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年邁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或許，當我們感嘆歲月像把殺豬刀的時候，他們卻扣著手指，度日如年。
又或許，當我們拎著麵包牛奶擠進地鐵的時候，他們正拄著柺杖，從公交的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回起點，反反覆覆。
只為了多說幾句話
小鄭是上海徐彙區的一名送水工，每隔十天，他都要給小區的一位老奶奶送水，老人七十歲，唯一的女兒結婚了，一個月回來看一兩次，多數情況下，老人獨自在家。
送水的次數多了，就熟了，每次送水，老人都會找他做點小事，挪一下沙發，搬一下傢俱，或者替她扔一下垃圾，其實是想把留下來多講幾句話。
小鄭說，我在給她換水桶的時候，她都會抓緊時間跟我說話，家裡有些什麼人，生活得怎麼樣，每天送多少水，等等。每次離開，她都會拿些零食，塞在小鄭的口袋裡。
從沒想過，想找個人說話都那麼難，哪怕只要幾分鐘。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年邁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或許，當我們感嘆歲月像把殺豬刀的時候，他們卻扣著手指，度日如年。
又或許，當我們拎著麵包牛奶擠進地鐵的時候，他們正拄著柺杖，從公交的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回起點，反反覆覆。
只為了多說幾句話
小鄭是上海徐彙區的一名送水工，每隔十天，他都要給小區的一位老奶奶送水，老人七十歲，唯一的女兒結婚了，一個月回來看一兩次，多數情況下，老人獨自在家。
送水的次數多了，就熟了，每次送水，老人都會找他做點小事，挪一下沙發，搬一下傢俱，或者替她扔一下垃圾，其實是想把留下來多講幾句話。
小鄭說，我在給她換水桶的時候，她都會抓緊時間跟我說話，家裡有些什麼人，生活得怎麼樣，每天送多少水，等等。每次離開，她都會拿些零食，塞在小鄭的口袋裡。
從沒想過，想找個人說話都那麼難，哪怕只要幾分鐘。
坐到終點，又坐回來
劉爺爺已經82歲，躲過了日軍的轟炸機，也捱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晚年卻被孤獨捕獲，三個子女，一個出省了，一個出國了，還有一個身體不好，很少過來。
劉爺爺每天基本不著家，去江邊看人下棋，或者在小區裡看野貓打架，一看就是半天。實在沒意思，就隨便找個公交車，從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到起點。
記者要來採訪他，劉爺爺特意去超市買了“一個裡面有一整隻蝦仁”的高檔速凍餃子，一定要留記者吃頓飯。飯桌上，劉爺爺喃喃自語：“爺爺其實不餓，就是想桌子對面有個人一起吃飯。”
對他們來說，不缺錢、不缺穿、不缺吃，唯一缺的是，飯桌的對面能有個人一起吃飯。
就像弋舟說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年邁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或許，當我們感嘆歲月像把殺豬刀的時候，他們卻扣著手指，度日如年。
又或許，當我們拎著麵包牛奶擠進地鐵的時候，他們正拄著柺杖，從公交的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回起點，反反覆覆。
只為了多說幾句話
小鄭是上海徐彙區的一名送水工，每隔十天，他都要給小區的一位老奶奶送水，老人七十歲，唯一的女兒結婚了，一個月回來看一兩次，多數情況下，老人獨自在家。
送水的次數多了，就熟了，每次送水，老人都會找他做點小事，挪一下沙發，搬一下傢俱，或者替她扔一下垃圾，其實是想把留下來多講幾句話。
小鄭說，我在給她換水桶的時候，她都會抓緊時間跟我說話，家裡有些什麼人，生活得怎麼樣，每天送多少水，等等。每次離開，她都會拿些零食，塞在小鄭的口袋裡。
從沒想過，想找個人說話都那麼難，哪怕只要幾分鐘。
坐到終點，又坐回來
劉爺爺已經82歲，躲過了日軍的轟炸機，也捱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晚年卻被孤獨捕獲，三個子女，一個出省了，一個出國了，還有一個身體不好，很少過來。
劉爺爺每天基本不著家，去江邊看人下棋，或者在小區裡看野貓打架，一看就是半天。實在沒意思，就隨便找個公交車，從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到起點。
記者要來採訪他，劉爺爺特意去超市買了“一個裡面有一整隻蝦仁”的高檔速凍餃子，一定要留記者吃頓飯。飯桌上，劉爺爺喃喃自語：“爺爺其實不餓，就是想桌子對面有個人一起吃飯。”
對他們來說，不缺錢、不缺穿、不缺吃，唯一缺的是，飯桌的對面能有個人一起吃飯。
就像弋舟說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劉先生已經買好了回家的高鐵，他在廣州工作，老家在河南，隔著千山萬水，幾天前，老父親打來電話，告知他家裡一切都好。要是沒時間，清明就別回來了，他一個人能搞定。
兒子笑了笑，告訴老父親，最近不忙，已經買好了回去的高鐵，一放假就回家。
其實，不忙是假的，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來，整個清明都安排得滿滿的，但他還是多請了兩天的假，加上清明，一共五天，他知道，錢永遠賺不完，再忙也得回一次家。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年邁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或許，當我們感嘆歲月像把殺豬刀的時候，他們卻扣著手指，度日如年。
又或許，當我們拎著麵包牛奶擠進地鐵的時候，他們正拄著柺杖，從公交的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回起點，反反覆覆。
只為了多說幾句話
小鄭是上海徐彙區的一名送水工，每隔十天，他都要給小區的一位老奶奶送水，老人七十歲，唯一的女兒結婚了，一個月回來看一兩次，多數情況下，老人獨自在家。
送水的次數多了，就熟了，每次送水，老人都會找他做點小事，挪一下沙發，搬一下傢俱，或者替她扔一下垃圾，其實是想把留下來多講幾句話。
小鄭說，我在給她換水桶的時候，她都會抓緊時間跟我說話，家裡有些什麼人，生活得怎麼樣，每天送多少水，等等。每次離開，她都會拿些零食，塞在小鄭的口袋裡。
從沒想過，想找個人說話都那麼難，哪怕只要幾分鐘。
坐到終點，又坐回來
劉爺爺已經82歲，躲過了日軍的轟炸機，也捱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晚年卻被孤獨捕獲，三個子女，一個出省了，一個出國了，還有一個身體不好，很少過來。
劉爺爺每天基本不著家，去江邊看人下棋，或者在小區裡看野貓打架，一看就是半天。實在沒意思，就隨便找個公交車，從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到起點。
記者要來採訪他，劉爺爺特意去超市買了“一個裡面有一整隻蝦仁”的高檔速凍餃子，一定要留記者吃頓飯。飯桌上，劉爺爺喃喃自語：“爺爺其實不餓，就是想桌子對面有個人一起吃飯。”
對他們來說，不缺錢、不缺穿、不缺吃，唯一缺的是，飯桌的對面能有個人一起吃飯。
就像弋舟說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劉先生已經買好了回家的高鐵，他在廣州工作，老家在河南，隔著千山萬水，幾天前，老父親打來電話，告知他家裡一切都好。要是沒時間，清明就別回來了，他一個人能搞定。
兒子笑了笑，告訴老父親，最近不忙，已經買好了回去的高鐵，一放假就回家。
其實，不忙是假的，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來，整個清明都安排得滿滿的，但他還是多請了兩天的假，加上清明，一共五天，他知道，錢永遠賺不完，再忙也得回一次家。
是否曾問過自己，如果和父母分隔兩地，每年能回去幾次？一次幾天？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2歲，就算父母超出13歲，活到85歲，算一算，這輩子你到底還能和父母相處多久？”
如果一年就春節回家一次，一次待七天，除去聚會、應酬，以及睡覺和上街購物，真正能在家裡陪父母的時間還不到兩天。
這麼一算，在餘生剩下的日子裡，陪父母的時間竟然不足一個月，算完，不禁哽咽。
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羅奶奶已經72歲了，一個人住在湖北的老家，一個兒子，在廣州買了房，離家遠，一年也就回來一兩次。
兒子上次回來是在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九，離開的時候正好正月初二，在家裡的日子還不到三天，她不怪兒子，知道他壓力大，工作忙。
退休前，羅奶奶是名老師，一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退休後，發現可以寫的東西越來越少，翻開過去一年的日記本，寫得最多的是：“今日無事”。
在孩子過完年，離開後的一個月裡，羅奶奶生病了。
終於有一天，她艱難地在上面寫了幾個字：沒什麼事，我就先死了。
羅奶奶去世的消息，兒子三天後才知道。
向大蘭已經74歲，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某個深山窩裡，老舊的房子，門檻和房門四角都已經磨圓，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簡單的桌子、凳子、蜘蛛網，以及發散的黴味。
村裡沒有年輕人，20歲到50歲的，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留在農村，一年也掙不到兩千塊。向大蘭的兒女也一樣。
鄰居說，她的兒女孫子都對她挺好的，每次來看她，都會給她錢花，只是常年在外，無法照顧。
前幾年，兒子還把老人接去了廣東，不到三年，向大蘭就回來了，人生地不熟，氣候不習慣，吃得也不習慣，日子久了，兒媳也合不來，越住越痛苦。
回來後的向大蘭，越發不愛與人說話，不看電視，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時候就在門口坐一天，從早晨看太陽升起，到傍晚看太陽落山，不說一句話。
有一次，鄰居看她好幾天不出門，就去喊門，喊了很久，也沒見答應，以為出事了。找了幾個人準備撬門，剛一碰到鎖，就聽到了裡面的聲音：“不要撬門，別撬壞了！”
因為腿腳不便，向大蘭買東西都要託人捎帶。7月17日這天，她給了鄰居13元錢，請他買10元藥酒、3元止痛片。
7月18日，她的侄子端了碗豆花過來，喊了幾聲也沒反應，想到老太太不愛搭理人，侄子又端著豆花走了。
7月22日，鄰居帶著藥酒、止痛片來找向大蘭，喊了半天又沒見答應，另一個鄰居說，向大蘭已經三四天沒出門了。
村長、村支書和向大蘭的妹妹隨後趕來，撬開門後發現，向大蘭吊死在門頭，脖子裡纏著繩子，肚子鼓得老大，屋子瀰漫著一股臭味，是自殺。
鄰居說，這一輩子受的罪算是到頭了，“死了，也就解脫了。”
在農村，這樣的事件到處都有。“出門一把鎖，回來一盞燈”幾乎是他們生前的最真實的寫照。
就像圍繞他們的大山一樣，永遠看不到盡頭，看不到出路，他們的孤獨與寂寞，同樣是無窮無盡。死亡，反而成了解脫，成了救贖。
王師傅是安徽蚌埠的一名退休工人，60多歲，早年離婚，一個人將兩個女兒撫養長大，一個嫁到了外地，一個在本地。
老人獨自住在一棟居民樓的樓頂，和周圍的人很少來往，也很少說話，鄰居的印象是深居簡出、寡言少語。可能是害怕孤獨，家裡養了近十條狗。
有一天，樓下的馬師傅發現不對勁，樓上的燈整天整天地亮著，也沒關過，家裡的狗一開始還汪汪叫，這幾天卻不叫了。樓下的大媽說，已經好幾天沒看王師傅出來買糧、遛狗。
大家覺得可能是出事了，於是報警。民警和老王的女兒都趕過來了，門被反鎖，打不開，只好聯繫開鎖公司。
門一開，就聞到一股異味，還有一屋子竄來竄去的狗，場面一片狼藉。王師傅已經死了，大概一週左右，具體時間不知。
有人猜測，王師傅死後，狗開始叫，想叫醒主人，卻發現主人再沒起來。慢慢的，王師傅的屍體開始腐爛，餓急了的十條狗，就開始分吃王師傅的屍體。
表面上繁華的都市，卻居住著中國一半以上的孤獨老人，沒有陪伴、沒有照顧，甚至連找個說話的朋友都很難。
他們徘徊於公園、行走於河邊，最終在沒有黑暗的城市裡，等待死神的到來，悄悄離去，沒人發現。
很多人不知道，年邁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或許，當我們感嘆歲月像把殺豬刀的時候，他們卻扣著手指，度日如年。
又或許，當我們拎著麵包牛奶擠進地鐵的時候，他們正拄著柺杖，從公交的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回起點，反反覆覆。
只為了多說幾句話
小鄭是上海徐彙區的一名送水工，每隔十天，他都要給小區的一位老奶奶送水，老人七十歲，唯一的女兒結婚了，一個月回來看一兩次，多數情況下，老人獨自在家。
送水的次數多了，就熟了，每次送水，老人都會找他做點小事，挪一下沙發，搬一下傢俱，或者替她扔一下垃圾，其實是想把留下來多講幾句話。
小鄭說，我在給她換水桶的時候，她都會抓緊時間跟我說話，家裡有些什麼人，生活得怎麼樣，每天送多少水，等等。每次離開，她都會拿些零食，塞在小鄭的口袋裡。
從沒想過，想找個人說話都那麼難，哪怕只要幾分鐘。
坐到終點，又坐回來
劉爺爺已經82歲，躲過了日軍的轟炸機，也捱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晚年卻被孤獨捕獲，三個子女，一個出省了，一個出國了，還有一個身體不好，很少過來。
劉爺爺每天基本不著家，去江邊看人下棋，或者在小區裡看野貓打架，一看就是半天。實在沒意思，就隨便找個公交車，從起點坐到終點，又從終點坐到起點。
記者要來採訪他，劉爺爺特意去超市買了“一個裡面有一整隻蝦仁”的高檔速凍餃子，一定要留記者吃頓飯。飯桌上，劉爺爺喃喃自語：“爺爺其實不餓，就是想桌子對面有個人一起吃飯。”
對他們來說，不缺錢、不缺穿、不缺吃，唯一缺的是，飯桌的對面能有個人一起吃飯。
就像弋舟說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以至於，連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
劉先生已經買好了回家的高鐵，他在廣州工作，老家在河南，隔著千山萬水，幾天前，老父親打來電話，告知他家裡一切都好。要是沒時間，清明就別回來了，他一個人能搞定。
兒子笑了笑，告訴老父親，最近不忙，已經買好了回去的高鐵，一放假就回家。
其實，不忙是假的，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來，整個清明都安排得滿滿的，但他還是多請了兩天的假，加上清明，一共五天，他知道，錢永遠賺不完，再忙也得回一次家。
是否曾問過自己，如果和父母分隔兩地，每年能回去幾次？一次幾天？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2歲，就算父母超出13歲，活到85歲，算一算，這輩子你到底還能和父母相處多久？”
如果一年就春節回家一次，一次待七天，除去聚會、應酬，以及睡覺和上街購物，真正能在家裡陪父母的時間還不到兩天。
這麼一算，在餘生剩下的日子裡，陪父母的時間竟然不足一個月，算完，不禁哽咽。
遠離父母，有時候是身不由己，也許有種種其他不得已的原因.
但或許我們能做的是，僅僅是趁著父母還健在，趁著我們還年輕，多回家看看。
對年邁的父母來說，這就足夠珍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