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8日，陳小魯與夫人粟惠寧帶著孫子孫女在三亞過完春節，準備第二天返京——3月2日是兒子陳正國的40歲生日。沒想到一場無可挽回的悲劇突然襲來。親朋好友誰也沒想到，大面積的心肌梗死奪去了他的生命。
文/李菁
2013年10月31日，陳小魯在他北京雨兒衚衕的住處（ww 攝/視覺中國）
“紅孩子”
1946年7月30日，時為山東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迎來了第三個兒子，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小魯”——取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之句。“我出生在蘇北，二弟（丹淮）出生在淮南，三弟出生在山東，爸爸媽媽一直想要個女孩兒，而妹妹最晚才來，所以取名珊珊。”陳昊蘇回憶。兄弟三人名字裡包含的蘇、皖、魯三個地點，是陳毅當年的主要戰鬥場所，這或許也是他對自己戎馬生涯的一種紀念吧。
1947年，國共內戰烽煙四起，當時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共產黨部隊控制的山東地區。中共內部決定，把一批家屬沿海路轉移到當時蘇聯紅軍控制下的大連。“我們渡海時必須躲過國民黨軍艦的巡邏，上船後，所有人員都躺在床板上，不能走動，也不能講話。可是才一歲的小魯還不懂事，那天晚上精神又特別好，不想睡覺，所以特許他可以在船艙內任意行動。那天晚上，我們都躺在昏暗的船艙裡，只有小魯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叔叔阿姨中間，他抱抱這個，親親那個，人們臉上都綻放出無聲的微笑……”這是陳昊蘇人生最早的一段記憶，當然陳小魯已完全不記得。
上海解放後，陳毅出任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市長，4歲的小魯跟著全家一起搬到了上海，住在興國路的一座小樓。陳小魯曾回憶說，那時候父親很忙，顧不上管他，頑皮的他早上經常不起床，有時會睡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有一天，父親不知道因為什麼發脾氣，吃中飯時又聽說我還沒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衝上樓，說：‘養這孩子有什麼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樓下扔。當時不僅把祕書們都嚇壞了，也真就把我睡懶覺的毛病治好了。後來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現在都保持著這個習慣。”
1955年，陳毅一家搬到北京。那時的陳小魯對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還懵懂不知，只知道“父親叫陳毅”，但“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因為“父母從不跟我們講什麼職務、級別這些事兒”。直到後來，他從報紙上看到父親是外交部部長、副總理，才意識到父親是個“大幹部”。雖然身邊的同學不乏像他一樣出自“大幹部”家庭，但那時的陳小魯更願意到小衚衕裡串悠，和普通家庭的孩子們一起玩。這樣的性格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1971年6月，陳小魯回家探親，令全家高興。1968年4月他到東北部隊鍛鍊，3年音信全無（由叢軍)
陳小魯在2009年接受本刊採訪時，曾詳細地回憶父親陳毅。在他少年時的記憶裡，忙碌的父親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經常跟我們說，幹部子弟不要有優越感，‘一將功成萬骨枯’，不要看我現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們打出來。別說我了，跟你們更沒多少關係。”陳毅要求孩子們從小養成勤儉樸素的生活作風，幾個孩子的衣服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魯歲數雖小，可是個子長得快，衣服輪到他穿時，往往不僅破舊，而且很不合身。有一次，小魯用手摸著蓋不住腿肚子的褲子對陳毅的祕書說：“叔叔，我就穿這麼短的衣服過年嗎？”
失序的時代
北京四中是幹部子弟扎堆兒的學校，也許家庭出身的關係，很多學生都對“政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學校也出了很多日後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但那時的小魯並不屬於這其中的一員。學校組織的辯論，當時的他還“只有聽的份兒”。“這幫子幹部子弟，在政治上啟蒙了我”，陳小魯說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感覺自己突然開了竅，開始關心政治。
1963年，陳小魯進入北京八中上高中。“在此之前，小魯因為肝炎休學了兩年。現在看來，這兩年挺關鍵的，因為他比周圍的同學大了兩歲，相對成熟一些，到了八中之後就成了活躍分子。”陳昊蘇說。轉眼到了1966年，陳小魯上了高三，這群年輕學生選擇投入到“革命”當中。各個學校選舉了“革委會”主任，陳小魯獲得1100多票，差20票就全票。
絕大多數人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這僅僅是持續10年的動盪的開始。陳小魯記得，有一次在家吃飯的時候，陳毅先是感慨，“文化革命來勢洶洶啊！”然後問小魯，“你們學校怎麼樣了？”陳小魯告訴父親學校停課了。陳毅叮囑說：“這個鬥爭很複雜，你們要把握住自己。”又語重心長地說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問，不要介入進去。你學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說。”陳小魯悟出父親的這番話有點“劃清界限”的味道。“後來我所有的行為，跟父親都沒有關係。我從來沒向他報告過，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情。”
1966年8月，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宣告成立。陳小魯後來因為“西糾”而一下子聲名大振。“實際上，小魯並沒有加入紅衛兵。”陳昊蘇說，“他覺得紅衛兵並不是什麼嚴格的組織，隨便什麼人袖標一帶，就加入組織了。”那時候，陳小魯在社會上也招致了不少謠言。妹妹珊珊還記得，在家裡經常接到外地打來的電話，求證“陳小虎”是不是陳毅的兒子。
陳小魯其實還是個孩子。“他穿一身舊衣褲，腳踏懶漢鞋，有時還穿自稱用井岡山的布帶做的草鞋，騎輛破自行車，一笑就露出兩顆虎牙。”陳小魯的摯友何迪回憶。1967年8月的一個週末，小魯來找他，告之王力“八七”講話後外交部的內部鬥爭又發生了一些變化。父親陳毅已做了最壞的打算。為了避免互相牽連，陳毅與張茜告訴小魯先切斷與家裡的聯繫。張茜給了他100塊錢，讓他週末就不要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侯門深似海，高處不勝寒。”何迪感慨。
1968年4月，西單商場出現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傳言瀰漫於北京城，各種傳言塑造出了一個打砸搶、無惡不作的“陳小虎”，陳小魯身處風口浪尖。妹妹珊珊記得，4月14日晚飯後，她和哥哥小魯準備返校。這時家裡突然接到總理周恩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總理要見小魯。陳毅夫婦非常緊張，在家裡焦急地等兒子見總理回來。過了一會兒，小魯回家，告知家人，周恩來把陳小魯叫到西花廳的家裡，安排他到瀋陽軍區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鍊。總理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去了之後，不要給家裡寫信、不對外聯繫、不回家探親，也不拍照片。表現好了，還是有前途的。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來接小魯。“告別的時候，媽媽忍不住流了眼淚”，氣氛很壓抑。陳毅強壓心頭的情感說：“我18歲離開家去法國勤工儉學，你母親16歲離家參加新四軍。現在你都20歲出頭了，也應該有這樣的決心，出來闖出一片天地。你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永遠不回這個家。”
楊德中的兒子，後來也成為陳小魯39軍戰友的楊海巖回憶：“當時，周恩來指示我父親把小魯送到農場藏起來，還非常具體地指示不要把小魯放在有北京知青的農場裡，要放到部隊農場，先不要穿軍裝。我父親在京西賓館見到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把總理指示報告了陳司令。陳司令當場拍板：沒問題。”就這樣，陳小魯被送到了39軍的盤錦農場。
陳小魯到部隊後壓力很大。他是編制外的，沒有口糧和津貼，開始連軍裝都不發。此後兩年多，陳小魯只能從報紙上看到父親的零星消息。
1971年的五一節，陳毅有了上天安門觀禮的機會，此時的他已患腸癌。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遇到陳錫聯，牽掛兒子的陳毅主動提及：“我兒子在你那裡當兵，三年沒有給家裡寫過信啊！”陳錫聯當即表示回去立即安排小魯探親。
“三年後，小魯第一次回家——那時的家也快破碎了。當時他引用唐詩：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我母親抱著他痛哭。父親很欣慰：‘不錯，你經受住了考驗。’”回憶過去，陳昊蘇也是感慨萬千。周恩來總理再次接見了小魯，表揚他遵守諾言，經受住了考驗。
1972年1月6日，陳毅溘然長逝。陳毅去世後，陳小魯寫下悼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何須萬人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平生應無愧。”後來在趙樸初的建議下，改成了“難得萬人淚”。在一些朋友看來，這是他最好的一首詩。
1975年9月，陳小魯夫婦在廬山過蜜月（由叢軍 供圖）
時代的見證
1975年，陳小魯與粟裕的女兒粟惠寧結婚。此時的陳小魯不僅僅迎來他個人生活的一個轉變，實際上很快就看到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在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培訓之後，1981年，陳小魯被派到英國任副武官，1985年回國；1986年底，他又被調到當時改革的熱門機關——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任社會局局長。陳昊蘇說，他們都有那個時代的烙印，紀律性很強，雖然是兄弟，但他並不知道弟弟在做些什麼。幾年後，政改辦解散。陳小魯盡心盡力地安排好了同事們的善後。
1992年，陳小魯從軍隊轉業。按當時的規定，師職幹部轉業要由國務院軍官轉業安置辦公室安排。但陳小魯萌生了自主擇業的想法。因為還沒有先例，軍轉辦起初不敢貿然答應。陳小魯後來說服了國家人事部的領導，不由軍轉辦安排，由他自主擇業。
“這在當時，就等於放棄了鐵飯碗，放棄了公費醫療，放棄了福利分房。”陳小魯的朋友張北英說。陳小魯只拿到了不到一萬元的轉業費。“也許會有人說他爸爸是元帥，他家有房子，真實的情況是，陳毅元帥逝世後，沒有給陳家子女留有房子，小魯和小惠結婚後，一直住在岳父粟裕家，後來在京郊買了一個農民的小產權房，一個民房小院。”實際上，粟裕夫人楚青去世後，陳小魯與粟惠寧幾年前就已搬離了雨兒衚衕。
1978年，陳小魯喜獲稚子（由叢軍 供圖）
轉業後的陳小魯先是去了海南投身於亞龍灣的開發，但這段經歷並不是很愉快。1993年夏天，當時在社科院美國所工作的何迪辦了停薪留職，與陳小魯一起下海經商，創辦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兩人向朋友借了10萬元，就算開了張。“我租了輛面的，小魯則騎他的破舊自行車，從此，小魯真正徹底告別了體制。”
在中國市場經濟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陳小魯與他所在的“標國”做了很多事：幫助引進外資，協助開設了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保險公司——中宏保險公司；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做財務顧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廣深鐵路的上市。“標國”作為顧問公司，其間也經歷了各種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陳小魯後來直言不諱地說：“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麼大的事，就掙了60萬元人民幣，發什麼財？”
也許是經歷了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磕磕絆絆，陳小魯這樣評價自己走過的路——“我不太適應這個社會”。早在1985年小魯寫給別人的一封信裡，他就提道：“我的心太軟，不願意拒絕別人。我不適合當領導，我不可能嚴厲地整別人。”為了一份不說違心話的自由而選擇離開體制的陳小魯，不久又脫離了商海。陳小魯從1998年起開始了自由自在的周遊世界之旅。
“小魯是最佳的旅伴，不僅隨和，不挑剔、不埋怨，總是開開心心的，而且還時發高見，多有點睛之句。”陳小魯和他的朋友們並不是單純地寄情於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每到一個國家，他們都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觀察、走訪、交流，並隨時隨地討論。比如在巴爾幹半島，他們討論前南大一統好，還是分裂成六個小國更好；在伊朗，他們討論穆斯林與現代文明的共融性問題……
“小魯是個理想主義者，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好友何迪看來，陳小魯生於政治世家，也一生被政治糾纏，對於政治有著特殊的敏感。“小魯並不是引經據典型的，他講的話非常樸實，非常深刻，沒有套話，一看就懂，講在點上。”何迪說，每到關鍵時刻，朋友們都希望聽到小魯的分析與見解，他的分析與見解都會在朋友中流傳。
2010年，陳小魯在南極
2015年，教小孫子下棋
2008年，陳小魯在復活節島（本組圖片：粟惠寧 供圖）
風波中的小魯
2013年5月，陳小魯代表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為“文革”道歉的新聞，一下子將淡出公眾視野許久的陳小魯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當時他成了中外媒體競相採訪的對象——實際上，我也是當時採訪他的諸多記者之一。在他當時居住的雨兒衚衕裡，陳小魯像一個普通的北京老大爺，穿著寬大的棉質中式衣服，腳踏布鞋，詳細講述了“道歉事件”的整個經過，也非常深入地闡述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那是我第二次採訪陳小魯。像第一次一樣，讓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坦蕩。
“他招的人實在太多了，我都有點煩了，家裡一天到晚有記者上門要他談，什麼媒體的都有。我問他：‘你怎麼什麼記者都見？’他說要一碗水端平。他就是這樣的人。”粟惠寧半開玩笑說。同學會祕書處想方設法“擋”一下，為小魯解解圍，沒想到小魯來者不拒，他向不甚理解他舉動的人解釋說：“要一視同仁。”
“道歉”新聞出來之後，也有人質疑甚至指責陳小魯們的道歉來得太晚；另一種聲音，則是揣測陳小魯背後的“動機”。但陳小魯以他一貫的坦蕩面對種種猜測。他在給朋友的微信中說：“我替八中道歉，就是在還債。”
陳小魯利用各種採訪機會苦心孤詣地強調“尊重憲法”，毫不介意是否會顯得比較“天真”。“小魯有他自己的道德自律。他覺得‘文革’當中，在所有人都違憲、都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情況下，他作為一個小的一分子、一個被推為領導的人，他負有責任。他良心上過不去。”夫妻幾十載，粟惠寧最瞭解丈夫的一番苦心。
“從反對對聯而未參加紅衛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會失序而組織西糾，儘管無法置身於‘文革’狂熱之外，也做過些荒唐事，但小魯在我們這批朋友中是最早覺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說。
儘管小魯挺身而出為“文革”道歉，讓兄妹們多多少少也身陷風波中，但無論從情感還是道義上，他們都表示了對陳小魯的支持。“小魯‘文革’道歉的問題，是應該提一提的。小魯覺得到了21世紀，對‘文革’的反思進行得很不徹底。”陳昊蘇說。
為“文革”道歉的風波過去不久，“陳小魯”的名字又出現在與一樁全國矚目的經濟大案相關的傳聞中，各種傳言甚囂塵上。本已過著含飴弄孫、半隱退生活的陳小魯又被捲入到更大的波浪裡。
對於朋友間各種關切的詢問，陳小魯一再澄清，只是諮詢和站臺，“無股份，無工資，不介入公司的具體管理”。據一位知情者透露，事後的調查的確證明陳小魯所說：未領取薪金又無股份分紅，沒有獲取任何的特殊利益。
何迪說，2003年底他們一起去印度旅行時，陳小魯突然發生咯血，一時甚為緊張，回京後檢查，肺部查出陰影，於是有了思想負擔，認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是家族遺傳。最後在協和動了開胸手術，那個陰影原來是塊黴菌。也是出於身體原因，2004年，小魯都在治病、療養，外界傳說的該公司發展的關鍵節點，陳小魯都沒有參與。與陳小魯交往幾十載的朋友都知道陳小魯不拘泥於細節，又好說話，認為“無股份、無工資”，就無干繫了，其實應及時切割開來。
但是，各種質疑與傳聞不絕於耳，甚至陳小魯被傳成了“首富”。時至今日，陳家人提及此事仍憤憤不平。著名企業家馮侖回憶，陳小魯被傳成“首富”之後，幾個朋友見了面，都開玩笑說：“小魯，這麼多年沒見，你都首富了，得請吃飯呀！”陳小魯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時一樣爽朗，自嘲說自己是憑著首富的傳說“混飯”吃。
在小魯待在上海的時間裡，大哥昊蘇去看他。見了面之後，小魯依然很坦然。年底回到北京，有朋友問小魯：“會不會有負擔，不開心？”小魯坦然回答“不會”。朋友又問：“影響睡眠嗎？”小魯回答“不會”。再問：“會影響胃口嗎？”小魯聽後笑了，再次回答：“呵呵，不會啊！”
家人眼中的小魯
對少女時期的粟惠寧來說，陳小魯並不陌生，但她那時並沒有把他與自己的未來聯繫在一起。在她眼裡，小魯首先是二哥的好朋友。陳小魯與粟裕的次子粟寒生原是北京四中的同學，兩家離得並不遠，陳小魯經常到粟裕家裡找粟寒生下圍棋。少年時期的他們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一年，這群精力旺盛的年輕人相約在大冬天騎自行車跑到100公里外的天津看傳說中一個“怪物”，還偷偷地拍了照片，拿到粟家去洗。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好奇心很強，新奇的事情他都有興趣。這個性格跟隨了他一輩子。”沉浸在回憶裡的粟惠寧忍不住微笑起來。
隨後的幾年，這對年輕人各自去當兵，沒有什麼交集。直到粟惠寧上了大學，有一天粟裕的夫人楚青問起女兒，有沒有男朋友、對小魯印象怎麼樣？看到女兒沒有反對意見，楚青就讓寒生寫信問小魯的意見。
收到信後的陳小魯，老老實實地給母親張茜寫信匯報此事。張茜回信說：先保持接觸，談談看。小魯又把母親的意思轉達給了粟寒生。那時候的陳家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不久，陳毅病逝，1974年，張茜也因癌症去世。
兩人的結合，也是父輩的特殊情誼在下一代的特殊延續。
“那時我父母都已去世，小魯得到粟裕、楚青的關懷與照料，我們兄妹都懷著深深的感激。”陳昊蘇感慨地說。
“其實我們就是普通人，過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粟惠寧說，“曾經有位老媽媽對我媽說：小魯是個有外交官氣質的青年，你女兒跟他能行嗎？雖然是一句閒話，卻被我聽到了。說實話，我與小魯並不般配。”粟惠寧坦率地說。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陳小魯性格開朗，三教九流，交遊甚廣。而粟惠寧則天性低調，不願意拋頭露面。但幾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證明，“並不般配”的夫婦倆過得很幸福。
粟惠寧說，陳小魯的心願是在有生之年多去一些國家和地區看看，他戲稱為“滅國行動”。粟惠寧退休後，便跟著陳小魯一起開始“滅國行動”。陳小魯70歲生日時，朋友們聚會，他致辭時說：“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所以要有緊迫感。”這一年是他的“第四次滅國出擊”行動，目標是伊朗和蘇聯三個斯坦。陳小魯當時還表示，自己在75歲時，即2021年，能完成“滅國130”的計劃。他們計劃2017年10月一起遊外高加索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但因小魯身陷風波而未成行。
陳家最小的女兒珊珊比小魯小3歲，大哥二哥先後上大學，家裡只剩下小魯和珊珊兩個孩子，因此他們倆最能玩到一起，“連我的麻疹，都是小魯傳染的”。在妹妹的回憶裡，在陳家的家庭聚會，三哥嗓門大，談笑風生。陳小魯永遠是主導，小魯曾與妹妹談論起父親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最後走上革命道路。小魯說，父親不安於現狀，渴望改變現狀，而自己也是這樣的人，願意做新的嘗試。
“小魯是凡夫俗子，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慾，不拘小節，有過失，看錯人等等，但小魯首先是‘紅色’的，他本人，也包括我們，一直在為紅色家庭做很多事。一些人把他視為‘叛逆’，這是對他的莫大誤解。”妹妹珊珊以堅定的口吻說。陳家子女多年來為整理和宣傳新四軍的歷史做了很多事。身份相對自由的小魯，更多地衝在前面。由他牽頭，給陳毅、粟裕出畫冊。陳毅的照片當中有不少合影，為了辨認照片中的每個人，小魯一家一家地跑，一個一個地核對。珊珊也曾受他委託，登門拜訪外交部老大使，請他們辨認照片上的人物。
而讓大哥昊蘇印象深刻的則是另外一件事。幾年前，一批原華東野戰軍一批師級幹部的夫人們找到昊蘇和小魯。原來她們當年集體轉業時，因為條件所限，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安置。這些老幹部去世後，家屬們的生活陷入困境，醫保也得不到保障。小魯收到信後找到大哥昊蘇商量，怎麼幫老阿姨說話。後來由陳昊蘇出面，給相關的領導人寫信，轉達她們的申訴，問題最終得以妥善解決。“後來我和小魯收到這些老阿姨的感謝信，讚許我們作為華野子弟沒有忘記她們。小魯當時對我說：我們現在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
因為“好說話”，陳小魯經常被朋友拉去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擔任“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為提倡人有尊嚴地離去鼓與呼。陳小魯去世後，有上萬人在“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設置的網上靈堂留言，送會長小魯最後一程。
在至親好友眼裡，小魯沒少幫人，幫來幫去有時給自己幫出了麻煩。“但他從來不說別人壞話，即便遇到人很過分，他也不說。”
“回想起來，小魯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月，應該是我們全家最幸福和美的日子。”粟惠寧回憶，他們全家與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在三亞共度春節，共享天倫之樂，遠離各種紛擾與傳言。而陳小魯與家人一起在海南團聚的一個月，也是以往很少有的。這是陳小魯走後，粟惠寧略感安慰之處。
陳小魯離去後，何迪這位終生好友對他的認識又深了一層。何迪感慨，在三亞籌辦送別小魯的活動時，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們才感到小魯自嘲為‘無上級主管個人’的含義——無單位出面張羅、無機構提供檔案撰寫生平、無組織給予他生前評價。”但另一方面，陳小魯卻擁有幾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陳家、粟家的二代、三代紛紛從四面八方趕到三亞，送小魯最後一程。
陳小魯在三亞的告別儀式來了600多人。其中，最特殊的是十幾位退伍軍人。2016年初，雲南某縣計劃新建一條穿越烈士陵園的公路，而陵園裡安葬著1000多位1979年南疆作戰犧牲的烈士。他們當年的戰友與一些家屬呼籲社會關注。活動負責人慕名找到素不相識的陳小魯和粟惠寧夫婦，他們不僅簽了名，還拉了一眾有影響力的朋友們簽了名，最終當地政府接受了老兵們的請求，將公路改道。
“那個場面讓我非常感動。他們有十幾個當代表，完全是自費來和小魯告別。他們齊刷刷地列隊進入靈堂，行軍禮致敬，感謝小魯生前的鼎力相助。”何迪感慨。
很多朋友時常記得陳小魯生前常說的那句話：“我這個人無足輕重，就是瀟灑一點，追求自由的人格。”“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陳小魯生前曾這樣形容自己。在他的告別式上，十幾位老朋友聯署的一副輓聯的下聯是這樣的：“位卑不低頭，位尊不仰臉，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在陳小魯的親人看來，這個下聯非常準確地描繪了陳小魯的一生。
陳小魯的兒子果果從小被散養。長大後去日本留學，靠在居酒屋和餐飲店打工掙生活費，日子過得很辛苦。果果回國後自己創業，做廣告設計和展覽活動策劃。親朋好友說，十幾年來，從未見過小魯為他拉過一單生意，也從來沒有求朋友幫過忙。令人唏噓的是，在40歲生日的這一天，他完成了送走父親的最後的儀式。在紀念活動後的聚會上，果果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的父親從軍未能當將帥，從政難以當大官，從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間多坎坷，事業也未必多完滿，但我從他的言傳身教中懂得了怎麼做一個好人，我的父親就是個真正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