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大名鼎鼎的“智囊”陳布雷,相信很多人並不陌生。不過,佈雷二字本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原是訓恩,字彥及,標標準準的古代中國儒家君子之形象,他出生那年,是庚寅年,大清光緒十六年,這一年正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大清名臣張之洞正式興建漢陽鐵廠、大清忠良曾國藩之弟曾國荃創辦江南水師學堂。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陳布雷

不過很可惜,這些對遠在浙江慈溪剛剛出生的陳訓恩沒有任何關係,洋務運動歸根到底,只是那一群愛國官僚的私事罷了,慈溪多產師爺幕僚這類傳統官場萬金油,對於遠在天邊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陳家和當時很多人家一樣,並不在意。

幼年的陳訓恩必然無憂無慮,和以往陳家列祖列宗一樣,會受到一整套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按照這種趨勢下去,若是大清還在,必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浙江傳統人物——也許考個舉人以後做個師爺什麼的,就和他的祖輩們一樣。

洋務運動的成果很快就得到了檢驗,那一年,是1894,大清光緒二十年,陳訓恩也許剛剛學會行走,一八九四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果——李鴻章全力訓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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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1895年,大清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修好,李鴻章在付出被日本人刺殺的代價後,賠款降低到了2億3千萬兩白銀。遠在浙江的陳訓恩此時可能剛剛咿呀學語,陰雲卻開始在每個中國人頭頂聚集。

大清敗給了日本,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如此多的賠償,使得清政府財政雪上加霜,於是將賠償款攤派到每戶中國人民的頭上,一時之間民怨載道。

陳訓恩在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正式就讀於慈溪縣中學堂,但後來繁重的攤派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深深的打擊到了陳家的產業,陳家日漸衰落,陳訓恩幼小的心靈逐漸埋下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憤懣,四年後,也就是大清光緒二十八年,已然長成少年的陳訓恩憑藉其優異的成績正式轉入寧波府中學堂。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陳布雷手書

大清光緒三十四年,皇帝太后一起駕崩,那一年陳訓恩考入浙江高等學堂,和許多浙江老式師爺發家的家庭一樣,時代正在天翻地覆,陳家的敗落已經是不可挽救的了。1911年,大清宣統三年,陳訓恩畢業了,他選擇了去上海見識見識所謂的西方思潮,滿腹心事的他,就像一個古典的中國文人一樣,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車。

上海很早就受到了大量西方文明的影響,當時的上海,各色思想文明不斷交流,年輕氣盛的進步青年每日都在討論如何對已經病入膏肓的中華進行救亡圖存,所以報刊業十分發達,陳訓恩選擇了做一名記者,他選擇了《天鐸報》,正式以"佈雷"筆名進行報道 。

做了記者後的他接觸到了大量進步書刊,結識了許多進步思想家,來到上海的第二年他便毅然加入了同盟會,加入同盟會後陳訓恩希望將這種先進的思想像更多人傳播,尤其是自己的那多少年多死氣沉沉的傳統官僚家鄉,同時也為了貼補家用,陳訓恩回到了浙江,先後在母校寧波中學以及寧波師範學校等校任教,言辭犀利,鍼砭時弊,課程很受歡迎。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蔣介石

就這樣從1912到1920,八年時間,陳訓恩教書育人,培養了許許多多的有志青年,當然在此期間,他並沒有忘記多寫文章,響應各地起義,號召推翻清政府。

1920年再赴上海,這一次任《商報》主編,大力揭露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孫中山先生對《商報》讚不絕口,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而在七年後,也就是1927年陳訓恩正式加入國民黨,那時候陳訓恩朝氣蓬勃,手裡的筆桿就如刀槍一般銳利:反對封建專制,宣揚共和精神,時值國民大革命的高潮——北伐戰爭。那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為快活的時光。

這之後蔣介石率領部分北伐軍到了南昌,蔣介石馬上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態度懇切且謙卑,陳布雷骨子裡面傳統中國的那種“士為知己死”的基因復甦了,由於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深受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陳布雷和陳誠

再不久之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如一聲驚雷,炸得陳訓恩驚駭莫名,此事之後,他骨子裡深深烙印的浙江舊式官僚家族作風基因便徹底甦醒了,自此之後他為人謹慎,總喜歡用為臣之道自比,很多時候無法違拗,只得唯唯,內心裡

“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又有多少人還記得,他曾經也是那個進步青年,也曾響應過辛亥革命,也曾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號召打倒北洋政府呢。

被蔣介石視之為文膽的陳布雷,是怎樣一個人?

陳布雷之墓

其實他作為一箇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從小在封建思想薰陶下成長,骨子裡就逐漸養成溫順馴服的性格,雖然學習到了很多先進思想,也明白進步學說。但作為一箇舊知識分子,幾乎是烙在骨子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基因簡直是根深蒂固,總會對蔣介石的一些恩惠感激涕零,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幾乎達到了無比的虔誠。

但面對國民黨那黑暗的現實,他不會不明白,不會不感到絕望,抗戰期間尚且有民族大義在側,能夠稍稍心安,內戰爆發後不久,則時時受到撕裂與衝突,在這場不義之戰中,自己的角色是可恥的。但“從一而終”封建思想又讓他不能也不想離開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最後,面對兩難境地,為了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也為了自己的那個早年的理想,陳訓恩選擇了自殺殉國,成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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