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一生最屈辱之戰：曹操麾下三大戰將，痛擊江東十萬大軍

文：刀與筆（作者原創授權）

提起合肥之戰，不少三國愛好者第一反應大抵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張遼以寡敵眾擊敗孫權這場戰役。此役中，曹營三大名將張遼、樂進、李典摒棄前嫌、默契配合，搭臺唱了一出大戲。小說《三國演義》中，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除了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的戰役中給予孫權沉重打擊外，另在第五十三回還曾經痛擊過孫權。該回目中，李典臨陣射殺東吳將校宋謙，張遼將計就計射殺東吳大將太史慈，令東吳蒙受了慘重的損失。不過，小說第五十三回“孫仲謀大戰張文遠”的故事歷史上並非真實存在，而是小說作者糅合了多則歷史資料改編而來，其基本原型是歷史上張遼的長社鎮亂，但此間樂進、李典並未參與，太史慈也並非因此而身亡。

然而，也正是因為小說多次的渲染，張遼、樂進、李典這一組合給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筆者今就試對張遼、樂進、李典駐守合肥的些許問題進行考辨。

一、歷史上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駐守合肥的具體時間

《三國演義》第五十回，曹操從南郡撤回許昌時，曾對曹仁言道：“合淝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此地。”小說認為，赤壁之戰後，張遼、樂進、李典旋即被曹操安排守禦合肥。此後，才陸續發生了第五十三回、第六十七回張遼、樂進、李典與東吳對戰的諸多事件。

歷史上，張遼、樂進、李典駐守合肥的時間有不同記載，但都比小說中的要遲。《資治通鑑》載：“（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十二月，（曹）操軍還譙。廬江人陳蘭、梅成據灊、六叛，操遣蕩寇將軍張遼討斬之；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資治通鑑》的記載認為張遼、樂進、李典駐守合肥的時間是赤壁之戰後一年冬，即建安二十四（209年）年冬。

《三國志》的記載與《資治通鑑》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一方面，《三國志》中張遼駐守合肥的時間與《資治通鑑》大抵相同。《三國志武帝紀》中曹操軍的行進路線以及《三國志 張遼傳》中張遼奉命討伐陳蘭、梅成的記載都能與《資治通鑑》的時間線索吻合。說明張遼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冬已在合肥駐守。另一方面，樂進、李典駐守合肥的時間似乎與《資治通鑑》中的時間不符。《三國志 樂進傳》載，樂進先是“從平荊州，留屯襄陽”，“後從徵孫權……與張遼、李典屯合肥”,此處的“從徵孫權”所對應的應當是《三國志 武帝中》“（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公徵孫權”的事件。也就是說，樂進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冬到建安十七年（212年）秋是在襄陽駐守的，直至建安十七年（212年）冬，曹操徵孫權時才東調與張遼一同駐守合肥。《三國志》中多處記載亦提及樂進在襄陽與劉備集團有過交戰，而缺乏樂進在揚州一帶活動的記載。此外，李典何時駐守合肥歷史並未明確說明，但有一處記載大抵可以說明李典駐守合肥的時間與樂進類似。《水經河水注》引注郭緣生《徵述記》載“魏武徵韓遂、馬超，連兵此地，道東原上有李典營”，此處雖然為孤證，但如果李典確乎參與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對關中的戰役，那麼李典很有可能亦是次年（212年）曹操徵孫權時東調與張遼、樂進一同駐守合肥。

在筆者看來，依據《三國志》的多處記載，《資治通鑑》中樂進、李典駐守合肥的時間疑似有誤，張遼、樂進、李典很可能不是同時被安排去合肥駐守的，時間先後上，大抵張遼在先，樂進、李典在後。

二、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駐守合肥時的統屬關係

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駐守合肥時的統屬關係一向為人所熱議，一般認為，張遼、樂進、李典駐守合肥時均是雜號將軍，職務大抵相同（張遼：蕩寇將軍，樂進：折衝將軍，李典：破虜將軍），故而互不統屬。但如果依據前文所述，再考量三人的履歷，會發現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依據上文得出的結論，張遼駐守合肥的時間要早於樂進、李典，相應的，張遼在合肥戰區的經驗也較二人豐富。同時，根據《三國志》的記載，張遼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天柱山擊破陳蘭、梅成後“增邑，假節”，而樂進則在跟隨曹操從徵孫權（建安十七年，212年）時才假節。張遼在該戰區假節的時間早於樂進。再綜合觀察張遼在合肥之戰的表現，幾乎可以認定，張遼、樂進、李典三人之中，張遼較早就被選定駐守合肥，起到的是主導作用。

此外，《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一書指出：樂進是因為在前一階段在荊州（襄陽）的作戰表現不佳，才被調往東線後留駐合肥。樂進東調明顯是降職使用，他原來統領一州軍務，負責重要戰區，帳下軍隊應有數萬。而到合肥後，兵力不過數千，擔任的還是副職，要受張遼的指揮。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應了，曹操將樂進乃至李典東調合肥駐守，是為了協助張遼守禦合肥。

故而，綜合上述分析，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駐守合肥時名義上雖然互不統屬，實際上卻是以張遼為主導。

三、對曹操合肥密教的理解

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十萬大軍逼近合肥，張遼、樂進、李典僅有七千餘守軍，值此緊要關頭，曹操送來密教一份，指導張遼、樂進、李典三人協調破敵，其內容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對曹操這份密教，古今多有討論，胡三省認為“（曹）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在筆者看來，胡三省的解釋較為牽強，綜觀《三國志》對張遼、李典、樂進三人的記載和評價，李典儒雅謹慎，難稱勇銳，樂進素來衝鋒陷陣，以驍果顯名，並無持重表現。筆者認為，曹操的合肥密教並非僅僅針對張遼、李典、樂進三人的個性而設，而是綜合考慮了三人的年齡、資歷、經歷和關係，以期最大限度的壓低風險，保障指揮統一。

從年齡來看。一般認為，張遼生於169年（大抵是依據《三國志張遼傳》“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推算），至建安二十年（215年），張遼大抵在四十七歲左右。樂進的生年無明確記載，但根據樂進本傳記載的其早年的活動，可以大致推測樂進的年齡和張遼相仿。而假設《三國志李典傳》對李典“年三十六薨”的記載無誤，那麼李典在合肥之戰時年齡不會超過三十六歲。因此，三人中李典年輕一些。

從資歷上，張遼、樂進相仿，均有假節，李典稍遜二人。

從經歷上，張遼熟諳合肥戰區情況，且有突擊經驗（斬單于蹋頓、天柱山討陳蘭、梅成），樂進在襄陽表現欠佳，大抵被曹操認為不擅野戰。

從關係上看，“進、典、遼皆素不睦”，主要表現在樂進、李典都與張遼有嫌隙，李典大抵是因為張遼曾經是呂布麾下戰將，呂布麾下之人曾經攻殺李典從父李乾，故而結下仇怨。而樂進則大抵是因為和張遼的年齡資歷相仿，互相不服對方，據《三國志趙儼傳》載“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

綜上，由張遼、李典出戰，是考慮到張遼統帥李典壓力相對較小，主觀上是李典個性較為穩當且李典能夠義忘私隙、顧全大局，客觀上是李典年齡小於張遼，資歷也遜於張遼。同時讓張遼主攻也是考慮到張遼在合肥戰區較其他二人經驗豐富且有突擊作戰的經歷。而由樂進守城，一方面則是考慮到樂進之前在襄陽的表現欠佳，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如若出戰的兩人不幸陣亡，三人中，兩位年齡資歷較高的能夠保全一位以此穩定合肥的局勢。

孫盛曾經高度評價曹操集團在合肥配置的張遼、樂進、李典這一組合，他客觀、準確地指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張遼、樂進、李典三人風格迥異，且到合肥駐守的時間和原因亦不盡相同，但最終卻能在正確的組合引導下發揮出最優效用，讓“尊劉貶曹”主題下的小說都能為此增加正面戲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