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玉美，1949年出生，祖籍即墨市靈山鎮泉上村。出生在一個革命庭裡，和共和國同齡，今年70週歲。
1999年7月，我的母親徐寶奎以87歲高齡與世長辭了。十幾年來，每當我回憶起她老人家，心情總是難以平靜，總會被她的言行感動著，心裡總是湧起酸酸的感觸，悲傷的淚水禁不住會流下來。總覺得母親這一輩子，對於出生在20世紀初一個大字不識一斗的小腳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親共生了我兄妹三個，我最小。作為母親的小棉襖，我跟母親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從我記事起就耳聞目睹了母親的許多往事。小時候不懂事，把母親的往事當故事；年輕時忙家庭忙工作，把母親的故事當耳旁風；上年紀了，在家沒事的時候，想起母親的往事，有了不同的體會，覺得母親身體雖然弱小，但她的人格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是非常偉大的。所以，我就利用空暇時間，寫下來，留給她老人家的子子孫孫，讓她的後代敬仰她，崇拜她，為她自豪吧！
我叫胡玉美，1949年出生，祖籍即墨市靈山鎮泉上村。出生在一個革命庭裡，和共和國同齡，今年70週歲。
1999年7月，我的母親徐寶奎以87歲高齡與世長辭了。十幾年來，每當我回憶起她老人家，心情總是難以平靜，總會被她的言行感動著，心裡總是湧起酸酸的感觸，悲傷的淚水禁不住會流下來。總覺得母親這一輩子，對於出生在20世紀初一個大字不識一斗的小腳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親共生了我兄妹三個，我最小。作為母親的小棉襖，我跟母親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從我記事起就耳聞目睹了母親的許多往事。小時候不懂事，把母親的往事當故事；年輕時忙家庭忙工作，把母親的故事當耳旁風；上年紀了，在家沒事的時候，想起母親的往事，有了不同的體會，覺得母親身體雖然弱小，但她的人格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是非常偉大的。所以，我就利用空暇時間，寫下來，留給她老人家的子子孫孫，讓她的後代敬仰她，崇拜她，為她自豪吧！
我的母親徐寶奎。
地下革命
聽母親講，我家參加革命最早的是我的二伯父，他的名字叫胡祝本，後來為了革命的需要，化名陳進，這個名字一直用到生命結束。1938年，日本鬼子侵佔我即墨大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二十多歲的二伯父，早就祕密參加了地下黨，為掩護革命，他在泉上村從事教書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接到新的任務，悄悄地在街門上放了一封信，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爺爺起來開門時，從門上掉下這封信，打開一看，主要意思是，“二位父母，兒子為了革命工作不能在家盡孝，養老送終了，希望你們好好保重身體......”二伯父很早接受革命教育，有文化，顧大局，識大體，為了大家，捨棄了小家的父母、妻子和一雙不懂事的兒女，毅然決然的投入到大部隊，參加了抗日隊伍，奔赴到革命的最前線。抗日戰爭結束後，又參加瞭解放戰爭，共和國建立後，建設新中國，轟轟烈烈走完了他偉大的戎馬一生。八十年代初，病故於萊陽幹休所，職位師級。
母親十九歲就進了胡家門，當時家裡很貧窮。聽胡曉光（和父親是一個爺爺，比父親小，共產黨員，很小參加革命，現住在北京）二叔說，我父親叫胡居本，字耕本，二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地下工作期間曾化名蘭玉璽，1939年冬入黨，並任中共即墨縣九區區委組織委員。在父親和其他革命同志的教育影響下，母親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我們才會有和平的安寧的生活。因此，我母親也成為抗日積極分子，村抗日救國婦女委員會的組長。到1940年，母親經馬金銘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黨的一分子。我們村很多人都是在馬金銘介紹下走上革命道路，參加抗日的。
從此，母親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革命活動：有時為在我家祕密開會的同志放哨，做飯，送信；有時去村邊路口接應交通員；還經常祕密通知村中積極分子來我家開會學習。放哨的時候，抱著我大哥在街上來回溜達，平安時就學找雞的聲音，有情況時就喊找狗的話。在家裡開會的同志聽到不安全的喊聲，就會趕緊從我家後門轉移到莊稼地裡去。到好吃飯的時候，母親就裝扮成上坡幹活的樣子，把飯偷偷地送去。
有一次，正逢靈山集，有個男交通員挑著兩笆簍地瓜葉要來我家，母親到村口接應。見了面母親就說：“兄弟你來了！”那個交通員說：“來了二姐！”實際上，笆簍裡裝的是油印機。下午，母親把交通員送到村口，“兄弟，回去告訴俺娘，住幾天我就回去看她昂。”“好吧，二姐你回去吧。”
在解放前老百姓那封建思想裡，母親經常在街上站著，父親又不在家，今天來了個表哥，明天來了個表弟，鄰居們不免閒言碎語說三道四的。我就問母親怕不怕，母親說：“我什麼也不在乎，因為這是你爹同意的讓我乾的!”我說：“娘，你那個時候為革命工作，每月多少錢？”母親說：“一分也沒有。不但不掙錢，我還賠上許多飯，賠上許多火油。”
一直到今天，在我家吃過飯、開過會的許多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我還記得：有毛家嶺的吳善堂，後疃的苗京明，還有於保光、李紅偉、張典石、樑俊田......女同志有馬金銘的妻子於岐，還有胡佩莊，還有個女教師叫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聽母親說，這些地下交通員裡後來出了個叛徒吳修安，也是附近一個村的人。由於他的出賣，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革命同志被殺害了。
大家都知道，靈山泉上村是革命紅色根據地，當地人都說是“八路窩”，那一次光泉上村就有十幾名革命同志被捕，這些事情即墨黨史都有記載。每當提起吳修安，母親氣的咬牙切齒：“這個鱉羔子，當時在咱家跑交通時我對他多好啊，冬天冷，我把你爹的棉襖都給他穿了；要過年了，他家裡窮的揭不開鍋，我又給了他20斤麥子。那點麥子，現在不算什麼，那時，自己家吃飯靠租人家的一畝六分地生活。再不夠，我就回孃家要點，那20斤麥子幾乎是家裡全部的細糧了。早知道這塊壞種能叛變，打死我也不能幫他。”母親說：“那天多虧你爹沒回家，不然，也會死在他手裡，你六爺爺就是被他出賣，被敵人殺害了。”
二哥出生
1944年閏四月，二哥出生了。當時我父親在外面繼續抗日工作，由於形勢嚴峻，整年沒有他的音信，生死不明。這可急壞了月子裡的母親。
在那個愚昧貧窮落後的年代，實在沒法子，就找人算命，每次都是下下卦，人沒了。母親天天以淚洗面，兩隻眼睛都哭瞎了，那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個弱小女人帶著二個孩子可怎麼過啊！家裡光生活都無法維持，外面的漢奸、狗腿子知道是革命家屬，還時常來我家威脅“孩子哪來的？你男人哪去了？”母親說：“死了！”這還不行，在那個年代男人死了，女人還生孩子有悖倫理道德，是傷風敗俗的，也不能放過。所以今天來了幾個要拉母親出去打，明天來幾個又要拖出去殺。這日子怎麼過啊，沒有一顆堅強的心人怎麼活下去啊！
看看襁褓中的二哥，看看四歲的大哥，孩子們沒有了爹，不能沒有娘吧。於是母親就去找胡家主事的大爺爺商量辦法，為了能活下去，母親說：“大爹，實在沒辦法我就背黑鍋吧。”大爺爺說：“只要能保住命，只好這麼辦了”。就這樣母親忍受著屈辱，想盡了辦法才保住了二哥保住了這個家，躲過了大難一場。那時母親真是度日如年啊，艱難程度是我們無法體會的。
熬啊熬，二哥一歲半了。一天晚上，有人朝我家窗上扔了兩把沙土，母親一聽就知道是自己人，趕緊下來開門，一看是我爹回來了。這時的母親是又驚又喜，是做夢，還是見鬼？她掐了一下自己，不是夢是真的。“我的天呀，人家都說你被槍打死了，你沒死啊！”母親激動地說,“你人不回來，連個信都沒有？”父親說:“我們的組織在西邊移風一帶打游擊戰，咱這邊被敵人封鎖太緊了，所以就沒有捎信的機會，什麼也聯繫不上......”其實，這期間父親從路過靈山幾次，為了革命工作，為了組織的安全，都沒有回家看望妻兒，這是需要何等的煎熬啊。自此以後，母親再也不相信打卦算命的事，也經常告誡我們不能相信，全是騙人的把戲。
突然轉移
1945年，中國人民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趕出了中國，老百姓該過和平的日子了，誰知道國民黨又挑起了內戰，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父親依然在外面跟隨共產黨組織南征北戰，一年也回家沒有幾天，為了安全，回來也要偷偷地回。母親在村裡帶著孩子，仍然為地下交通站站崗放哨，日子真是難熬啊。
1947年秋，母親正在場院上收拾莊稼，突然接到上級緊急通知：因國民黨軍隊要向靈山根據地發動進攻，八路軍家屬連夜全部轉移。泉上村的所有八路軍家屬拖老帶幼，個人只帶幾件現穿的衣服，有牲口的牽著牲口，一大隊人馬天剛黑就上了路。房屋、一切東西都帶不走了，先轉移吧，不然國民黨抓起來是要殺頭的。
一路上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跋山涉水。母親揹著三歲的二哥，領著八歲的大哥，靠著兩隻小腳，一步一步，歷盡千辛萬苦。路上好幾次，母親累了哄二哥下來走一段，可是黑燈瞎火，山路崎嶇，又困又乏，一個三歲的孩子怎能不害怕呢？他就是不下來。累得實在走不動了，母親就擰二哥的屁股，他像是粘在孃的背上一樣。好不容易在天亮前到達了安全地帶萊海山區，被安排在老百姓的家裡，娘脫下鞋，腳底全是血泡。那種累和嚇，是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體會的。
在這些轉移的八路家屬隊伍中，我們一大家就有20幾口。其中，我大爺爺走著走著累的死活不走了，把他的兒子好罵了一頓，後來在大夥的勸說下又走了。我二伯母自小腿瘸，一路上馱她的毛驢都累死了。對比之下一個1.5米的小腳女人，揹著一個孩子，一夜走了八九十里山路，多麼不容易啊，沒有孃的堅強，是做不到的。
重蓋房子
在萊海陽住了一段時間，即墨的鬥爭形勢相對安定了一些，母親又服從黨組織安排，回到了即墨移風一帶生活，那時稱“移風區”。
大約住了兩年時間，到1949年秋，即墨解放了，我們才回到了家鄉靈山泉上。回村一看，家呢，沒了，被國民黨狗腿子給扒了，連房子的土堆都被推出去了。那時也沒有個拖拉機，勞動工具及其落後，可見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有多恨。這可怎麼辦？總不能住大街上吧，母親只得去求人，村裡好心的胡敦堯把西廂屋借給了俺家住。
就在這年的十二月我出生了。母親說，當時回來就是倆肩膀頂著個頭，要什麼沒什麼，我父親還是不在家，在1949年時參加解放南京的戰鬥，勝利後就在那裡工作了。
全家人只能吃點借點，連肚子都吃不飽。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可是，老借人家屋住也不行啊。於是，第二年春天，母親就打算蓋房子，這又給母親一個天大的難題。但現實逼著母親必須這麼做，於是開始抱著我四處求親告友，讓鄰居百家幫著，一趟不行就兩趟，白天不行就晚上再去，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一天晚上，母親抱著我不小心被一個土堆絆倒了，把我壓在下面差點壓死。蓋屋的材料多虧姥爺幫著，就這樣蓋了四間小土屋，到冬天才完工搬進去，終於有了個自己的“窩”。也就是在這一年，土地改革給俺家分到了土地，大爺爺幫著耕種，總算能吃飽肚子了。
我叫胡玉美，1949年出生，祖籍即墨市靈山鎮泉上村。出生在一個革命庭裡，和共和國同齡，今年70週歲。
1999年7月，我的母親徐寶奎以87歲高齡與世長辭了。十幾年來，每當我回憶起她老人家，心情總是難以平靜，總會被她的言行感動著，心裡總是湧起酸酸的感觸，悲傷的淚水禁不住會流下來。總覺得母親這一輩子，對於出生在20世紀初一個大字不識一斗的小腳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親共生了我兄妹三個，我最小。作為母親的小棉襖，我跟母親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從我記事起就耳聞目睹了母親的許多往事。小時候不懂事，把母親的往事當故事；年輕時忙家庭忙工作，把母親的故事當耳旁風；上年紀了，在家沒事的時候，想起母親的往事，有了不同的體會，覺得母親身體雖然弱小，但她的人格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是非常偉大的。所以，我就利用空暇時間，寫下來，留給她老人家的子子孫孫，讓她的後代敬仰她，崇拜她，為她自豪吧！
我的母親徐寶奎。
地下革命
聽母親講，我家參加革命最早的是我的二伯父，他的名字叫胡祝本，後來為了革命的需要，化名陳進，這個名字一直用到生命結束。1938年，日本鬼子侵佔我即墨大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二十多歲的二伯父，早就祕密參加了地下黨，為掩護革命，他在泉上村從事教書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接到新的任務，悄悄地在街門上放了一封信，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爺爺起來開門時，從門上掉下這封信，打開一看，主要意思是，“二位父母，兒子為了革命工作不能在家盡孝，養老送終了，希望你們好好保重身體......”二伯父很早接受革命教育，有文化，顧大局，識大體，為了大家，捨棄了小家的父母、妻子和一雙不懂事的兒女，毅然決然的投入到大部隊，參加了抗日隊伍，奔赴到革命的最前線。抗日戰爭結束後，又參加瞭解放戰爭，共和國建立後，建設新中國，轟轟烈烈走完了他偉大的戎馬一生。八十年代初，病故於萊陽幹休所，職位師級。
母親十九歲就進了胡家門，當時家裡很貧窮。聽胡曉光（和父親是一個爺爺，比父親小，共產黨員，很小參加革命，現住在北京）二叔說，我父親叫胡居本，字耕本，二十四歲就參加了革命，地下工作期間曾化名蘭玉璽，1939年冬入黨，並任中共即墨縣九區區委組織委員。在父親和其他革命同志的教育影響下，母親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我們才會有和平的安寧的生活。因此，我母親也成為抗日積極分子，村抗日救國婦女委員會的組長。到1940年，母親經馬金銘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黨的一分子。我們村很多人都是在馬金銘介紹下走上革命道路，參加抗日的。
從此，母親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革命活動：有時為在我家祕密開會的同志放哨，做飯，送信；有時去村邊路口接應交通員；還經常祕密通知村中積極分子來我家開會學習。放哨的時候，抱著我大哥在街上來回溜達，平安時就學找雞的聲音，有情況時就喊找狗的話。在家裡開會的同志聽到不安全的喊聲，就會趕緊從我家後門轉移到莊稼地裡去。到好吃飯的時候，母親就裝扮成上坡幹活的樣子，把飯偷偷地送去。
有一次，正逢靈山集，有個男交通員挑著兩笆簍地瓜葉要來我家，母親到村口接應。見了面母親就說：“兄弟你來了！”那個交通員說：“來了二姐！”實際上，笆簍裡裝的是油印機。下午，母親把交通員送到村口，“兄弟，回去告訴俺娘，住幾天我就回去看她昂。”“好吧，二姐你回去吧。”
在解放前老百姓那封建思想裡，母親經常在街上站著，父親又不在家，今天來了個表哥，明天來了個表弟，鄰居們不免閒言碎語說三道四的。我就問母親怕不怕，母親說：“我什麼也不在乎，因為這是你爹同意的讓我乾的!”我說：“娘，你那個時候為革命工作，每月多少錢？”母親說：“一分也沒有。不但不掙錢，我還賠上許多飯，賠上許多火油。”
一直到今天，在我家吃過飯、開過會的許多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我還記得：有毛家嶺的吳善堂，後疃的苗京明，還有於保光、李紅偉、張典石、樑俊田......女同志有馬金銘的妻子於岐，還有胡佩莊，還有個女教師叫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聽母親說，這些地下交通員裡後來出了個叛徒吳修安，也是附近一個村的人。由於他的出賣，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革命同志被殺害了。
大家都知道，靈山泉上村是革命紅色根據地，當地人都說是“八路窩”，那一次光泉上村就有十幾名革命同志被捕，這些事情即墨黨史都有記載。每當提起吳修安，母親氣的咬牙切齒：“這個鱉羔子，當時在咱家跑交通時我對他多好啊，冬天冷，我把你爹的棉襖都給他穿了；要過年了，他家裡窮的揭不開鍋，我又給了他20斤麥子。那點麥子，現在不算什麼，那時，自己家吃飯靠租人家的一畝六分地生活。再不夠，我就回孃家要點，那20斤麥子幾乎是家裡全部的細糧了。早知道這塊壞種能叛變，打死我也不能幫他。”母親說：“那天多虧你爹沒回家，不然，也會死在他手裡，你六爺爺就是被他出賣，被敵人殺害了。”
二哥出生
1944年閏四月，二哥出生了。當時我父親在外面繼續抗日工作，由於形勢嚴峻，整年沒有他的音信，生死不明。這可急壞了月子裡的母親。
在那個愚昧貧窮落後的年代，實在沒法子，就找人算命，每次都是下下卦，人沒了。母親天天以淚洗面，兩隻眼睛都哭瞎了，那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個弱小女人帶著二個孩子可怎麼過啊！家裡光生活都無法維持，外面的漢奸、狗腿子知道是革命家屬，還時常來我家威脅“孩子哪來的？你男人哪去了？”母親說：“死了！”這還不行，在那個年代男人死了，女人還生孩子有悖倫理道德，是傷風敗俗的，也不能放過。所以今天來了幾個要拉母親出去打，明天來幾個又要拖出去殺。這日子怎麼過啊，沒有一顆堅強的心人怎麼活下去啊！
看看襁褓中的二哥，看看四歲的大哥，孩子們沒有了爹，不能沒有娘吧。於是母親就去找胡家主事的大爺爺商量辦法，為了能活下去，母親說：“大爹，實在沒辦法我就背黑鍋吧。”大爺爺說：“只要能保住命，只好這麼辦了”。就這樣母親忍受著屈辱，想盡了辦法才保住了二哥保住了這個家，躲過了大難一場。那時母親真是度日如年啊，艱難程度是我們無法體會的。
熬啊熬，二哥一歲半了。一天晚上，有人朝我家窗上扔了兩把沙土，母親一聽就知道是自己人，趕緊下來開門，一看是我爹回來了。這時的母親是又驚又喜，是做夢，還是見鬼？她掐了一下自己，不是夢是真的。“我的天呀，人家都說你被槍打死了，你沒死啊！”母親激動地說,“你人不回來，連個信都沒有？”父親說:“我們的組織在西邊移風一帶打游擊戰，咱這邊被敵人封鎖太緊了，所以就沒有捎信的機會，什麼也聯繫不上......”其實，這期間父親從路過靈山幾次，為了革命工作，為了組織的安全，都沒有回家看望妻兒，這是需要何等的煎熬啊。自此以後，母親再也不相信打卦算命的事，也經常告誡我們不能相信，全是騙人的把戲。
突然轉移
1945年，中國人民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趕出了中國，老百姓該過和平的日子了，誰知道國民黨又挑起了內戰，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父親依然在外面跟隨共產黨組織南征北戰，一年也回家沒有幾天，為了安全，回來也要偷偷地回。母親在村裡帶著孩子，仍然為地下交通站站崗放哨，日子真是難熬啊。
1947年秋，母親正在場院上收拾莊稼，突然接到上級緊急通知：因國民黨軍隊要向靈山根據地發動進攻，八路軍家屬連夜全部轉移。泉上村的所有八路軍家屬拖老帶幼，個人只帶幾件現穿的衣服，有牲口的牽著牲口，一大隊人馬天剛黑就上了路。房屋、一切東西都帶不走了，先轉移吧，不然國民黨抓起來是要殺頭的。
一路上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跋山涉水。母親揹著三歲的二哥，領著八歲的大哥，靠著兩隻小腳，一步一步，歷盡千辛萬苦。路上好幾次，母親累了哄二哥下來走一段，可是黑燈瞎火，山路崎嶇，又困又乏，一個三歲的孩子怎能不害怕呢？他就是不下來。累得實在走不動了，母親就擰二哥的屁股，他像是粘在孃的背上一樣。好不容易在天亮前到達了安全地帶萊海山區，被安排在老百姓的家裡，娘脫下鞋，腳底全是血泡。那種累和嚇，是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體會的。
在這些轉移的八路家屬隊伍中，我們一大家就有20幾口。其中，我大爺爺走著走著累的死活不走了，把他的兒子好罵了一頓，後來在大夥的勸說下又走了。我二伯母自小腿瘸，一路上馱她的毛驢都累死了。對比之下一個1.5米的小腳女人，揹著一個孩子，一夜走了八九十里山路，多麼不容易啊，沒有孃的堅強，是做不到的。
重蓋房子
在萊海陽住了一段時間，即墨的鬥爭形勢相對安定了一些，母親又服從黨組織安排，回到了即墨移風一帶生活，那時稱“移風區”。
大約住了兩年時間，到1949年秋，即墨解放了，我們才回到了家鄉靈山泉上。回村一看，家呢，沒了，被國民黨狗腿子給扒了，連房子的土堆都被推出去了。那時也沒有個拖拉機，勞動工具及其落後，可見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有多恨。這可怎麼辦？總不能住大街上吧，母親只得去求人，村裡好心的胡敦堯把西廂屋借給了俺家住。
就在這年的十二月我出生了。母親說，當時回來就是倆肩膀頂著個頭，要什麼沒什麼，我父親還是不在家，在1949年時參加解放南京的戰鬥，勝利後就在那裡工作了。
全家人只能吃點借點，連肚子都吃不飽。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可是，老借人家屋住也不行啊。於是，第二年春天，母親就打算蓋房子，這又給母親一個天大的難題。但現實逼著母親必須這麼做，於是開始抱著我四處求親告友，讓鄰居百家幫著，一趟不行就兩趟，白天不行就晚上再去，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一天晚上，母親抱著我不小心被一個土堆絆倒了，把我壓在下面差點壓死。蓋屋的材料多虧姥爺幫著，就這樣蓋了四間小土屋，到冬天才完工搬進去，終於有了個自己的“窩”。也就是在這一年，土地改革給俺家分到了土地，大爺爺幫著耕種，總算能吃飽肚子了。
我的父親胡居本。
父親病故
嚴霜單打苦草根。好景不長，1951年，父親由於長期奔波工作，有時又幾頓連飯都吃不上，更不用說補充現在說的“營養”，於是積勞成疾。他從南京調回了青島，安排在青島市衛生局，到了1953年10月，父親就已經奄奄一息了。
組織上問父親還有什麼要求，父親斷斷續續地說：“我老家裡有沒長大的孩子，還有個小女孩......”單位領導馬上派人，騎著自行車從青島到即墨靈山泉上村，連口水都沒有喝，把母親和我接了去青島。那時候交通不順，道路坑坑窪窪，來回也得五六個小時。
等到我們趕到的時候已經接近半夜了，父親已經連話也不能說了，大夫說，“衚衕志，你不是想見見你女兒嗎？她來了......”父親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四歲的我連父親唯一的這點要求都沒做到，沒有喊他一聲“爹”。從出生到父親去世我從來沒有叫過他一聲。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一直在外面工作，那時交通落後，父親一年就回家三次二次的，每次住三天二日就走了，我根本就當他是陌生人，見了就害怕，現在讓我叫他爹，無論如何也叫不出來。
長大懂事後，每當母親講起這段往事，我感到有一種深深地罪惡感，自己都無法原諒自己，時常責備自己的年幼無知，以至於這事成了我終生的遺憾。
父親逝世是正值壯年，當時他才39歲，母親四十二歲，大哥十四歲，二哥九歲。父親的去世，對於我家無疑是晴空霹靂，當然最悲痛的是母親，彷彿掉進了萬丈深淵，天塌了。組織領導問母親有什麼困難，母親就說，“土改分了幾畝地，孩子小，我也幹不動。”領導說，“這個不是問題，我們可以安排當地政府幫助解決。”
就這樣，母親沒要政府一分錢，帶著我回家開始了艱難的生活。對於父親我不認識，從沒叫聲；倆哥哥對於父親有什麼感情，有多少記憶我沒問，估計也不會印象深刻。我知道俺兄妹三人都沒得到父愛，父親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給予我們的極少極少，給予這個家庭的更是少的可憐。俺姊妹三個是弱小而偉大的母親養育，撫養成人的。但是我們都不怪父親，因為父親是舍小家，顧大家，為了千千萬萬個家庭幸福，為了萬萬千千個孩子有爹痛娘愛，把自己青春年華和寶貴生命，獻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獻給了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因此，我們為有這樣的父親感到無比的驕傲！
父親去世的最初幾年，俺兄妹也小，母親天天在“哭”道上行走。特別是遇到難事或是過年過節了，經常在家頂著屋子哭，這種哭是無奈和無助，是生活在逆境中的悲情宣洩，也是處在絕境中的掙扎。多少好心人聽見了就進去勸說勸說，過來一會母親就止住了哭聲，為了拉扯大孩子硬著頭皮過下去。有時候，母親去村後父親的墳上哭，跟父親傾訴心中的苦楚，越哭越傷心，哭很長時間也不起來。我玩完了傍晌或傍晚回家，看到門鎖著，就知道娘又去爹的墳上哭了。到了那裡就站在一旁等著，也不會把娘扶起來，也不會勸說一句，等啊等，等到娘感到天晌或天黑了孩子該吃飯了，就起來領著我回家。現在一回想起母親說的這些，我就恨自己，恨自己的幼小和無知，不能幫助母親減輕點痛苦。
教育子女
苦菜花開又一春。母愛偉大，時間更是最好良藥。
年復一年，我到了上學的歲數了，母親千叮嚀萬囑咐：“到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好好學習，別人的不能饞，公家的東西不能拿。你需要鉛筆石板了，我給你買，沒有錢，等我掙錢攢夠了就買，早晚咱就買上了。”
母親還說：自己不識字是個睜眼瞎，吃了若干苦，上了若干火。有一次，父親也是好長時間沒有回家，一回來娘就埋怨說：“你人不回來，有封信也好嘛。”爹說：“我捎封信好乾什麼，你還得東鄰西舍的找人看，還得耽誤你的工夫。”這句實話深深地刺痛了母親，她打那時起就下了決心，她的孩子無論男女，以後都要讀書上學，就是自己要飯吃，也得讓孩子讀書，能讀到那裡就供到那裡。因為，她懂得讀書的重要性。
輪到我上學了，家裡依然很窮，上了十幾年的學，我從來沒有個鉛筆盒。那個花布書包，是母親用八個雞蛋換來的。娘為了我們讀書，天天給人家紡棉花，常常紡到下半夜，我睡醒一覺了聽見紡車還在嗡嗡響。
現在每當想起這些，心中仍是痠痛無比，心痛生在多災多難時期的母親，為了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遺憾的是，我高中畢業時，正趕上十年動亂，失去了高考的機會，辜負了母親的期望，成了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後來我工作了，母親又諄諄教導我說：“到了工廠一定要聽領導分配，公家的活要當自己的幹，不要偷奸耍賴。另外，公家的東西不能浪費，該節約就節約，車間該收拾就搶著收拾，多幹點活累不死。另外，不管走到哪裡，嘴要老實，手要老實。”
母親雖然不識字，卻用最樸實的話語教育著我們，影響著我們。感謝我母親讓俺兄妹三人學到知識，懂得做人的道理。我和二哥都是共產黨員，二哥還當了多年的村支書，領導農民發家致富。
晚年生活
後來我們兄妹相繼成人，結婚、生子，母親又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隨著農村改革開放，農民的生活也如芝麻開花，節節高了。
母親的晚年大多時間和我生活在一起，也經常給我的孩子講這些革命往事，人老了特別愛嘮叨，以前的事記憶猶新，孩子聽得多了就聽煩了。有一次孩子說：“哎呀，姥姥你快別講了，你的那些事我都背過了。”
記得有天中午，我蒸了一鍋包子，吃飯時母親坐在飯桌前，母親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對我們說：“過去咱家偷著當八路，那些革命同志跟我說‘大嫂子，等將來革命成功了，咱吃好的、穿好的，種地，推磨，碾碾都不用人了，都用機器。’我當時覺得人家吹牛，那現在還真讓他們說對了，真過上這樣好日子了，這都是跟著共產黨佔得光。”
經歷了磨難與艱苦，母親87歲去世了，可她老人家得到的幸福，並不能補償她一生的辛苦。我常常想，如果母親能活動現在，她能目睹到農村日新月異的變化，人民生活的提高，家庭生活的幸福，她更會感到無比的幸福。
艱難困苦為革命，不屈精神佑子孫！偉大母親的一生，是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付出青春年華的一生！是為兒女無私奉獻的一生，是平凡又偉大的一生！是令人敬佩的一生！
我為有這樣的母親，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編輯 已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