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我們常常看到讀者在後臺分享對我們公號的感受，我們也很想知道你們從哪裡而來，對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評價和建議。最近，我們發起一個小小的調查問卷，期待你來回答一下，讓我們成為更好的閱讀摯友。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即可進入問卷。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我們常常看到讀者在後臺分享對我們公號的感受，我們也很想知道你們從哪裡而來，對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評價和建議。最近，我們發起一個小小的調查問卷，期待你來回答一下，讓我們成為更好的閱讀摯友。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即可進入問卷。
2018文學報合訂本 已上線微店
如果您不想錯過每日我們推送的資訊，
可將公號設為星標，
作為特別關注。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我們常常看到讀者在後臺分享對我們公號的感受，我們也很想知道你們從哪裡而來，對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評價和建議。最近，我們發起一個小小的調查問卷，期待你來回答一下，讓我們成為更好的閱讀摯友。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即可進入問卷。
2018文學報合訂本 已上線微店
如果您不想錯過每日我們推送的資訊，
可將公號設為星標，
作為特別關注。
文學探照燈 | 今日看點（點擊查看）
賈平凹、王安憶談新時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 學術出版物的未來 | 張愛玲與楊絳的互相評價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近年來湧現了許多新形式的文學期刊，相比傳統文學期刊，它們在視覺上更青春先鋒，內容上更多元甚至流行，有時候它們讀起來顯得不夠專業，很“業餘”。
但是，“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
我們報紙最新一期“新批評”專刊繼續關注文學期刊的新動態，這次是《單讀》。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批評家）
吳琦（《單讀》雜誌主編）
總體上，“記錄、探索、批評”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
何平：《單讀》的前史是2010年創刊的《單向街》，《單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單讀》，你從2015年第10期介入《單讀》的主編工作，第11期開始獨立主編《單讀》，到現在《單向街》和《單讀》已經連續出版了19期。《單向街》時期有兩個標識，一個是印在封面的“紀錄”、“探索”和“批評”；另一個是在扉頁的“想象另一種可能”。從第六期開始，“批評”被“審美”替換，第11期“想象另一種可能”換成了“為了人與書的相遇”。我覺得，第10-12期是你和《單讀》傳統的磨合、協商期，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在傳統中生長出屬於你自己的“單讀”想象，這就是封面上的“We read the worl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頁的“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這裡面涉及到《單讀》的趣旨、目標讀者和願景等等。不妨具體說說，你和《單讀》如何發生關係的？
前面五期《單向街》
吳琦：我和《單讀》的關係其實特別簡單，也特別偶然。當時《單讀》需要編輯，據說是老同事楊瀟跟許知遠介紹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讓我過來工作。他那時應該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瞭解我此前在媒體工作，就輕信了別人的話。而我呢，做記者時候就最討厭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雖然嘴上沒說，但內心是抗拒的。一開始我想兼職來編《單讀》，因為記者這一行沒幹夠，甚至可以說正在興頭上，但是無奈2013年前後傳統媒體幾乎雪崩，這一行裡很多前輩、同事、朋友紛紛離開，沒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種不知道往哪裡使勁的感覺很強烈，最終是抱著一種有點潰敗的心態，“躲”進了書店。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故事，實在沒有戲劇性，可能在一個過分追求戲劇性的大環境裡，它顯得有點反常。最初《單讀》就給我安靜、獨立、偏遠的印象，和我那種躲避的心態不謀而合，所以一開始我就是埋頭編稿，不太愛講話，有一種插班生的感覺。當時連編輯部都沒有，幾乎就一個人，周圍同事忙著單向空間創業的事，好像和我手頭的稿子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對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備，所以覺得幹不了太久，只是暫時躲躲風頭，其實還在關注周圍媒體的動態，隨時都想逃走。
您的觀察很準確，大概是從第13期《消失的作家》開始，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帶到《單讀》裡，但這好像不是一個那麼自覺的過程。當時我對自己、對《單讀》都還沒有特別篤定、清晰的認知，純粹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會提供一個醞釀變化的培養皿。畢竟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三四期《單讀》了，時間也過去了兩三年，其實挺慢熱的，任何工作起碼都需要兩三年才能琢磨出一點滋味。那時我才回過神來，比較冷靜、客觀、正面地面對這份工作。當然更具體的刺激是《單讀》的責任編輯換成了羅丹妮，她的敬業和專業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種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總在前臺的媒體工作，被細緻、勤勞、苦幹、默默無聞等等在出版業稀鬆平常的職業素養所衝擊，甚至替代。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讓我意識到內容行業如果想要繼續發展，需要動腦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觀、坐收漁利了。《單讀》的變化可能跟我的這個變化有關係，但也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畢竟變化有很多種，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種罷了。
總體上我覺得“記錄、探索、批評”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對《單讀》準確的描述，能夠代表我們對各類文體、各種聲音的期待，這個中心一直沒有偏離。後來一些文本層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有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延續陳舊的文藝副刊式的語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體的變化後面可以再談，您說“理想和現實的商量”，我覺得是對整個過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種可能”和“為了人與書的相遇”，都是來自我們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國”，他們出的每一本書都印著這句。
何平：《單讀》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本純粹意義上的雜誌，它是在一個系統中的，或者說是在一個空間、場域中的。《單向街》時期是雜誌和單向街書店；《單讀》時期則更為複雜，商業資本介入“單向街”之後，單向街書店變身為單向空間，“單向”就不再只是圍繞著書店和雜誌的知識分子同人意義的沙龍了。單向空間由微在（wezei t）新媒體和“單”系列的生活方式兩個團隊組成。後者，單向街的共同發起人許知遠稱之為“產品線”。這也許能夠理解由“批評”到“審美”的微妙調整，不再是《單讀》時期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對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創造和倡導，它是未來的、世界的，也是現實的、實踐的，它的目標用戶是我們時代的青年。你的《單讀》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單向空間”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設計、想象並參與到“單向空間”的？具體到“產品線”，《單讀》這個“產品”和單向空間的其他產品如何構成“產品線”？
吳琦：就像我前面說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個狀況外的員工，也會參與，出點子，但對這一切沒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聽途說、依樣畫葫蘆，算是趕個創業的時髦。我也不知道《單讀》和其他產品線之間有什麼關係，甚至不知道“產品”是什麼意思。雖然單向空間內部一直強調《單讀》是一個制高點，但在個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點抗拒這種說法，主要因為責任重大、令人焦慮。直到後面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更多的工作，才對它、也對自己與它的相對關係，有了切身的瞭解。還是那句話，認識一個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時間。
如果說我現在對所謂“產品線”有一些發言權，也全部來自於我參加的那些具體工作。這些工作很雜，也很瑣碎，可能超過很多人傳統上對編輯這個角色的設想，比如，在公共活動上露面講話就是第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做了很多的掙扎。還有市場營銷、商務合作、產品策劃、社交媒體運營等等，都是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這個不情不願的過程中，我才終於走到這份工作的內部。我認為《單讀》和公司的其他產品線是並行的關係，比如文創產品、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彼此連接，《單讀》要源源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入新的概念，為其他同事帶來靈感，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應該創造價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驗，而不是空有一腔熱血，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撐。單向空間是一門小生意，很多年來甚至不掙錢，《單讀》再驕傲，也不能脫離這個前提。說得再直白一點，我們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辦法養活自己，這一點也是從外面看這個機構的同人含義/公共空間的熱鬧時所很難體會的艱辛。
具體到每期《單讀》的主題，我們以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為原點，去和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
何平：《單讀》作為一種雜誌書（MOOK），每期都有一個主題、概念或者是“思想”。《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是以知識分子自我想象為中心的，而從你獨立主編的第13期，明顯看到既考慮到知識分子自我想象意義上的“批評”，也考慮到這種“批評”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轉化，最終在某些人群的聯結和紮根，不只是名詞的“策源地”，也是動詞的“相遇”和“r ead”，所謂的產品是以這個為前提的，是在此之後的，這也《單讀》在我們時代的存在的價值。有一點小遺憾的是，我覺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點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沒有考慮更好的表達？
吳琦：好巧，今年是《單讀》十週年，我們馬上就要換掉這個有點自賣自誇式的說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確是我們的目標，但還沒有做到。之後會換成一句更有召喚性的話，因為我們和讀者一樣，都得繼續努力才好。
具體到每一期《單讀》的主題，的確如您所說，希望擺脫知識分子單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確不可能完全擺脫，那樣說就不夠誠實了，毋寧說是以這種思想和寫作方式作為原點，然後拉出更多的輔助線和延長線，去和陌生的讀者、更廣泛的社會情緒相交，繪製出新的圖形。改版後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題目裡就有這一層含義。再具體到語言、語法的策略，的確是一個不斷擺脫形容詞和名詞，同時尋找動詞的過程。但這太難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文化結構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發現動詞，動詞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個問題也提到“批評”的問題，這裡可以一併迴應，也作為一個例子。從“批評”到“審美”，可能還不足夠來形容《單讀》的變化，這只是一個語詞的位移，背後有更大更根本的語境。閱讀與寫作、啟蒙敘事、知識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還殘留什麼意義，這是我們的行業必須面對的拷問。我們不妨對自己更殘酷一點，否則時代只會以更加殘酷的方式來沖刷我們，在它尚未演變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況之前，我們需要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調整。“批評”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包括《單讀》在內至今也在享受這個紅利，那麼真正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改造這種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這首先是一種自我改造，而不是對外的批評，創作者們不要因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認知結構立刻感到不快，而是應該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認無知。這也意味著把自我批評補充到批評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時，承認自己也身處矛盾之中。這種思考方式，在不丟失批評能力的前提下，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發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動地和視野之外的聲音互動，碰撞，擁抱那些未完成、不確定、尚在運動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這種實踐中，動詞們才會復活，迎來新的含義。
何平：你在河南“鬆社”的演講有過類似的表述：“《單讀》的自信，建立在人們永遠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內容。”《單讀》可能有點“曲高”，但並不“和寡”。此前，《單讀》第13期的《我們改版了》也說過：“《單讀》已經由單向空間和理想國聯合出版了7期，成為中文世界智識青年們的摯愛書。在製作最新一期《單讀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們覺察到閱讀的氛圍似乎正在起變化。嚴肅新聞、文化機構遭遇危機，支離破碎的信息、花邊甚至謠言成為公眾話語的主導，閱讀行為不僅被邊緣化，而且成為娛樂、營銷的道具。體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成為小眾趣味的代表。”能具體說《單讀》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嗎？
吳琦：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起，也一直很樂意講，原因就在於這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不光是理念問題。我覺得我們不僅需要訓練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且要訓練自己描述這種實踐的能力，只有那樣，那些看起來可疑的抽象的命題才能變得可拆解、能溝通，而不再虛無縹緲地飄在半空中。這正是眼下的一個困局，理念、意識形態失去了號召力，我們陷入一種不可溝通的主體間性，一種屏障，一個內在於人文主義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編輯思路，把過去對《單讀》這個品牌單方面的強調，改為對每一期主題的強調，因為只有每一期主題能夠落到實處，與普遍的社會生活發生共鳴，才能不斷爭取新的讀者，反過來豐富這個所謂的品牌。體現在封面設計上，我學到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層級”，字體的大小、擺放的位置、顏色和工藝的選擇，決定了讀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內容，那麼編輯思路就很容易調整了，無非就是要明確地做出選擇——讓“單讀”兩個字縮小，讓主題變大，把主編的名字從封面拿掉（因為我的名字不能給讀者提供太多輔助的信息），以此類推。
另外我們也修改了過去比較冷淡的美學風格，開始使用顏色，更多地使用圖案，在文字的編排上從報紙吸取靈感，儘可能多地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時如果把《單讀》的封面展開，它就自成一張海報。整體上希望讓這本書變得熱烈、主動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內容上最大的變化是比較堅定地把虛構部分納入進來，成為固定欄目，包括小說和詩歌，有時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們的黃金時代》和《都市一無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這部分內容成了被討論、被批評最多的地方。可能因為過去《單讀》的非虛構屬性更強，這和它誕生在傳統媒體發達的年代有關係，作者們多數有媒體背景，突然多了文學的部分，新老讀者都不適應，也看不清我們的標準，覺得是亂來。但這不算我有意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體工作的作者變少了，而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的人從來很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繼續著記錄時代的任務。而且虛構本身就比現實更真實，在一個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評能力和戰鬥屬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書的開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設計、其他欄目安排，我們都堅持不變，它們一直都是《單讀》和讀者保持親密的方式。
哦對了，我們還從軟精裝改成了平裝本，因為我是堅定的反精裝主義者。
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大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何平：在加入單向空間主編《單讀》之前，你是《南方人物週刊》記者，從記者到《單讀》主編會對一本刊物的方向帶來怎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不單單是《單向街》和早期的《單讀》時期強調“紀錄”，它的作者也有許多有媒體從業背景。對你而言，記者職業背景影響到《單讀》應該是想象世界的觀念和方式上的。
吳琦：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是一種互相發現和互相調動。我沒覺得自己和之前的編輯有那麼大的不同，最近我們重新整理最早的《單讀》一至五期，當時還叫《單向街》，主編是郭玉潔，雖然作者隊伍、文體、具體的編輯體例一樣，但問題意識是驚人一致的。問題意識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單讀》的氣質是穩定而且一貫的。我想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既因為創始人和編輯們都有媒體的背景，也因為這群人同時是重度的文學閱讀者，既因為“紀錄”，也因為“審美”。如果一定要說記者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這個職業本身就相對開放，鼓勵大家出去走，認識人，和世界打交道，這滋養了最早的《單讀》的精神。
總體上，我感覺現在大家的思維慣性對媒體、對文學的想象都太狹窄了，有時候甚至把二者對立起來。其實新聞行業裡有文學素養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記者都有文學夢，同時很多作家也做過記者，在虛構作品以外，他們在其他文體上都充滿興趣和創造力的。不同類型的作者、文體、媒介、創作形式原本就應該彼此交融，而不是過早地劃清界限，文化領域的壁壘被人為地誇張了，如此精細而不容越界的專業分工，常常是由於既得利益和虛榮心的緣故。《單讀》想要突破這一點。
在這方面我的確想得比較多，也比較自覺，我有一個習慣，總是跳脫出來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點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想，來總結，因為我一直想去做學術工作，學術研究對我的影響可能不亞於記者這個行業。同時我非常反感理念與實踐的脫節，言行不一等知識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讓這些沒能變成論文的想法投入到實踐，讓它們來回驗證。所以應該說影響不全是我帶來的，但我的確試圖梳理這本刊物的行動和思維過程，或者說，讓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單讀》其實是思想文化類雜誌書，文學在其中所佔比重並不大，這種思想文化、新聞報道和文學的複合體，是現代期刊的一個重要傳統，像《新青年》《語絲》《現代評論》《新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後，審美，或者說文學成為《單讀》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這些小說家和詩人也在傳統文學刊物發表產品，但顯然不是所有的小說家和詩人都是《單讀》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說，你，或者《單讀》有著自己取捨的審美和文學尺度。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你的文學標準，具體說，就是《單讀》的用稿標準？
吳琦：在文學方面，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個業餘者，並且希望有一部分永遠保持業餘。“業餘”挺美妙的，它是一種比“專業”更敞開的狀態。尤其在面對新作者、陌生的題材的時候，保持開放比什麼都重要，它會帶來錯誤和遺憾，以及樂趣和真正的冒險。我也喜歡那種難以描述、無法歸類的感覺，它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甚至是個誇獎，比清晰的、邏輯的標準體系更有機。雖然也讀一點理論，但在閱讀和編輯的過程中，理論會在最後出場，甚至是不出場的。
一定要說標準的話，前面其實已經陸續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歡太陳舊的語言方式，不用文體、類型、職業身份來為作者設限，寫得好不如寫得準確，希望捕捉真正的時代精神或者回應它……但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們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難免偷懶或者妥協，所以總是不太敢談標準。最關鍵的地方可能是，編輯的思維也應該有“層級”之分，如果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範疇內發現了有關鍵突破能力的作者，那麼我願意降低局部的標準去保護和堅持，對於一些相對成熟和穩健型選手，也不必用一個外在的標準干預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長處，標準本身應該足夠靈活……說來說去，我還是覺得保持敞開最重要，然後作者才能獲得他們各自的位置，標準首先是針對編輯自己。
具體到文學的選稿，可能有一個最糾結的地方，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和政治性，我經常在天平的兩端搖擺。在翻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時，我找到了他的說法來說服自己。有人問他，在年輕的時候怎麼區分藝術和抗議，他說，“我認為他們都是文學，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沒看出來這裡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種內在的矛盾，儘管我知道他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他說在社會現實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錘鍊自己的才華，而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論對青年，還是對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
何平：在準備這個對談提綱過程中，我和柏琳有過交流，她認為，吳琦以後的《單讀》，是一本未來型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性兼備的刊物，它不會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經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斷，由於作者隊伍的開放性和全球性（視野），很難去形成那種我們以往所謂的“文學圈”，它關心世界在想什麼，青年在想什麼，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體和表達，只要它是新鮮的，元氣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認可她的說法嗎？
吳琦：她準確地描述了在我看來《單讀》應該具有的風度，和未來的方向，她理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至於是否能實現，除了我前面說到的那些標準，事實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內的好幾位充滿“元氣”的作者，給我們帶來了武器。不僅鼓舞我個人繼續扮演一個編輯，更重要的是，重拾作為一個讀者的熱情。
何平：現在，文學當然是《單讀》非常重要的特徵，但我之所以欣賞這本雜誌，是因為它起始於文學，但能帶給我文學以外的思考，它並不專注於文學內部那些在我看來沒多大意義的文本結構問題（但是它又歡迎多元的文體探索），它專注於文本背後的精神氣象、道德思考和關懷，它關注的是人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東西（以及形成的過程），而不是已經定型的東西。《單讀》讓我們看見背後的鮮活存在的人。談理想容易談，我們現實一點，你原來好像是文化口的記者，你應該清楚中國文學的現狀和痼疾，那麼，當《單讀》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你不想把它做成什麼樣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樣的文學趣味？
吳琦：坦白說，做記者時我並不那麼清楚中國文學的痼疾，因為記者總是外圍的觀察者，尤其在文化領域，即便看到了內部的真實，大家也不會說，畢竟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公共利益在裡面。但我恰恰覺得這種思維慣性有問題，文學不能一方面微言大義，一方面又不痛不癢，總是給自己廓出一塊特別安全、乾淨的場域，這是一種自我抵消，更是一種自我貶低。做文學、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認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種內心的重大性，然後再把這種“重大”還原到具體的實踐過程。這兩點都不能偏廢，否則這個行業便失去了張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尋未知，那麼這個行業也就失去了樂趣。至少對我自己來講是這樣。
不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這麼大的中國，在這麼大的“文學”概念之下，《單讀》或者單向空間做的是一件小事。這肯定不是謙虛。所以當我說反對、說警惕，其實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可能扭轉什麼，至多是一種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對“邊緣”的充分認知，我們才獲得了一點自由，不管不顧，做出獨特的選擇。任何人想要擺脫老套路都是困難的，辯證法本身就有陷阱，單純的反標準和標準本身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說邊緣也好，業餘也好，本質上都是期待《單讀》回到一種“痴人”的狀態，回到最樸素的發心——這篇文章是不是能夠打動我們，無論智識還是情感上。不是為了寫而寫，不是為了批評家、期刊、獎項而寫，為了藝術流派和學術風格而寫，而是真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其實也是期待作者們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義者。我始終相信作者如果足夠誠實，內心都知道這是一條底線，認真的編輯和讀者也能分辨。所以我們的標準，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反對，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斷吸引、尋獲這樣的作者和讀者。
何平：2016年，你和許知遠在北京大學單讀沙龍的海報上說：“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我們的黃金時代”。“尋找最年輕的創造力”，你們做了鼓勵年輕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計劃”，而“我們的黃金時代”後來也成為了第15期的話題，你為本期撰寫了《文學致幻劑》的導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學和你們說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吳琦：您對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們的黃金時代”本身是有點反諷的，但當時沒有刻意強化這一點，因為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反駁這種反諷，至少與之形成張力。
不過還能怎麼辦呢，不想隨大流、還想做點自己的東西的話，在今天的選擇已經不多了，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這些年工作下來，我已經從旁觀者成了局內人，現在又跟您談了這麼多，白紙黑字，總不能太快打臉吧。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老師一起做一個訪談項目，他說起理想的大學，標準應該是允許和培養“例外”，我想借這個表述來回答您的提問。不論對於青年還是文學來說，《單讀》都希望成為今天的一個“例外”，在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成為一個在各方面自我維持的“例外”。這個野心已經不小，裡面殘存著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來。延續我們之前關於詞語的討論的話，在名詞與形容詞被拋棄之後，《單讀》想要成為一個動詞，它也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今日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我們常常看到讀者在後臺分享對我們公號的感受，我們也很想知道你們從哪裡而來，對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評價和建議。最近，我們發起一個小小的調查問卷，期待你來回答一下，讓我們成為更好的閱讀摯友。
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即可進入問卷。
2018文學報合訂本 已上線微店
如果您不想錯過每日我們推送的資訊，
可將公號設為星標，
作為特別關注。
文學照亮生活
公號：iwenxuebao
網站：wxb.whb.cn
郵發：3-22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