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躍忠）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便說：“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作者明確指出《紅樓夢》一書是用“假語村言”寫成的。
那麼，什麼是“假語村言”呢？“假”就是假借，“借用”的意思。“語”就是口語，與書面語相對而言，所謂“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是也。在清初，書面語是文言文，口語則為白話文，故《紅樓夢》是一部白話小說。“村言”是相對於“官話”而言的。
李漁《連城璧》卷七《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還不死之魂》說：“還有許多村言潑語，都是男子口中罵不出來的說話，都被婦人罵出來。眾人也要把村言潑語回覆他幾句，又礙了穆子大的體面，罵不出口來，到舌尖上又縮了轉去。”
《儒林外史會校會評本》第四十三回《劫私鹽地方官諱盜 追身價老貢生押房》說：“沈瓊枝出了宅門，心想縣官言語不敢駁詰，父親又不得見面，急得眼淚直流。那差人要酒錢，討飯食，村言俗語，著實難受。”
成書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古吳墨浪子搜輯的《西湖佳話》 說：“卻撿那水淺之處，叫善罵之人，一頭搖著船，一頭亂罵，村言惡語，無所不至。”
毛奇齡《西河集》卷五十三有《陸孝山詩集序》說：“乃不學之徒，厭常喜新，一變而為京師呌賣之音，村言市詞，動以褻嫚相往來而。”
“官話”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那麼“村言”就相當於方言。“村言”和“鄉音”應該是同一個意思。在清初，以北京話融入滿族語音的一些要素形成了“北京官話”，那麼 “村言”就必定不是北京話。所以“假語村言”四字，實際上揭示了《紅樓夢》的語言特色，它是一部用方言寫成的白話小說。
《紅樓夢》既然是用方言寫成的一部白話小說，那麼就有一個問題：“它使用了哪種方言？”土默熱先生在《<紅樓夢>假語村言辯證》、《<紅樓夢>與東北方言》、《再談<紅樓夢>與東北方言》三篇文章中，認為《紅樓夢》使用的是東北方言和下江官話；戴不凡先生在《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論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鑑>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一文中指出，《紅樓夢》中，運用了數量可觀的南京話詞彙。同時存在數量不少的揚州詞彙，它們不只是偶爾用於人物的“對話”中，卻是經常地反覆地用於諸色人等的對話以及作者行文的敘述之中。吳世昌先生雖然不同意戴不凡的觀點，但在《論<石頭記>的“舊稿”問題》一文中卻舉出了更多《紅樓夢》中所用的“江南方言”。再檢索一下網絡，發現有說《紅樓夢》用通州餘西方言的，有說用淮北方言的，有說用任丘方言的。林綱、劉晨在《<紅樓夢>方言研究二十年評述》中列舉了“湘方言說”、“東北方言說”、“山東方言說”、“江淮方言說”、“雲南方言說”等較具代表性的幾種方言說。正如脂硯齋所說“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故各地讀者閱讀《紅樓夢》時皆有一種親切感，都覺得這是自己的“老鄉”所寫作的一部偉大著作。
要寫作這樣一部“東西南北（方言）互相兼用”的偉大著作，而且用得又是如此地妥帖恰當，其作者必定精通這東西南北多種方言。就像錢鍾書先生寫作《管錐編》，用了中文、法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俄語等多種語言，但前提是錢鍾書先生對這些語言都非常精通。
我把《紅樓夢》與《管錐編》扯到一起，無非是想探究要寫出這樣融多種語言（方言）於一體的著作，作者需要具備怎樣的學養和經歷。
錢鍾書先生於1929年入清華外文系學習，當時清華外文系開設的外語課程有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與日語八種，錢鍾書修習了除日語之外的七門外語。1935年，他去英國牛津留學，在他稱之為“飽蠹樓”波德林圖書館博覽西方典籍，他留下的讀書筆記中，就有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筆記。1937年，他又到了法國巴黎，遍讀西典。正是有了這樣的外文功底和留學經歷，錢鍾書先生才能將多種語言融入到了《管錐編》的寫作當中。
我們再來看一下曹雪芹，他既沒有上過哪所學堂的“方言系”，也沒有到多個方言區“留過學”。按周汝昌的說法，他嬰兒時期生活在南京，大約三四歲時就遷居到了北京，居住在西山，四十多歲時就去世了。所以他應當只精通北京話，而不大可能精通南方多種方言。
那麼，曹雪芹有沒有可能從他的朋友那裡學會多種方言呢？也不會，因為他的交遊圈子實在太小了。據主流紅學提供的資料，曹雪芹的朋友如下：
敦誠，字敬亭，努爾哈赤十二子英親王阿濟格五世孫，理事官瑚玐次子，著有《四鬆堂集》、《鷦鷯庵雜詩》。
敦敏，字子明，號懋齋敦誠之兄，著有《懋齋詩鈔》。
張宜泉，旗人，生平事蹟不詳，著有《春柳堂詩稿》。
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朋友極少，且多為旗人、甚至宗室，他們平時所用的語言應當是“官話”而不可能是“村言”，故曹雪芹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學會多種方言。
近來，臺灣學者黃一農先生又替曹雪芹找了幾個朋友，他根據貴州博物館藏的《種芹人曹霑畫冊》上的題詩和印章，認為陳本敬、閔大章、歇尊者、銘道人是曹雪芹的朋友。但他的論證卻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我們先來看他對陳本敬和閔大章是曹雪芹朋友的論證。
黃一農說，陳本敬的女婿是史積容，史積容有個好友叫朱筠，朱筠的女婿是龔怡，龔怡的哥哥是龔協，龔怡和龔協是敦誠的朋友，而敦誠是曹雪芹的朋友，所以陳本敬是曹雪芹的朋友。
黃一農又說，閔大章就是閔煥元，閔煥元有個同祖堂弟叫閔鶚元，有個劉大櫆曾替閔鶚元的父親作傳，劉大櫆的學生中有朱倫瀚的三個兒子，其中第六子朱孝純跟劉大櫆友善，朱孝純有個朋友叫王文治，王文治與陳本敬、周於禮相熟，而周於禮與瑚玐、敦誠、敦敏兩代交好，所以閔大章是曹雪芹的朋友。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提出了六度分隔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地球上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六層以內的熟人鏈和其他任何人聯繫起來。通俗地說，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人，也就是說，只要你願意，平均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世界上的任何一個陌生人。打個比方，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在畢業後留學美國，他的老師也是奧巴馬的老師，這樣我就可以通過這個同學、通過同學的老師與奧巴馬建立關係。這樣，我跟奧巴馬之間也僅僅是“二度分隔”。
當然，事實上，我跟奧巴馬建立關係成為朋友，那是不可能的。而黃一農替曹雪芹跟陳本敬、閔大章建立起來的朋友關係，其間經過了“四度分隔”和“六度分隔”，那更是天方夜譚了。
我們再來看黃一農對歇尊者、銘道人是曹雪芹朋友的論證。他說看到歇尊者、銘道人的名號，不禁想起了《紅樓夢》中的一僧一道，所以歇尊者和銘道人是曹雪芹的朋友。
大家看，這樣的論證能說明問題嗎？這能算是學術研究嗎？所以，我們認為黃一農替曹雪芹找的這幾位朋友是沒有說服力的。從曹雪芹的經歷來看，他不可能學會多種方言，他熟悉的應當是北京“官話”。
而《紅樓夢》——按照脂硯齋的說法——是一部“東西南北（方言）互相兼用”的偉大著作，這就與曹雪芹過於簡單的經歷發生了矛盾。而僅僅用一句“曹雪芹是一位天才的語言巨匠”這樣的話來解決這一矛盾，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我們只能得出結論：敦誠、敦敏認識的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紅樓夢》的作者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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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王華東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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