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清霞（1967.4——）：女，陝西銅川人，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陝西當代文學與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沉溺與超越——用現代性審視當今文學中的慾望話語》、《陳忠實的人與文》、《陳忠實的文學道路》等。
"作者簡介：李清霞（1967.4——）：女，陝西銅川人，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陝西當代文學與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沉溺與超越——用現代性審視當今文學中的慾望話語》、《陳忠實的人與文》、《陳忠實的文學道路》等。
成名後，陳忠實發表過的創作感受、文學訪談、講話、序跋等已有200多篇，出版文論著作3部，總結創作經驗、對青年作者及陝西省作協的工作進行指導等，在扶持文學新人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文學觀念的形成卻是《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以下簡稱《創作手記》）的創作和發表。
《創作手記》是應讀者和編輯要求創作的，《白鹿原》的成功使陳忠實成為中國當代文壇的神話和文學青年的楷模，不少熱衷文學的青年將其奮鬥經歷當作前行的動力。他的創作道路具有示範意義，文學青年們渴望從他的創作中得到藝術的靈感和啟迪，更希望得到陳忠實切實的文學指導。
作者用散文的筆法對自己的藝術實踐進行回顧，坦誠地將自己創作的酸甜苦辣、痛苦艱辛喜悅毫無保留地奉獻給讀者，有對社會、歷史、文化、人生、自然和命運等的體驗與感悟，有對自己生命歷程和個人情感的回憶，語言質樸感性，文筆淡然舒緩，以創作者的身份與讀者娓娓而談，而不是像當今流行的學院派批評那樣拽新詞，生怕讀者讀得懂。《創作手記》告訴讀者文學理論也能以感性的方式，散文化的筆法來闡釋，而且作家指導作家更直觀、更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距離越來越遠，紅包批評、人情批評等現象普遍存在，批評家和作家互相指責，各說各話，學院派批評“掉書袋”的習氣很盛，使批評很多時候成為自說自話，不少作家表示自己壓根看不懂那些評論自己作品的學術論文，更談不上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種現象已經引起作家和廣大文學工作者的普遍關注，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創作手記》從作家的藝術實踐出發，坦率真誠地講述了他創作《白鹿原》的過程，從觸發寫作長篇的“念想”到“田小娥”等人物的“躍現”，再到小說情節結構的建構，以及主要歷史事實的調查考證，小說語言的運用和作者對小說出版發行的擔憂等等。細細道來，如同與讀者對面交流，實實在在地把自己讀過的書，借鑑過文學理論觀點，使用過的創作手法等，一一回嚼，不掖不藏，不啻是一部生動形象的小說創作教科書。
文本就以下問題展開敘述：一、交代了作者通過痛苦的精神剝離超越文革文化審美模式的過程；二、敘述作者尋找適合自己敘述方式和敘述語言的艱難曲折；三、探討如何保持良好的創作狀態；四、解讀《白鹿原》有爭議的問題，如“鏊子說”、性描寫及修訂本獲獎等。
一、 作家的自我認知及其主體性的獲得
他文革前開始創作，其中短篇小說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他清醒地意識到並試圖突破文革模式，以及柳青對他創作的深刻影響。在當代文壇，衡量一個作家的藝術成就，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指標；他的藝術實踐表明中篇無法容納這座古原的歷史，長篇是其內心創作衝動最恰當的表現形式；其次，長篇創作也是一項“任務”。1985年夏，陝西省作家協會召開了兩次名為“陝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的筆會，動員包括路遙、陳忠實在內的一些青年作家創作長篇，他當時明確表示尚無準備。陳忠實是一個具有自我批判意識的作家，新時期以來，他的中短篇小說大多書寫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的生活變遷和精神裂變，創作上沒有大的突破，還曾遭到“隨波逐流”、“圖解政治”等指責。其實，許多知名作家的創作中都存在類似問題。社會變革時期，作家一時無法把握時代發展變化的脈搏，感到迷茫困惑，這是客觀現實。任何藝術上的超越都不會一蹴而就，陳忠實也不例外。他對自己精神裂變的過程進行了追述和總結。
他不缺少農村生活經驗和創作素材，對中國農村的歷史現實也有深刻的反思，從《白鹿原》的創作來看，也不乏真知灼見，他的困惑就在於如何表現。他用海明威“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表現自己藝術探索的過程，他說他所尋找的就是一種表達方式，既能準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又能為讀者接受和喜愛的表達方式。他說《白鹿原》“不標明我真正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最好的句子。”的確如此，《白鹿原》出版後引發的諸多爭論也從側面說明，作者的意圖並未完全實現。傾注他畢生心血的藝術探索，為他帶來了聲譽、財富、官位等等，或許，《白鹿原》是以最適宜表述他獨特生命體驗的語言完成的，但是，小說的政治“言說”及性描寫等在當時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以致修訂後獲得茅盾文學獎。
在《創作手記》中，他記述了自己獲得主體性的契機和經過。首先，農村基層工作的經驗，即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他意識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鞏固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了”，而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農村生產力水平卻提高了。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使他困惑、迷茫、不安，他將這種困惑寫進了短篇小說中，如《霞光燦爛的早晨》中主人公對集體經濟的懷戀等。回想自己之前的創作，兼與柳青比較，他認識到自己與柳青在思想藝術上的差距。於是，他決心瞭解1949年前鄉村生活的形態和秩序及其對當今社會人心的影響。在《白鹿原》中，鹿兆海在與白靈爭論時曾質疑“列寧打倒了富人，卻使窮人更窮”的歷史事實，以及黑娃“風攪雪”式的革命方式，這些都是作家歷史反思在文本中的表現，從鹿兆海與白靈的悲慘結局和荒誕命運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內心的苦悶與痛苦，兩個優秀兒女的毀滅使人不得不對歷史發出質問與控訴，這個歷史問題作者無力解答，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功德無量的事。
其次，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作者細緻描述了他初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情景，震撼，驚異！特別是卡朋鐵爾的創作道路給他帶來的文學視野和文學觀念上的啟示。西方文化對他創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作家主體性的獲得也不是一夕獲得的，這要從作者1980年前後在小寨文化館的“自虐式閱讀”談起，他那時集中研讀外國名著，如莫泊桑等的作品，這對他走出文革文化審美模式和創作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表達了他擺脫文革文學與政治緊密關係的意圖。其實，處理文學與政治關係最有技巧的是中國文人，從孔子、李斯到司馬遷，早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研讀《史記》，我發現司馬遷論證西漢政治現實合理性的文字高明至極，而且開創了一代文風。孔子尚有“春秋筆法”，儘管“微言大義”有被後世經學家過度闡釋的嫌疑，但孔子的歷史觀倒也誠實懇切；李斯是有骨氣的文人，《諫逐客書》以一己之言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實在讓人敬佩慨嘆；然《史記》記述夏商周之史時，可圈可點，而述及楚漢相爭之後的史實，卻遠不及孔子、李斯之筆力強勁。後世文人多步孔子、司馬遷之後塵，鮮有能超越者。杜甫、范仲淹當屬同道，在他們心裡“君”排在“民”前，杜甫“每飯必思君”，而不是“思民”或“思親”，“思親”是人性。這種文化積澱和思維模式早已成為中國文人的集體無意識，雖經五四文人作家努力反撥，但文化心理結構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可為。所以，我們在批評陳忠實及其創作的同時，還應看到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內涵和民族性的因素（是否國民劣根性恐怕不能隨便說）。
陳忠實獲得作家主體性的具體標誌是他不再受文化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操縱，開始有了自己對藝術創作的規劃。新時期以來，陝西湧現出一批青年作家，但截止1985年夏，陝西新老作家卻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連續兩屆茅盾文學獎評獎，陝西省都推薦不出一部參評作品。這種形勢讓當時以胡採為核心的作協領導層很焦慮和重視，陳忠實是他們認為有能力駕馭長篇的陝西作家之一，並對他進行動員。陳忠實卻覺得長篇“可望而不敢想”，認為他“至少應該寫過10箇中篇小說，寫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練得有點眉目。”他是典型的、能沉得住氣的關中男人，沒有十足把握絕不輕言。他早已不是文革後期那個衝動的、急切的、惟命是從的業餘農民作家了，文學創作是他畢生追求的事業，懂得尊重藝術規律，不再被組織的行政命令或倡導等促進、激勵或左右。《白鹿原》基本修改完成後，適逢路遙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李星以“跳樓”的話激他，他都要堅持全部修改完成，才給他看。長篇創作使他真正成熟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作家，新世紀以來的短篇小說及部分藝術散文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他主持陝西作協工作十幾年，有人指責他對中青年作家扶持不夠，他也不做過多的辯解，而是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鼓勵青年作家自己成長。他認為這樣更有利於青年作家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個性。
二、沉靜是作家生命存在的狀態，也是長篇創作的最佳心態
生活積累是文學創作巨大豐厚的庫存，有生活庫存的作家很多，但如何把它們轉化成文學創作的素材，需要激發、照亮和打開，陳忠實意識到這一點，併為之而苦惱。1985年前後，當時的成名作家都被長篇創作困擾著，茅盾文學獎的設立是為了鼓勵長篇創作的，而長篇創作這時依然處於低谷，無論從數量和質量都不盡如人意，長篇創作成為衡量一個省、一個作家文學成就的重要指標。“文革”後，文化藝術界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文學生態與自然生態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山火過後，最先成長起來往往是小草、灌木，很多年後才會出現高大的樹木，成片的針葉林和闊葉林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
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使作者意外萌發了創作長篇的慾念，激發他創作靈感的不是“牛蒡”，而是藍袍先生朦朧的情愫，藍袍先生痛苦而無奈地接受了父親施與的婚姻，卻被楊龜年家年輕美貌的寡居兒媳所“驚擾”，可就在那“邪念”“萌而未生”時，竟被父親察覺，無情地扼殺在了搖籃中。從此，一個模糊的影像——鏤刻著“讀耕傳家”的四合院的門樓纏繞著他，神祕又充滿誘惑，他止不住想要去思索、去探究。
這種慾念像鞭子一樣驅趕著他，他決定從實地考察走訪開始，查閱地方縣誌，閱讀各類名著以充實自己，來溝通關中大地的歷史和現實，尋找創作的靈感和契機，進行總體構思，將一個個瞬間閃現過的細節串聯起來，探尋其文學意義及其對人物命運發展軌跡的作用。為著這種創作激情，他修蓋了新房，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書房，決定隱居祖屋創作“墊棺作枕”之作。這時正處於全民下海的熱潮中。
確立了創作的基本目標，如何來實現就成為首要問題。他熟悉這片古原的溝溝坎坎和生存著的生靈們，他知曉他們如何活著，也驚異於他們何以要這樣活著？在翻閱藍田縣誌貞婦烈女卷時，田小娥闖進了他的心，他終於找到了結構《白鹿原》的關鍵性人物，率先確定了“田小娥被鹿三從背後插進梭鏢利刃的情節”，田小娥是小說中白鹿兩家矛盾激化的焦點，她代表生命原欲，代表一種具有誘惑力、破壞力的強大力量，她的嫵媚性感與反抗精神使她成為家族政治最直接的破壞者和顛覆者，她的出現激化了白鹿兩家的矛盾，使白鹿村的社會倫理關係更加複雜。田小娥的塑造是陳忠實走向藝術成熟的重要標誌，他早年以擅長寫農村老漢而得名，還曾以不善寫女性而自我調侃。在中外文學藝術史上，總是有作家藝術家以藝術的神聖名義追逐女性，陳忠實在《創作手記》中詳細記述了他塑造田小娥的過程，有童年的記憶，有貞婦烈女事蹟的刺激誘發，有作家的藝術想象和生活積累，當然也有之前文學閱讀經驗的啟發。
《白鹿原》中朱先生是有原型的，作者塑造這個人物時，藝術想象力受到生活原型的制約，越想忠實於生活原型，越不討好，反讓讀者覺得“假”。儘管作者從朱先生的性格邏輯和文化心理結構出發，為人物設置了“鏊子說”、“公婆說”等情節，結果還是引發了爭議和“誤讀”。塑造白靈，作者幾乎原封不動地將生活原型的故事搬進了小說，以期還歷史本來面目，竟遭到“藝術源於生活，更要高於生活”的批評。白靈形象的塑造表達了作者對歷史某一階段的深刻反思，人物成為闡釋歷史觀唸的工具，人物形象有簡單化、概念化之嫌。作者對這兩個人物的解釋使其創作意圖“欲蓋彌彰”，以致作者在後記中談到一位青年評論者要他立即終止《創作手記》的寫作。將文本與《創作手記》比較閱讀，對我們分析1990年代的文學生態和文化環境具有深刻的借鑑意義。鹿兆鵬是幾位共產黨人事蹟綜合的結果，其中武裝鬥爭那段經歷以渭華起義為依據，部分歷史事實和事蹟取自陝西黨組織的領導人汪峰，滋水和平解放也是歷史事實。
白孝文是作家藝術創造的結果，也是《白鹿原》中最複雜、最豐滿、最具個性的人物形象，傾注了作者的許多心血，這個人物的解讀需與黑娃、鹿兆鵬，特別是《藍袍先生》中的徐慎行進行比照，這幾個人物在精神序列上密切關聯，黑娃似乎天生具有叛逆性，他反抗意識萌發的最早，有人說這是由於他受到的壓抑相對於白孝文、鹿兆鵬及徐慎行來說，要小一些，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在小說中，鹿三反覆比較白鹿兩家的家教與家風，可見他對家教重視的程度，家教的方式很多，小說雖沒有直接講述鹿三如何教育兒子，卻多次寫到他目睹白嘉軒“教子”的感受和感想。鹿三是“行動多於言辭”的人，或曰“敏於行而訥於言”，黑娃砸祠堂，他要去結果了他；田小娥被他捅死，這些行為都從側面表現出黑娃所經受的“家教”。不僅如此，黑娃的頭上除了血緣上的父親鹿三外，還有一個類似於西方人教父的“父親”白嘉軒，或許可以稱之為“精神之父”。白嘉軒在黑娃看來是剛正不阿的正義化身，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話是“他的腰挺得太直”，鹿三的媳婦是白秉德連訂帶娶的，黑娃也得到類似的承諾，弟弟兔娃與父親鹿三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說，黑娃的身份類似於“家奴”，白嘉軒對他具有從肉體到精神的主宰權，送他讀書，給他打短工的機會，這些恩惠在白嘉軒是發自內心的，在黑娃卻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來，黑娃從骨子裡並不排斥讀書，他排斥的是被施與的讀書機會。從以上分析中，我們看到黑娃這個看似粗野的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壓抑與白孝文等相比更加深重，他的反抗最激烈是因為他所受的壓迫最深重。白嘉軒是儒家文化倫理的人格化身，是家族文化的主宰，所以，黑娃對白嘉軒的反抗就體現出鮮明的反封建禮教和家族統治的特徵，換言之，假使白嘉軒轉而成為“革命的先驅”，黑娃反對的依然是白嘉軒和他所代表的社會階層。黑娃的反抗是針對白嘉軒個人的，而不是針對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的，這是他與鹿兆鵬和白靈等革命者不同的地方，也是黑娃從農會幹部、革命軍人變成土匪、再變成國民黨縣保安團營長的根本原因。他皈依儒家文化、迴歸宗祠是內心情感和精神的需要，是自發的、由衷的，與白孝文的回鄉祭祖從性質上說截然不同。而白孝文是不幸的，因為他聰慧、有思想。他之所以決絕地背棄父親，最終成為“弒父”者，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父親”（封建禮教）“吃人”的一面。儘管鹿子霖幫助他並非真心，但他並不恨他，或者說他恨父親甚於恨鹿子霖。小說曾交代說，鹿子霖相信田小娥並沒有向白孝文揭露他，卻沒說白孝文未察覺真相，白孝文的陰險就在於不相信任何人，他把一切都埋在心裡，所以，他是原上最孤獨的人。僅是上述這幾個人物間複雜的關係與性格的設置、塑造與完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沒有沉靜的心態，單是梳理這些人物複雜的關係就很難，更不要說人物個性的塑造了。一個內心沒有痛切體驗的人很難描摹出白孝文的內心世界。
將白孝文與隋抱朴（《古船》）略作比較，即可發現兩位作家創造時的心境，白孝文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滄桑感與孤獨感，表現出作者風雨之後的沉澱與厚重；隋抱朴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內在激情與理想主義情懷，換言之，隋抱朴身上還有文革人物深深的烙印。《白鹿原》體現出作家的老年心態，即叔本華所說的“一個人終於擺脫了那無時無刻不在侵擾他的動物式的激情”的老年時代。叔本華說：“只有到了老年，一個人年輕時獲取的知識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經獲得的觀念才能被解釋得詳盡；他以為他早在兒時就已明白的事此時才能被真正理解。”其實作家創作時表現出來的是心理年齡，有些作家即使活到80歲依然有一顆稚嫩的童心，如泰戈爾；有些作家人到中年卻表現出暮年的心態。陳忠實創作長篇時尚未到“知天命”的年歲，但心理年齡卻具有老年人沉穩的特徵。難怪有讀者後來寫信問《白鹿原》的作者是否還活著，有人說讀了小說覺得作者寫出這樣的作品還不得累得吐血，等等，都從側面證明了小說所表現出的厚重與蒼涼。
陳忠實對長篇創作過程的追憶，回答了上述讀者的疑問，指出作家在創作時，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超乎其外，不為小說中的情節與人物左右，而沉靜就是一種良好的創作狀態與心境。在四年的長篇寫作中，沉靜成為陳忠實生命的存在狀態，他獨居原上的祖屋中，摒棄世俗的紛擾，幾乎與世隔絕，因參與作協領導工作太少而備受指責，幾乎不參加社會活動，連1989年那樣的動盪都沒能影響到他，真正做到了心無旁騖。為了創作，推掉了“陝西省文聯黨組書記”的官銜，他感受到“踏實裡的某種壓迫，具體到攤開稿紙直面白嘉軒們的時候，我感覺更沉靜也更專注了”。陳忠實說此事曾令他“陷入焦慮甚至可以說是慌惶狀態”。
沉靜是一種心態，一種創作的狀態，在喧囂的世紀末，沉靜也具有形式感，如陳忠實所說，他住在鄉下的祖屋，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村莊的喧鬧離他很近，又很遠，儘管村裡誰家“過事”還會請他，但他所承擔的角色已悄然變化，他的出現是“過事”人身份的象徵，“事”品級、檔次的象徵，就像《白鹿原》成功後，作家研討會及朋友聚會等也以他的出現為榮、為傲。陝西這個地方，即便是鄉村，對文化人也格外看重，陳忠實兼具文化人和官員兩種身份，情形自然與他在公社當幹部時不同。他創作的習慣與路遙不同，他早上開始創作，夜晚按時休息，他沉浸在創作中時，鄉鄰們自覺地不去打擾他，畢竟陳忠實是一位副廳級的作家。所以，陳忠實的“隱”在形式上也是成立的，與現在某些作家的所謂閉門造車完全不同。“沉靜”還要能沉得住氣，靜得下心，要有定力，不受外界的影響。他極少談到道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他的靜心定性表現出他對宋明心學的理解和認識。
陳忠實在寫《創作手記》時，或許真的意識到了“沉靜”對於長篇創作的重要性，短篇創作篇幅規模相對小得多，作者完全可以在應激狀態下完成，如百十字的詩、一般千字的散文或上萬字的小說，都可依靠靈感和激情來完成，長篇則不然。從某種程度上說，陳忠實《白鹿原》之後至今未推出長篇力作，恐怕也有“沉靜”不下來的問題。創作的慾念容易產生，但再找回那種沉靜的狀態，並維持四年，很難有人做得到，包括作者本人。張愛玲骨子裡是孤獨的，孤獨是她生命存在的方式，她一生都與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她為自己的心而活，所以她能在鬧中取靜，能達到“大隱隱於市”的人生境界，能關起門來過她的公寓生活（《公寓生活記趣》），寫她的人生故事；陳忠實是一個具有強烈“入世”與“濟世”情懷的作家，《白鹿原》完成後，他在訪談中幾次談到長篇創作的構想，2001年春節過後，還曾回到原上的祖屋潛心創作，並於2004年推出小說散文集《原下的日子》，可見，這次的“隱居”並沒有找到創作長篇的狀態與心境，卻寫出了幾個精緻的短篇和一些優美的散文。
創作理想與創作現實都不是以作家的意志為轉移的，慾望產生到慾望達成的過程漫長而艱辛，尤其是創作慾望的產生與達成，牽涉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市場、作家的家庭生活、個人情感等等，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都可能前功盡棄。簡單地說，是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陳忠實和《白鹿原》。一旦時過境遷，作家本人也無法複製自己曾經的創作狀態和創作激情。陳忠實的一位崇拜者盼望他能推出長篇，完成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敘述，竟然慨嘆、祈禱上蒼給作者一次刻骨銘心的愛情，以激發其藝術創造力，這當然是玩笑話，但也從側面揭示了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他自己也說：“創作是個人內心的一種需要，體驗觀察都是個人化的，沒有真正地體驗社會，提供再好的環境他也寫不出好作品。”外在的、形式上的同構與同質固然很重要，但作家作為主體的個人化體驗卻很難構建或複製。
三、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作家的“個性化追求”
《白鹿原》構思用了近兩年時間，根據醞釀中的人物及其複雜的人生故事，作者預備寫上下兩部，每部約30-40萬字。1988年清明前後動筆時，作者已將規模壓縮至一部，40萬字。這對作者來說是非常艱難且痛苦的事，做文字工作的人幾乎都有過刪改文本的經驗，有人形容那感覺“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樣痛。原因一是作者的閱讀習慣，他不喜歡閱讀多部規模的小說，哪怕是名家的翻譯作品；二是市場運作的無情的槓桿，這是作者出版《四妹子》的切身體驗。
陳忠實認為應對市場法則的唯一出路就是“贏得文學圈子以外廣闊無計的讀者的閱讀興趣”，普通讀者群決定著一本書的印數和發行量。尊重讀者，不是放棄藝術原則，一味迎合讀者的審美趣味，作家還有責任提升讀者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品位。作者在處理作者、作品與讀者關係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用40萬字容納構思時兩倍篇幅的內容，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完整的故事情節、真實生動的細節等，是艱難的。他先根據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則，對人物、情節、細節等刪減，直到無法捨棄。隨後在語言文字上下功夫，力爭用最準確簡潔的語言敘述故事情節、表達思想情感，即用敘述語言代替描寫語言。他認為敘述語言難度比描寫語言“大很多”，卻可“成倍節省字數和篇幅”。他決定用“形象化的敘述”來“表述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那一段歷史生活內容”，並使語言選擇成為對小說語言形態的深入思考。回顧自己的中短篇創作，他發現“一句凝練的形象準確地敘述”，換成描寫語言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內在的純粹的文字魅力卻不存在了”。要保持“敘述語言的內在張力和彈性”則要求作家透徹理解和掌握他的人物。他在《窩囊》、《軲轆子客》、《害羞》、《兩個朋友》等短篇創作中進行語言實踐。《軲轆子客》引起關注，幾位同事感到新鮮，以為這種形態不錯，並當面指出其語言變化。在語言實踐中，為避免大段敘述語言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審美疲勞，他嘗試“以個性化的有內涵的對話語言，給大段連接大段的敘述裡增添一些變化”。在長篇寫作中，他已能進入“完全自如的文字敘述”，對敘述語言的把握產生的空前的自信。他總結說短篇的操練“功夫沒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對那個歷史時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體驗的程度。”陳忠實關於敘述語言的分析論述，是對“語言即文化”觀念的形象化的解讀和闡釋。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棲居在語言這寓所中。用詞語思索和創作的人們是這個寓所的守護者。” “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作家就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者”，陳忠實用他獨特的“敘述語言”講述著中華民族的祕史，試圖成為民族文化和白鹿精神的“守護者”。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原是海明威的話，陳忠實認為這句話道出了藝術創作的規律，這個形象化的比擬準確形象，“尋找”的過程就是作家實現自己“個性化追求”的過程，“句子”不僅指作家對歷史和現實事象的獨特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既是作家自己的獨特感受和體驗，也可以是溝通普遍人類心靈與精神的共性體驗；而且包括藝術體驗，即以一種獨特的最適宜表述那種生命體驗的語言完成敘述。
他說他的文學生涯就是“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的歷程，從“無意識裡的盲目”模仿開始，經過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的探索，再到《白鹿原》的創作，他一直在“尋找”，《白鹿原》的成功並“不標明我真正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句子”，他說“我還將繼續‘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表達了他堅持文學信仰的決心。
"作者簡介：李清霞（1967.4——）：女，陝西銅川人，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陝西當代文學與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沉溺與超越——用現代性審視當今文學中的慾望話語》、《陳忠實的人與文》、《陳忠實的文學道路》等。
成名後，陳忠實發表過的創作感受、文學訪談、講話、序跋等已有200多篇，出版文論著作3部，總結創作經驗、對青年作者及陝西省作協的工作進行指導等，在扶持文學新人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文學觀念的形成卻是《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以下簡稱《創作手記》）的創作和發表。
《創作手記》是應讀者和編輯要求創作的，《白鹿原》的成功使陳忠實成為中國當代文壇的神話和文學青年的楷模，不少熱衷文學的青年將其奮鬥經歷當作前行的動力。他的創作道路具有示範意義，文學青年們渴望從他的創作中得到藝術的靈感和啟迪，更希望得到陳忠實切實的文學指導。
作者用散文的筆法對自己的藝術實踐進行回顧，坦誠地將自己創作的酸甜苦辣、痛苦艱辛喜悅毫無保留地奉獻給讀者，有對社會、歷史、文化、人生、自然和命運等的體驗與感悟，有對自己生命歷程和個人情感的回憶，語言質樸感性，文筆淡然舒緩，以創作者的身份與讀者娓娓而談，而不是像當今流行的學院派批評那樣拽新詞，生怕讀者讀得懂。《創作手記》告訴讀者文學理論也能以感性的方式，散文化的筆法來闡釋，而且作家指導作家更直觀、更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距離越來越遠，紅包批評、人情批評等現象普遍存在，批評家和作家互相指責，各說各話，學院派批評“掉書袋”的習氣很盛，使批評很多時候成為自說自話，不少作家表示自己壓根看不懂那些評論自己作品的學術論文，更談不上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種現象已經引起作家和廣大文學工作者的普遍關注，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創作手記》從作家的藝術實踐出發，坦率真誠地講述了他創作《白鹿原》的過程，從觸發寫作長篇的“念想”到“田小娥”等人物的“躍現”，再到小說情節結構的建構，以及主要歷史事實的調查考證，小說語言的運用和作者對小說出版發行的擔憂等等。細細道來，如同與讀者對面交流，實實在在地把自己讀過的書，借鑑過文學理論觀點，使用過的創作手法等，一一回嚼，不掖不藏，不啻是一部生動形象的小說創作教科書。
文本就以下問題展開敘述：一、交代了作者通過痛苦的精神剝離超越文革文化審美模式的過程；二、敘述作者尋找適合自己敘述方式和敘述語言的艱難曲折；三、探討如何保持良好的創作狀態；四、解讀《白鹿原》有爭議的問題，如“鏊子說”、性描寫及修訂本獲獎等。
一、 作家的自我認知及其主體性的獲得
他文革前開始創作，其中短篇小說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他清醒地意識到並試圖突破文革模式，以及柳青對他創作的深刻影響。在當代文壇，衡量一個作家的藝術成就，長篇小說是重要的指標；他的藝術實踐表明中篇無法容納這座古原的歷史，長篇是其內心創作衝動最恰當的表現形式；其次，長篇創作也是一項“任務”。1985年夏，陝西省作家協會召開了兩次名為“陝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的筆會，動員包括路遙、陳忠實在內的一些青年作家創作長篇，他當時明確表示尚無準備。陳忠實是一個具有自我批判意識的作家，新時期以來，他的中短篇小說大多書寫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的生活變遷和精神裂變，創作上沒有大的突破，還曾遭到“隨波逐流”、“圖解政治”等指責。其實，許多知名作家的創作中都存在類似問題。社會變革時期，作家一時無法把握時代發展變化的脈搏，感到迷茫困惑，這是客觀現實。任何藝術上的超越都不會一蹴而就，陳忠實也不例外。他對自己精神裂變的過程進行了追述和總結。
他不缺少農村生活經驗和創作素材，對中國農村的歷史現實也有深刻的反思，從《白鹿原》的創作來看，也不乏真知灼見，他的困惑就在於如何表現。他用海明威“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表現自己藝術探索的過程，他說他所尋找的就是一種表達方式，既能準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又能為讀者接受和喜愛的表達方式。他說《白鹿原》“不標明我真正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最好的句子。”的確如此，《白鹿原》出版後引發的諸多爭論也從側面說明，作者的意圖並未完全實現。傾注他畢生心血的藝術探索，為他帶來了聲譽、財富、官位等等，或許，《白鹿原》是以最適宜表述他獨特生命體驗的語言完成的，但是，小說的政治“言說”及性描寫等在當時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以致修訂後獲得茅盾文學獎。
在《創作手記》中，他記述了自己獲得主體性的契機和經過。首先，農村基層工作的經驗，即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他意識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鞏固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了”，而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農村生產力水平卻提高了。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使他困惑、迷茫、不安，他將這種困惑寫進了短篇小說中，如《霞光燦爛的早晨》中主人公對集體經濟的懷戀等。回想自己之前的創作，兼與柳青比較，他認識到自己與柳青在思想藝術上的差距。於是，他決心瞭解1949年前鄉村生活的形態和秩序及其對當今社會人心的影響。在《白鹿原》中，鹿兆海在與白靈爭論時曾質疑“列寧打倒了富人，卻使窮人更窮”的歷史事實，以及黑娃“風攪雪”式的革命方式，這些都是作家歷史反思在文本中的表現，從鹿兆海與白靈的悲慘結局和荒誕命運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內心的苦悶與痛苦，兩個優秀兒女的毀滅使人不得不對歷史發出質問與控訴，這個歷史問題作者無力解答，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功德無量的事。
其次，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作者細緻描述了他初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情景，震撼，驚異！特別是卡朋鐵爾的創作道路給他帶來的文學視野和文學觀念上的啟示。西方文化對他創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作家主體性的獲得也不是一夕獲得的，這要從作者1980年前後在小寨文化館的“自虐式閱讀”談起，他那時集中研讀外國名著，如莫泊桑等的作品，這對他走出文革文化審美模式和創作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表達了他擺脫文革文學與政治緊密關係的意圖。其實，處理文學與政治關係最有技巧的是中國文人，從孔子、李斯到司馬遷，早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研讀《史記》，我發現司馬遷論證西漢政治現實合理性的文字高明至極，而且開創了一代文風。孔子尚有“春秋筆法”，儘管“微言大義”有被後世經學家過度闡釋的嫌疑，但孔子的歷史觀倒也誠實懇切；李斯是有骨氣的文人，《諫逐客書》以一己之言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實在讓人敬佩慨嘆；然《史記》記述夏商周之史時，可圈可點，而述及楚漢相爭之後的史實，卻遠不及孔子、李斯之筆力強勁。後世文人多步孔子、司馬遷之後塵，鮮有能超越者。杜甫、范仲淹當屬同道，在他們心裡“君”排在“民”前，杜甫“每飯必思君”，而不是“思民”或“思親”，“思親”是人性。這種文化積澱和思維模式早已成為中國文人的集體無意識，雖經五四文人作家努力反撥，但文化心理結構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可為。所以，我們在批評陳忠實及其創作的同時，還應看到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內涵和民族性的因素（是否國民劣根性恐怕不能隨便說）。
陳忠實獲得作家主體性的具體標誌是他不再受文化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操縱，開始有了自己對藝術創作的規劃。新時期以來，陝西湧現出一批青年作家，但截止1985年夏，陝西新老作家卻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連續兩屆茅盾文學獎評獎，陝西省都推薦不出一部參評作品。這種形勢讓當時以胡採為核心的作協領導層很焦慮和重視，陳忠實是他們認為有能力駕馭長篇的陝西作家之一，並對他進行動員。陳忠實卻覺得長篇“可望而不敢想”，認為他“至少應該寫過10箇中篇小說，寫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練得有點眉目。”他是典型的、能沉得住氣的關中男人，沒有十足把握絕不輕言。他早已不是文革後期那個衝動的、急切的、惟命是從的業餘農民作家了，文學創作是他畢生追求的事業，懂得尊重藝術規律，不再被組織的行政命令或倡導等促進、激勵或左右。《白鹿原》基本修改完成後，適逢路遙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李星以“跳樓”的話激他，他都要堅持全部修改完成，才給他看。長篇創作使他真正成熟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作家，新世紀以來的短篇小說及部分藝術散文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他主持陝西作協工作十幾年，有人指責他對中青年作家扶持不夠，他也不做過多的辯解，而是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鼓勵青年作家自己成長。他認為這樣更有利於青年作家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藝術個性。
二、沉靜是作家生命存在的狀態，也是長篇創作的最佳心態
生活積累是文學創作巨大豐厚的庫存，有生活庫存的作家很多，但如何把它們轉化成文學創作的素材，需要激發、照亮和打開，陳忠實意識到這一點，併為之而苦惱。1985年前後，當時的成名作家都被長篇創作困擾著，茅盾文學獎的設立是為了鼓勵長篇創作的，而長篇創作這時依然處於低谷，無論從數量和質量都不盡如人意，長篇創作成為衡量一個省、一個作家文學成就的重要指標。“文革”後，文化藝術界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文學生態與自然生態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山火過後，最先成長起來往往是小草、灌木，很多年後才會出現高大的樹木，成片的針葉林和闊葉林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
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使作者意外萌發了創作長篇的慾念，激發他創作靈感的不是“牛蒡”，而是藍袍先生朦朧的情愫，藍袍先生痛苦而無奈地接受了父親施與的婚姻，卻被楊龜年家年輕美貌的寡居兒媳所“驚擾”，可就在那“邪念”“萌而未生”時，竟被父親察覺，無情地扼殺在了搖籃中。從此，一個模糊的影像——鏤刻著“讀耕傳家”的四合院的門樓纏繞著他，神祕又充滿誘惑，他止不住想要去思索、去探究。
這種慾念像鞭子一樣驅趕著他，他決定從實地考察走訪開始，查閱地方縣誌，閱讀各類名著以充實自己，來溝通關中大地的歷史和現實，尋找創作的靈感和契機，進行總體構思，將一個個瞬間閃現過的細節串聯起來，探尋其文學意義及其對人物命運發展軌跡的作用。為著這種創作激情，他修蓋了新房，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書房，決定隱居祖屋創作“墊棺作枕”之作。這時正處於全民下海的熱潮中。
確立了創作的基本目標，如何來實現就成為首要問題。他熟悉這片古原的溝溝坎坎和生存著的生靈們，他知曉他們如何活著，也驚異於他們何以要這樣活著？在翻閱藍田縣誌貞婦烈女卷時，田小娥闖進了他的心，他終於找到了結構《白鹿原》的關鍵性人物，率先確定了“田小娥被鹿三從背後插進梭鏢利刃的情節”，田小娥是小說中白鹿兩家矛盾激化的焦點，她代表生命原欲，代表一種具有誘惑力、破壞力的強大力量，她的嫵媚性感與反抗精神使她成為家族政治最直接的破壞者和顛覆者，她的出現激化了白鹿兩家的矛盾，使白鹿村的社會倫理關係更加複雜。田小娥的塑造是陳忠實走向藝術成熟的重要標誌，他早年以擅長寫農村老漢而得名，還曾以不善寫女性而自我調侃。在中外文學藝術史上，總是有作家藝術家以藝術的神聖名義追逐女性，陳忠實在《創作手記》中詳細記述了他塑造田小娥的過程，有童年的記憶，有貞婦烈女事蹟的刺激誘發，有作家的藝術想象和生活積累，當然也有之前文學閱讀經驗的啟發。
《白鹿原》中朱先生是有原型的，作者塑造這個人物時，藝術想象力受到生活原型的制約，越想忠實於生活原型，越不討好，反讓讀者覺得“假”。儘管作者從朱先生的性格邏輯和文化心理結構出發，為人物設置了“鏊子說”、“公婆說”等情節，結果還是引發了爭議和“誤讀”。塑造白靈，作者幾乎原封不動地將生活原型的故事搬進了小說，以期還歷史本來面目，竟遭到“藝術源於生活，更要高於生活”的批評。白靈形象的塑造表達了作者對歷史某一階段的深刻反思，人物成為闡釋歷史觀唸的工具，人物形象有簡單化、概念化之嫌。作者對這兩個人物的解釋使其創作意圖“欲蓋彌彰”，以致作者在後記中談到一位青年評論者要他立即終止《創作手記》的寫作。將文本與《創作手記》比較閱讀，對我們分析1990年代的文學生態和文化環境具有深刻的借鑑意義。鹿兆鵬是幾位共產黨人事蹟綜合的結果，其中武裝鬥爭那段經歷以渭華起義為依據，部分歷史事實和事蹟取自陝西黨組織的領導人汪峰，滋水和平解放也是歷史事實。
白孝文是作家藝術創造的結果，也是《白鹿原》中最複雜、最豐滿、最具個性的人物形象，傾注了作者的許多心血，這個人物的解讀需與黑娃、鹿兆鵬，特別是《藍袍先生》中的徐慎行進行比照，這幾個人物在精神序列上密切關聯，黑娃似乎天生具有叛逆性，他反抗意識萌發的最早，有人說這是由於他受到的壓抑相對於白孝文、鹿兆鵬及徐慎行來說，要小一些，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在小說中，鹿三反覆比較白鹿兩家的家教與家風，可見他對家教重視的程度，家教的方式很多，小說雖沒有直接講述鹿三如何教育兒子，卻多次寫到他目睹白嘉軒“教子”的感受和感想。鹿三是“行動多於言辭”的人，或曰“敏於行而訥於言”，黑娃砸祠堂，他要去結果了他；田小娥被他捅死，這些行為都從側面表現出黑娃所經受的“家教”。不僅如此，黑娃的頭上除了血緣上的父親鹿三外，還有一個類似於西方人教父的“父親”白嘉軒，或許可以稱之為“精神之父”。白嘉軒在黑娃看來是剛正不阿的正義化身，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話是“他的腰挺得太直”，鹿三的媳婦是白秉德連訂帶娶的，黑娃也得到類似的承諾，弟弟兔娃與父親鹿三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說，黑娃的身份類似於“家奴”，白嘉軒對他具有從肉體到精神的主宰權，送他讀書，給他打短工的機會，這些恩惠在白嘉軒是發自內心的，在黑娃卻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來，黑娃從骨子裡並不排斥讀書，他排斥的是被施與的讀書機會。從以上分析中，我們看到黑娃這個看似粗野的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壓抑與白孝文等相比更加深重，他的反抗最激烈是因為他所受的壓迫最深重。白嘉軒是儒家文化倫理的人格化身，是家族文化的主宰，所以，黑娃對白嘉軒的反抗就體現出鮮明的反封建禮教和家族統治的特徵，換言之，假使白嘉軒轉而成為“革命的先驅”，黑娃反對的依然是白嘉軒和他所代表的社會階層。黑娃的反抗是針對白嘉軒個人的，而不是針對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的，這是他與鹿兆鵬和白靈等革命者不同的地方，也是黑娃從農會幹部、革命軍人變成土匪、再變成國民黨縣保安團營長的根本原因。他皈依儒家文化、迴歸宗祠是內心情感和精神的需要，是自發的、由衷的，與白孝文的回鄉祭祖從性質上說截然不同。而白孝文是不幸的，因為他聰慧、有思想。他之所以決絕地背棄父親，最終成為“弒父”者，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父親”（封建禮教）“吃人”的一面。儘管鹿子霖幫助他並非真心，但他並不恨他，或者說他恨父親甚於恨鹿子霖。小說曾交代說，鹿子霖相信田小娥並沒有向白孝文揭露他，卻沒說白孝文未察覺真相，白孝文的陰險就在於不相信任何人，他把一切都埋在心裡，所以，他是原上最孤獨的人。僅是上述這幾個人物間複雜的關係與性格的設置、塑造與完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沒有沉靜的心態，單是梳理這些人物複雜的關係就很難，更不要說人物個性的塑造了。一個內心沒有痛切體驗的人很難描摹出白孝文的內心世界。
將白孝文與隋抱朴（《古船》）略作比較，即可發現兩位作家創造時的心境，白孝文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滄桑感與孤獨感，表現出作者風雨之後的沉澱與厚重；隋抱朴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內在激情與理想主義情懷，換言之，隋抱朴身上還有文革人物深深的烙印。《白鹿原》體現出作家的老年心態，即叔本華所說的“一個人終於擺脫了那無時無刻不在侵擾他的動物式的激情”的老年時代。叔本華說：“只有到了老年，一個人年輕時獲取的知識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經獲得的觀念才能被解釋得詳盡；他以為他早在兒時就已明白的事此時才能被真正理解。”其實作家創作時表現出來的是心理年齡，有些作家即使活到80歲依然有一顆稚嫩的童心，如泰戈爾；有些作家人到中年卻表現出暮年的心態。陳忠實創作長篇時尚未到“知天命”的年歲，但心理年齡卻具有老年人沉穩的特徵。難怪有讀者後來寫信問《白鹿原》的作者是否還活著，有人說讀了小說覺得作者寫出這樣的作品還不得累得吐血，等等，都從側面證明了小說所表現出的厚重與蒼涼。
陳忠實對長篇創作過程的追憶，回答了上述讀者的疑問，指出作家在創作時，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超乎其外，不為小說中的情節與人物左右，而沉靜就是一種良好的創作狀態與心境。在四年的長篇寫作中，沉靜成為陳忠實生命的存在狀態，他獨居原上的祖屋中，摒棄世俗的紛擾，幾乎與世隔絕，因參與作協領導工作太少而備受指責，幾乎不參加社會活動，連1989年那樣的動盪都沒能影響到他，真正做到了心無旁騖。為了創作，推掉了“陝西省文聯黨組書記”的官銜，他感受到“踏實裡的某種壓迫，具體到攤開稿紙直面白嘉軒們的時候，我感覺更沉靜也更專注了”。陳忠實說此事曾令他“陷入焦慮甚至可以說是慌惶狀態”。
沉靜是一種心態，一種創作的狀態，在喧囂的世紀末，沉靜也具有形式感，如陳忠實所說，他住在鄉下的祖屋，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村莊的喧鬧離他很近，又很遠，儘管村裡誰家“過事”還會請他，但他所承擔的角色已悄然變化，他的出現是“過事”人身份的象徵，“事”品級、檔次的象徵，就像《白鹿原》成功後，作家研討會及朋友聚會等也以他的出現為榮、為傲。陝西這個地方，即便是鄉村，對文化人也格外看重，陳忠實兼具文化人和官員兩種身份，情形自然與他在公社當幹部時不同。他創作的習慣與路遙不同，他早上開始創作，夜晚按時休息，他沉浸在創作中時，鄉鄰們自覺地不去打擾他，畢竟陳忠實是一位副廳級的作家。所以，陳忠實的“隱”在形式上也是成立的，與現在某些作家的所謂閉門造車完全不同。“沉靜”還要能沉得住氣，靜得下心，要有定力，不受外界的影響。他極少談到道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他的靜心定性表現出他對宋明心學的理解和認識。
陳忠實在寫《創作手記》時，或許真的意識到了“沉靜”對於長篇創作的重要性，短篇創作篇幅規模相對小得多，作者完全可以在應激狀態下完成，如百十字的詩、一般千字的散文或上萬字的小說，都可依靠靈感和激情來完成，長篇則不然。從某種程度上說，陳忠實《白鹿原》之後至今未推出長篇力作，恐怕也有“沉靜”不下來的問題。創作的慾念容易產生，但再找回那種沉靜的狀態，並維持四年，很難有人做得到，包括作者本人。張愛玲骨子裡是孤獨的，孤獨是她生命存在的方式，她一生都與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她為自己的心而活，所以她能在鬧中取靜，能達到“大隱隱於市”的人生境界，能關起門來過她的公寓生活（《公寓生活記趣》），寫她的人生故事；陳忠實是一個具有強烈“入世”與“濟世”情懷的作家，《白鹿原》完成後，他在訪談中幾次談到長篇創作的構想，2001年春節過後，還曾回到原上的祖屋潛心創作，並於2004年推出小說散文集《原下的日子》，可見，這次的“隱居”並沒有找到創作長篇的狀態與心境，卻寫出了幾個精緻的短篇和一些優美的散文。
創作理想與創作現實都不是以作家的意志為轉移的，慾望產生到慾望達成的過程漫長而艱辛，尤其是創作慾望的產生與達成，牽涉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市場、作家的家庭生活、個人情感等等，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都可能前功盡棄。簡單地說，是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陳忠實和《白鹿原》。一旦時過境遷，作家本人也無法複製自己曾經的創作狀態和創作激情。陳忠實的一位崇拜者盼望他能推出長篇，完成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敘述，竟然慨嘆、祈禱上蒼給作者一次刻骨銘心的愛情，以激發其藝術創造力，這當然是玩笑話，但也從側面揭示了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他自己也說：“創作是個人內心的一種需要，體驗觀察都是個人化的，沒有真正地體驗社會，提供再好的環境他也寫不出好作品。”外在的、形式上的同構與同質固然很重要，但作家作為主體的個人化體驗卻很難構建或複製。
三、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作家的“個性化追求”
《白鹿原》構思用了近兩年時間，根據醞釀中的人物及其複雜的人生故事，作者預備寫上下兩部，每部約30-40萬字。1988年清明前後動筆時，作者已將規模壓縮至一部，40萬字。這對作者來說是非常艱難且痛苦的事，做文字工作的人幾乎都有過刪改文本的經驗，有人形容那感覺“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樣痛。原因一是作者的閱讀習慣，他不喜歡閱讀多部規模的小說，哪怕是名家的翻譯作品；二是市場運作的無情的槓桿，這是作者出版《四妹子》的切身體驗。
陳忠實認為應對市場法則的唯一出路就是“贏得文學圈子以外廣闊無計的讀者的閱讀興趣”，普通讀者群決定著一本書的印數和發行量。尊重讀者，不是放棄藝術原則，一味迎合讀者的審美趣味，作家還有責任提升讀者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品位。作者在處理作者、作品與讀者關係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用40萬字容納構思時兩倍篇幅的內容，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完整的故事情節、真實生動的細節等，是艱難的。他先根據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則，對人物、情節、細節等刪減，直到無法捨棄。隨後在語言文字上下功夫，力爭用最準確簡潔的語言敘述故事情節、表達思想情感，即用敘述語言代替描寫語言。他認為敘述語言難度比描寫語言“大很多”，卻可“成倍節省字數和篇幅”。他決定用“形象化的敘述”來“表述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那一段歷史生活內容”，並使語言選擇成為對小說語言形態的深入思考。回顧自己的中短篇創作，他發現“一句凝練的形象準確地敘述”，換成描寫語言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內在的純粹的文字魅力卻不存在了”。要保持“敘述語言的內在張力和彈性”則要求作家透徹理解和掌握他的人物。他在《窩囊》、《軲轆子客》、《害羞》、《兩個朋友》等短篇創作中進行語言實踐。《軲轆子客》引起關注，幾位同事感到新鮮，以為這種形態不錯，並當面指出其語言變化。在語言實踐中，為避免大段敘述語言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審美疲勞，他嘗試“以個性化的有內涵的對話語言，給大段連接大段的敘述裡增添一些變化”。在長篇寫作中，他已能進入“完全自如的文字敘述”，對敘述語言的把握產生的空前的自信。他總結說短篇的操練“功夫沒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對那個歷史時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體驗的程度。”陳忠實關於敘述語言的分析論述，是對“語言即文化”觀念的形象化的解讀和闡釋。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棲居在語言這寓所中。用詞語思索和創作的人們是這個寓所的守護者。” “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作家就是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者”，陳忠實用他獨特的“敘述語言”講述著中華民族的祕史，試圖成為民族文化和白鹿精神的“守護者”。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原是海明威的話，陳忠實認為這句話道出了藝術創作的規律，這個形象化的比擬準確形象，“尋找”的過程就是作家實現自己“個性化追求”的過程，“句子”不僅指作家對歷史和現實事象的獨特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既是作家自己的獨特感受和體驗，也可以是溝通普遍人類心靈與精神的共性體驗；而且包括藝術體驗，即以一種獨特的最適宜表述那種生命體驗的語言完成敘述。
他說他的文學生涯就是“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的歷程，從“無意識裡的盲目”模仿開始，經過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的探索，再到《白鹿原》的創作，他一直在“尋找”，《白鹿原》的成功並“不標明我真正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句子”，他說“我還將繼續‘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表達了他堅持文學信仰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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