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一張臉的中國城市,常常讓我認不出來


共用一張臉的中國城市,常常讓我認不出來

多數城市的樣子都長得差不多。圖/全景

在一波波城市化浪潮中,我們多年積累的城市記憶漸漸消散。

“我們把660個城市基本變成一個樣子,只用了20年時間,這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悲劇,也是對自己文化的無知。”

幾年前,在一個名為“何去何從”的中國傳統村落國際高峰論壇上,作家馮驥才撂下了這麼一句狠話。

隨著以城市化為依託的現代都市文明摧枯拉朽般在中國版圖上蔓延,傳統的城鎮形態正在迅速瓦解。

以《俗世奇人》《神鞭》等著作聞名的馮驥才無疑是中國文化傳統守望者的代表,但無論馮驥才們如何痛心疾首,那個容納著泥人張、刷子李的故園都在慢慢消失不見,中國“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觀似乎已成現實。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海明威以駐歐記者的身份旅居巴黎,對於這段異國經歷,海明威在書中寫道:

“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麼你此後一生中不論去到哪裡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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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圖/pixabay


如果將巴黎比喻成一席流動的盛宴,那中國的諸多城市則是便利店裡批量生產的方便食品,它可以在某些時刻為“996”的都市年輕白領提供溫暖和庇護,但也僅僅限於簡單充飢和短暫停留。

就像你很難講出711、全家、羅森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在一開始興致勃勃地咀嚼之後,是不知身在何處的失落與難以融入的孤獨。

如複製粘貼般拔地而起的中國城市群,已然失去了本雅明口中的“靈韻”,而成為機械複製時代的建築作品。

在建築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簡·雅各布斯批評美國二十世紀中葉的城市規劃:

“文化中心無力支持一家好書店;人行道不知所終,也不見散步的;快車道讓城市傷痕累累。這不是城市的改建,而是對城市的洗劫。”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後起的中國來說,亟需回答的是:“千城一面”是否是現代化過程中命中註定的“劫數”?中國的城市化又能有多大機會劫後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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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一眼分辨出這是哪座城市。圖/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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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城市都想成為北上廣深

說到中國的一線城市,所有人都知道,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但要問起未來有哪些城市可能成為一線城市,就有些說不清了。

這就像中國的大學排行榜,top2的有兩所,top5的就有十所了。沒有幾個城市有實力成為一線城市,但幾乎所有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做過榮升一線的大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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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線,幾乎是所有城市的目標。圖/郭友柏


小城市,大都市,大小二字在中國城市之間硬生生劃出了一道階層鴻溝。對於每一個試圖逆襲為一線大都會的城市來說,只有先做大,才能再做強。

城市宣傳片和房地產廣告是窺看這種心態再好不過的兩個路徑。現代化、國際化是二三線城市的發展目標,至尊豪庭、奢華名邸則是它們的自我定位。

可以說中國城市化進程都是以北上廣深甚至紐約、倫敦、巴黎為藍本,每天划水的東方威尼斯早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城鎮化的野望,它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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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座城市沒有幾個叫XX豪庭的小區呢?圖/WiNG


對於後來者而言,一線城市的軟實力內核短時間內無法複製,外在的城市規劃與建築便成了各地爭相學習的對象。

不斷切割天際線的摩天大廈、巴洛克風格配上宋體加粗的政府大樓、耳機線般糾纏的高架天橋、宛如攤雞蛋灌餅的城市路網、千篇一律的行道綠植以及夜夜廣場舞的音樂噴泉廣場,都幾乎成為全國城市建設的標配。

是否協調、美觀並不在這些城市規劃的考慮範圍之內。與其說這是一場爭奪一線城市入場券的百城大戰,不如說是一次貌合神離的模仿秀。

鳩摩智的小無相功耍得再好,終究不是七十二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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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廈建得再多,探究城市文化的人還是往老胡同裡鑽。圖/pixabay


與此同時,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遊離的曖昧態度,也產生了不斷拆除近現代建築、又不斷新建仿古建築的迷惑風潮。

在玻璃幕牆的寫字樓上加個木頭蓋子的土味中國風已是近年來見怪不怪的常規操作,各地的仿古街早就成了哄騙外地遊客的義烏小商品博覽會。

至於缺水的西安再造“八水繞長安”,湖南再造“鳳凰古城”,河南開封重造“北宋汴京”等新聞也屢見不鮮。

上月底,聊城、大同、洛陽、韓城、哈爾濱五地還因破壞歷史文化遺存和過度商業化而被住建部通報批評,並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將被撤銷歷史文化名城稱號。

沒追上北上廣深又丟了自己的歷史文化根基,千城一面的背後是中國城市規劃的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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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陷風波的鳳凰古城。圖/蔣仕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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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城市?

大拆大建的多快好省城市建設理念並非土生土長的中國製造。20世紀30年代,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1933年羅斯福就任總統後開始推行新政,白天想,夜裡哭,做夢都想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為振興經濟、解決大量失業人口問題,羅斯福政府開始大興土木搞城市建設。當時主持紐約建設的羅伯特·摩西只會三板斧:城市郊區化、建築現代主義化、著力建造城市地標。

這一做法讓紐約像今天的北京一樣通過不斷吞併周邊地區而實現爆炸性擴張,原本聯繫緊密的社區也被割裂開來,為了維持城市內部的基本溝通與交流,高架橋和高速路又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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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天際線也成為一種城建藍本。圖/pixabay


今天中國的千城一面並不單純是各地市拍腦袋決策的歷史偶然,它始終沒有擺脫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牽動。

歐美國家依靠政治經濟上的優勢建立了對於城市審美的話語霸權,紐約、華盛頓、倫敦、巴黎、東京構成了中國城市建設者對於現代化城市圖景的全部想象。

可是如果對這些大都市樣本不假思索的照搬,甚至混搭,只會導致水土不服的尷尬。

北京的衚衕、四合院,上海的老弄堂,廣州的騎樓,徽派建築的馬頭牆、小青瓦,這些樣式各異的建築形式迅速被火柴盒式樓盤、封閉的住宅小區、規模宏大的CBD、大學城和開發區所取代,形成了一塊塊各自為政的缺乏煙火氣的單一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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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能在影視作品裡回味那些不一樣的城市。圖/《長恨歌》


在一波波城市化浪潮中,多年積累的城市記憶與城市認同一觸即潰。曾經在美國城市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如雪崩再來。

揚·蓋爾在《人性化城市》一書中指出,

“‘人性化維度’就是在城市規劃設計中重視人們行走站立、坐下、觀看、傾聽及交談的維度,然而人性化的維度在幾十年來忽略、忽視、逐步退場”。

從最初的兩車道到如今的八車道、十二車道,日趨寬闊的機動車道也越來越限制著行人和非機動車的活動空間,綠地被澆上水泥變成徒具象徵意義而幾無片瓦遮身的大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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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首要服務於車,其次才是人。圖/pixabay


在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統攝下,公共空間、步行活動和居民聚會活動被遠遠地驅逐出去。人們與城市打交道的方式是機械的、生硬的,想要靠肉身丈量城市變得困難重重。

城市規劃與建設一旦失去了以居民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溫情與柔軟,千城一面就成了註定的結果。

在批判千城一面的同時,同樣不能忽略的是對於這一批判本身的批判。隨著社會原子化的加劇,傳統的城市建築往往在融入現代生活時顯得捉襟見肘。

北京的四合院大而無當難以鋪設管線,廣州的騎樓、上海的弄堂需要與人共享廁所,磚木構造脆弱並且隔音效果奇差,雞犬相聞。

當然也有人投入大量資金對這些傳統建築進行改造,但它們大多隻能成為被圈養的舊生活樣本,供遊客和網友憑弔與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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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區除了溫暖記憶,破敗不便也是實在的問題。圖/Snowyowls


香港大名鼎鼎的九龍城寨被拆毀時同樣引得局外人的慨嘆和惋惜,諸多學者、藝術家、作家曾被它混亂的魅力征服。

可是對身居其中的人們來說,暗無天日的街道、令人作嘔的衛生環境、盤根錯節的管線、擔驚受怕的治安都是他們生活的痛苦根源。

浪漫的懷舊,也許是一種不必面對歷史而產生的輕佻感情。當外人嘆息於這塊化外之地的消逝,九龍城寨的主人們卻終於能在陽光下開始新的生活。

對於有著漫長曆史的中國來說,如何在城市建設中求取傳統與現代間的平衡是普遍面臨的問題。一些城市也正為這一中國城市化困局提供別樣的解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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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九龍寨城。圖/Ian Lam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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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從

1992年10月1日,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訪問蘇州。

由於是第一次訪華,安排緊湊,留給蘇州的時間只有半天,然而這半天的遊覽仍然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李光耀再次踏上蘇州的土地,這次他是帶著蘇州工業園的計劃有備而來。

參考了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區的經驗,蘇州市在古城的東面另立新城。以老城接續歷史,以新城面向未來。面對拆與建、傳統與現代這兩對似乎難以調和的矛盾,蘇州方案在其中顯得遊刃有餘。

跳出了許多城市先拆遷後保護的老路,新舊並立的蘇州在尊重歷史的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居住者對於現代生活的需求。

無論是外來的遊客還是本地的白領,每個人都能在這裡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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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的個性仍然留存著。圖/AlexHe34


隔壁的浙江烏鎮走得要更激進一些。1995年的烏鎮,是這樣的:

“東西柵破敗淒涼,剩幾戶老人,聽評彈,打牌,河邊衰牆邊停著垃圾堆、鳥籠子、還有家家的馬桶,年輕人走光了。那種沒落頹敗,味道是好極了,我原是江南人,走走看看,絕對懷自己的舊,可是全鎮完全被世界遺忘,像一個炊煙繚繞、雞鳴水流的地獄”。後來畫家木心也從美國悄悄回過一次烏鎮,留下一句“永別了,我不會再來”。


世紀之交,因村民生火做飯引發火災,時任桐鄉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的陳向宏被派往烏鎮安置災民,隨後接手烏鎮的開發。

誰也沒有想到,一把火卻給原本行將就木的烏鎮燒出了一片未來。

與其他古鎮開發者以現代材料興建仿古建築的思維不同,陳向宏以四處蒐羅周邊古鎮拆遷留下的建築材料的方式實現了烏鎮的修舊如舊。同時輔以整體搬遷、限制迴流和集團化管理,保證了烏鎮的標準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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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烏鎮,能藏下現代人的生活。圖/Evilbish


烏鎮的祕訣在於一個“藏”,無論是容納千人的會議廳,五星級的旅店還是新建的木心美術館和烏鎮大劇院,其現代化的內核統統被藏在了古舊的老城之中,避免了對於古鎮整體氛圍的破壞,滿足了人們對於江南小橋流水的想象。

但從烏鎮戲劇節到茅盾文學獎再到互聯網大會,可以看到重生後烏鎮的眼界不再止於小橋流水。

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平遙也交出了屬於它自己的答卷,作為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國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兩座古城之一。

通過三線入地,平遙古城拆除了城內突兀的電線杆,並對古城的內電線路和排水系統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進和修繕,在提高城內居民現代生活質量的同時恢復了古城的風貌。而先後設立的平遙國際攝影節、平遙國際電影節也為千年平遙注入了現代藝術的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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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遙古城的新生。圖/pixabay


當然,這些新生活樣本仍然僅限於中小型城市,在那些體量更大的超級城市中,如何在提高城市生活質量的同時以獨特的面貌被體認,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

千年前蘇軾寫“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千城一面的新城市生活固然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但敗落的老城已然不足以年輕人的避風港來穩住生活的風浪。

至少目前來看,對於千萬離家打拼的他們來說,背對回不去的故鄉,面前迷宮般的大都市或許才是能讓其藏身的應許之地。

現代城市的無個性,雖然引發了人們的孤獨感,卻也帶給了他們自由。

參考文獻

《千城一面——造城時代下的物競天擇》,城市觀察,2014年第5期

《批評的反省和辨析——千城一面再認識》,建築學報,2013年第6期

《城市建設不能本末倒置——如何規避“千城一面”現象》,人民論壇,2017年5月刊

《城市與城市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中華書局,2015年8月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譯林出版社,2006年8月


✎作者 | 曹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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