成為一種資產，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個人隱私的保護成為了必要和必然。對此時建中也舉例稱，其在使用某打車App時，就曾親身經歷過“大數據殺熟”。因為大量打車經歷，使得平臺分析出他對價格不敏感、但對車輛需求又是剛性。所以每次打車，平臺都會派給他價格昂貴的好車。“所以要注意到，有些平臺同時扮演著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角色，不僅是提供虛擬交易的場所，也成為規則制定者甚至交易價格決定者。假如因為這個事情我向平臺進行投訴，平臺更多工作是來擺平個人的不滿，而不是修改規則。因此，如果不把平臺這頭‘肆意橫行的公牛’關進法律籠子裡，最後受傷的必然是數字經濟。”時建中對此堅定表示。
此外，網絡平臺裁判員角色只是數字經濟中的一個特性，技術性也是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重點，尤其當網絡平臺通過技術操縱使其成為一種程序霸權時，消費者就顯得非常被動。
對此時建中也認為，技術性是數字經濟相對於傳統經濟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雖然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在應用過程中就開始具有兩面性。
當下，任何一名用戶在使用網絡平臺時，無論平臺大小，都要讓用戶選擇是否同意“服務協議”，無論服務協議設計得多麼不合理，用戶只有選擇“同意”才能進入下一步操作。“這意味著網絡平臺的技術，使交易程序變得非常剛性，這種剛性也已經轉化為程序霸權，消費者事實上並沒有不同意的機會。”時建中表示。
通過立法破解網絡平臺的程序霸權
基於以上現狀不難發現，在數字經濟中，消費者目前充當的是弱者角色。相較而言，數據公司或網絡平臺有更強的數據和風險控制能力，甚至有更強的風險放大能力。“在責任配置的過程中，應該有這樣一個控制原則，誰的風險控制能力越強，並且在風險控制過程中獲利越多，毫無疑問它承擔的責任就應該越大，這樣才符合人類最基本的正義。”時建中總結道。
儘管數據價值要體現在流動性和開放性，但時建中也強調，所有動態發展一定是以靜態權利的明晰鑑定為基礎。“如果沒有靜態、明晰、全面的鑑定，就意味著圍繞數據所產生的利益無法分配，我們不知道數據屬於誰，不知道基於數據產生的利益是誰的”。
所以時建中建議，在圍繞數字經濟立法過程中，法制建設非常重要的邏輯起點，就是儘快明確與數據利益相關各環節的權利界定。只有把這套權利體系構建起來，今後無論是數據採集、存儲、清洗、挖掘、分享、交易等各環節，才會更加安全放心。而所謂安全，就是指對未來行為可確定性的預期是否具有穩定性。如果有穩定性就是安全，否則就是不安全。如果不安全，數據的開發、交易就一定會受到影響，產業自然同樣會受到影響。
人物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