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採訪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

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傑出的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的華人所做出的傑出的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

那是個初春的雨天，天氣很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安詳寧靜，小松鼠上躥下跳地覓食嬉戲。崔琦是沉靜的，毫無喜形於色的神情，甚至還有一點害羞，一再為已經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試圖用最簡單的語言向我這個門外漢解釋他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共同發現的“分數量子霍爾效應”：強磁場中共同相互作用的電子能形成具有分數分子電荷的新型粒子。我聽得一頭霧水，還含含糊糊地點著頭，心想如此懸殊的知識結構，這個採訪可怎麼做啊？

我試圖進入他的人生經歷，他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幹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裡。

崔琦與鄉親

這樣小崔琦就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就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困難時期由於食物不足死去了。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但是他卻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衣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而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的所謂成功故事的話，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瞭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所以是不是能夠讓一次訪談帶有更多人性的溫暖，就成為我和團隊有意識的追求。

摘自《一問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