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創作的最後一部小說，主要反應在國民黨統治的重慶地區下層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汪文宣、曾樹生和汪母三個人由於生活艱辛經常出現矛盾，而婆媳問題更是突出。最終曾樹生忍無可忍拋下病重的丈夫離家出走，汪文宣在內憂外患情況下終於在抗戰勝利的歡聲笑語中死去。
婆媳問題是汪家最大的問題，婆媳之間出現矛盾，她們中間的那個男人應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汪文宣的懦弱則經常讓矛盾加劇並且這種性格最終也毀滅了自己。汪文宣的性格導致了悲劇，而他的這種性格的產生則來源於家庭的塑造，特別是一個人沒有重新組成小家庭之前的“原生家庭”對性格的影響更大。
“原生家庭”是由美國家庭治療先驅薩提亞提出的，所謂原生家庭，是指人從小成長的家庭，也就是由父母所照顧的家。一個人的個性、人格以及人際互動等方面都會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原生家庭是影響人最早也是最持久的環境以及系統。
在《寒夜》的人物設置上汪文宣是核心人物，他的性格很鮮明：老好人、母親面前溫順的孩子。他不僅在家懦弱，在外也是，在公司做校對職員時上級的一個不經意的眼神都會把他嚇得六神無主。汪文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性格，與其原生家庭有脫不開的關係。而他的原生家庭裡，汪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得不說，汪母這個形象塑造地非常立體——她不是一個純粹的壞人：她雖然狹隘、守舊、愛發牢騷，但她同樣是位堅強的母親，一個勤懇的勞動婦女。小說中的汪母出身於一個不錯的家庭，讀過私塾，認識幾個字，自從守寡後，克勤克儉，獨自拉扯兒子，有了孫子之後也並未放鬆自己，從前的“才女小姐”甚至變成了汪家的“二等老媽子”。儘管生活艱難，但她依然要強、自尊，從不有求於任何人，間接地使用兒媳當“花瓶”得來的錢讓她痛苦，她就算賣掉丈夫留下的唯一的金戒指也要換回心安。汪文宣死後幾乎沒有多餘的錢了，她在門口擺地攤把家中東西變賣，隨後沒有通知任何人，自己跑了兩天，安葬了兒子。退一步講，即便她不是一個好婆婆，但她也絕對算得上是一位讓人尊敬的母親。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母親是非常強勢的。汪母早年喪夫，所受的封建教育讓她遵循三從四德的禮教，她從此守著兒子過日子。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到一種矛盾：在封建思想體系的家庭概念中，男性是主體，女人則居於從屬的地位——“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也就是說，丈夫死後，母親是要把兒子當作主心骨的，但如果兒子太小，要強的汪母不得不“代父權”成為家中的頂樑柱。那麼，這樣的母親，既要以兒子為天，又要拿出“代父權”的權威，她其實是很矛盾的，但是可能她自己從未認識到這一點。
從汪母“代父權”的角度看，在寡母幼子的家庭中，母親變成了封建式的“大家長”，母親更多的時候其實是獨裁者，更何況汪母本身就十分要強。我們不難從作品中的一些細節推測出母子二人的相處模式：已經34歲的汪文宣汗背心等貼身衣物依舊出自母親之手，更不用說每天的餐飯。也就是說，他的衣食沒有選擇的餘地，母親做了什麼他就受用什麼，其實就是汪母對兒子的任何事情都要親力親為的，這種大包大攬無形之中造成了汪文宣懦弱的性格。在母親過於強勢的原生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幼年時期會受到母親過多的呵護，以至於成年以後也擺脫不了這種被呵護的狀態，所以遇事情沒有主見，想著要求助於母親。
而事實上汪文宣在家中的生活也確實如此，生活中的諸多事情都被母親插手。受封建思想影響的汪母曾經一定有這樣一個信念：一定要把兒子拉扯成人，否則對不起汪家的列祖列宗。母子相處模式可見一斑，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汪文宣，在與曾樹生結合成新家庭之後，作為“丈夫”的身份他並沒有及時轉變過來，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有矛盾時他也註定保護不了曾樹生，因為他一直是被母親保護得很好並且要順從母親這個家長的權威。
而這樣的“家長”對曾樹生就沒有什麼威懾力了，接受新思想的曾樹生，是不會屈服於汪母那種封建家長式的權威的，因此，汪母“一家之主”的尊嚴受到了挑戰，她對媳婦不滿意。
從“夫死從子”的角度看，丈夫死後，汪母把所有的愛和關注全部投注到兒子身上，除此之外別無寄託。她是位母親，卻也是個女人，多年的母子相依為命讓汪母習慣了對兒子的專有。兒子長大成人娶妻生子，是不可能把全部的愛和精力給母親的，這時候的母親心中就不平衡了。尤其是母親眼中認為母子之情和夫妻之情的競爭她總是處於敗陣，所以這樣的母親會對兒媳有一種天然的排斥。
再者，兒子長大後，汪母的意識形態中理所當然地把汪文宣當作家裡的“天”，這種舊思想在當時新舊交替的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有時甚至在想，大概母愛也是自私的吧。汪母愛兒子，願意為兒子做一切事情，也願意跟著兒子吃苦。長期的孤兒寡母的生活使她難以看清兒子始終是另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個體。成人後的兒子，就是她的天，她後半生的指望——“你是我兒子，我就只有你一個，你還不肯保養身體，我將來靠哪個啊。”
而以曾樹生為代表的新女性接受新式教育，有高收入，追求個人主義，不符合“賢妻良母”的標準，這些在汪母看來是十惡不赦的——“我十八歲嫁到你汪家來，三十幾年了，我當初做媳婦，哪裡是這個樣子？我就沒見過她那樣的女人！”她越愛兒子，就越對媳婦感到不滿，甚至要挑唆兒子與曾樹生離婚。
汪母作為“原生家庭”對於兒子由婚姻關係組成的小家的干預也被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倒不是說所有的“原生家庭”都不能干預子女成年後的新家，而是想汪母這樣過渡干預、強勢干預，那麼日積月累肯定是會出問題的。
汪母不會意識到，家庭中的這種不穩定關係，其實不僅會害了兒子，也會傷了自己。汪文宣在母親和樹生都絲毫不退讓的情況下憂慮抱病，直至每況愈下，最後死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歡聲笑語裡。而隨著兒子盛年早逝、家庭瓦解，汪母只能帶著孫子回鄉下繼續過苦日子。
跟我家那位三腳貓專家聊起汪文宣的這種懦弱的性格是不是和強勢的母親有必然的關係時，“專家”若有所思地說：“那他（汪文宣）的性格也有可能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有幾分道理，但是我想到中國傳統的“家”文化的一個典型的定義是建立在對“孝”的認同和膜拜上。這種“孝”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要對長輩的完全尊重與順從，這其實是有一種“等級”的意思在裡面，這樣的思想在今天仍有殘留。倒不是批判這種思想有什麼不妥，還是那句話：父母和子女都是完全獨立的個體，雙方應該平等地溝通。可是偏偏有些人認為不順從父母的意思就是不孝，到了9102年仍然有年輕人這樣認為，更何況那個時代的汪文宣呢？所以汪文宣的性格註定是軟弱的，他的性格不可能朝著另一個狂飆突進的方向發展。
說了這麼多，並非是完全指責汪母。正如前文所分析，汪母的性格同樣有著非常深厚的社會文化內涵。而汪文宣和曾樹生也各自有著自身的侷限性。汪文宣的軟弱自然不必說。而曾樹生雖然有青春活力，但也確實是吃不了太多苦的，她在銀行所做的工作其實就是“花瓶”，工作什麼的不重要，打扮漂亮說說笑笑讓領導們開心就好。（小說中沒有交代曾樹生的原生家庭，這裡不再分析。）正如巴金所說：“三個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
巴金寫這部小說的本意是批判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像汪文宣和曾樹生這樣的知識分子有理想在那個環境中不能實現，教育學出身的高材生只能靠做校對和花瓶勉強度日。巴金說，“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也許是吧，但是我相信家中的婆媳問題會依然以另外的方式存在。